郭沫若為什麼被罵無恥文人，想必同學們都學過郭沫若的詩，對郭沫若的才華也是有一定的瞭解。但是，他卻被魯迅罵慘了，魯迅一生罵過的人不多，而郭沫若是被罵的最狠的一個，到底郭沫若做了什麼，引起魯迅的如此大動肝火，下面跟男人世界小編來了解下吧。
魯迅
魯迅一生罵過無數的人，在我看來，罵得最狠的，莫過於郭沫若，説他是“才子加珂羅茨基(流氓痞棍)”。郭沫若被罵是活該，因為他先去惹了魯迅，説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
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性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甚至罵魯迅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
魯迅回他一句“才子加流氓”，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魯迅
要論才氣，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當中，郭沫若當仁不讓排第一，集科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詩人、作家、劇作家、評論家各類桂冠於一身，有些是官家送的，但大多倒名至所歸。
他的甲骨文研究、浪漫主義新詩和充滿激情的回憶錄，皆是無可否認的傳世之作。儘管立場和人品多有非議，他還是順利當選了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魯迅在罵他流氓之前，也不得不先承認他是一個才子。
那麼，在現代中國歷史語境之下，才子是如何變流氓的? 才子與流氓之間，究竟有何內在的精神脈絡?
還是要從童年説起，一個人的秉性通常與他的家庭與生長環境有關。郭沫若出身於四川樂山沙灣小鎮。這個地方以盛產土匪出名，當地人也多少沾染了一點匪氣，郭沫若後來也多次自稱“我這個天生的流氓痞棍”。
一般人總以為中國讀書人是儒道互補，進則兼善天下，退則歸隱山林。獨具慧眼的聞一多卻指出，讀書人在儒道之外，還有一個“匪氣”。匪氣、流氓氣、痞子氣，“三氣”相通，它們都來自底層的江湖社會。一般官宦之家出身的讀書人，會有點迂腐氣、書生氣，但接觸不到這“三氣”。
倘若家道中落，流落民間，破落士大夫家庭的孩子便會與“三氣”有染。周作人曾經説過，我身上有兩個鬼，一個是紳士鬼，另一個是流氓鬼。破落官宦家庭成長起來的周氏兄弟平時文質彬彬，一旦逼急了，會露出“流氓”的一面，尤以魯迅為甚。
不過，魯迅的“流氓氣”是後天的，只是用來自衞，其為人行事有原則，講是非。郭沫若的“流氓氣”是先天的，帶有家族的基因。
他的父系歷代經商，父親是一個販賣鴉片的生意人。這一遺傳基因使得郭沫若一生都帶商賈氣，有冒險賭博的膽魄，有畏懼權力的怯弱，更有投機取巧的機敏。而他的文學天分，繼承於書香門第出身的母親。郭的外公乃二甲進士，在雲貴做官，官至相當於地級市的知州。
郭沫若
不料在苗民暴動中全家殉節，唯獨郭的母親時僅一歲，由奶媽抱着逃回四川，15歲就下嫁郭家。她雖然沒有讀過書，但將聰明的資質遺傳給了郭沫若，成全了這位20世紀中國罕見的才子。
1892年秋天，郭沫若出生了，他是腳先落地，後來他説：“這大約是我的一生成為了叛逆者的第一步。”郭沫若從小聰慧異常，又調皮搗蛋，喜歡新鮮事物，好做翻案文章。這樣的性格天生就是一個浪漫主義者。
他與魯迅一樣，到日本去留學，學的是醫，更感興趣的卻是文，於是與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等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浪漫主義文學團體創造社。頗具領導才幹的郭沫若成了這個小圈子的領袖。
五四是一個思想狂飆的時代，各種思潮湧入中國，令人眼花繚亂。創造社青年晚了一步，等到他們想嶄露頭角，天下大勢格局已定，思想是《新青年》獨領風騷，文藝是文學研究會的天下。
心志高傲的郭沫若很看不起他們，認為舉目神州，“中國真沒有一部可讀的雜誌”，“《新青年》還差強人意，但都是一些普通的啟蒙文章”，他暗諷文學研究會有“黨同伐異的劣等精神，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
創造社要擠進文壇，吸引眼球，從打擂台開始，先將台上的人幹下來，才有自己的生存空間。野心勃勃的創造社眾人與胡適、茅盾以及後來的新月派打了幾場大筆戰，作為自己出道的成人禮。
不過，郭沫若他們之所以初出茅廬，便爆得大名，乃是樹起了一面浪漫主義的大旗。從法國18世紀的啟蒙運動開始，既有伏爾泰的理性主義，也有盧梭的浪漫主義。浪漫主義是啟蒙的一部分，同時又是對理性主義的反動。
《新青年》和文學研究會代表了五四運動中理性主義的主流，這一主流到了1920年代，受到了來自激進與保守的雙重夾擊。
保守一面來自“新派中的舊派”，哈佛歸來的梅光迪、吳宓、湯用彤等人創辦《學衡雜誌》，繼承白璧德的新古典人文主義精神，狂批胡適學問的淺薄，不知天高地厚反傳統。而激進的一面則來自創造社的浪漫主義。
在浪漫主義者看來，人不是受到自然因果律支配的模式化的理性動物，人是有個性、有情感、有意志的。從上帝、天命與各種社會網絡中解放出來的人，是一個頂天立地大寫的人，自我就是宇宙，自我就是上帝，自我比世間一切萬物都要偉大。郭沫若在《天狗》中氣吞山河地狂吼：
郭沫若
我是一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
我把全世界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全世界能量的總量。
此刻，郭沫若似乎是尼采與王陽明雙重靈魂附體，將尼采的超人意志與陽明的“我心即世界”融為一體，一個包容了宇宙、自然、上帝的自我噴湧而出，巍然屹立在五四的中國。
自我，在傳統中國何其渺小，總是被各種“網羅”壓抑，個體的“小我”被家國天下的“大我”吞噬。郭沫若的一聲狂吼，激動了千萬年輕人的心靈，讓他們發現，原來在理性人之外，自我還可以如此浪漫，如此有激情：我就是宇宙!我就是上帝!
一瞬間，原先膜拜胡適的激進青年，讀了《女神》之後，都如痴如醉，跑到郭沫若一邊，成為他的鐵粉了。
浪漫主義者有破壞的熱情，更有創造的激情。他們總是將世界分為黑白分明的兩端，舊世界是黑暗的、墮落的，必須毫不憐憫地全盤打碎;新世界是光明的、向善的，值得毫無保留地張臂擁抱。
在破壞與創造之間，全賴意志的堅決與激情的燃燒。浪漫主義其實是價值虛無主義，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自我更高的實在價值，我就是世界，我就是造物主，我就是創造意志本身。
哈佛大學的李歐梵教授説郭沫若在《女神》裏面是一個泛神論者，其實郭筆下的真正的神就是自我，那個與宇宙相通的自我。他在《少年維特之煩惱》序言中豪邁地宣佈：“泛神便是無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現，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現。我即是神，一切自然皆是自我的表現。”
這個自我，是一個孤獨求敗的英雄，既有尼采式的權力意志，也有拜倫、雪萊式的破壞熱情。郭沫若的內心充滿了對英雄的崇拜，先是崇拜自己，接着，將崇拜比自己更強大的救世主。
上個世紀20年代中國文壇有三個浪漫主義團體，創造社、太陽社和新月社。新月社是貴族式的浪漫，徐志摩內心膜拜的浪漫主義英雄是拜倫;而創造社、太陽社是平民的浪漫，比較起拜倫，他們更崇拜的是社會主義者雪萊。
郭沫若説過：拜倫“這位英雄詩人對於我的吸引力沒有他的友人雪萊來得強烈。……記得是馬克思説過這樣的話：30歲的拜倫的死不算夭折，因為他的發展可以成為我們的敵人;而28歲的拜倫的死卻是損失，因為我們失掉了一個朋友”。
創造社從前期的浪漫主義走向後期的社會主義，是一點也不奇怪的，浪漫與革命，對於知識分子革命者來説，是同一回事。太陽社的蔣光慈對郭沫若説：“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誰個來革命呢。”這話深得郭沫若共鳴，覺得就是自己的內心聲音。
貴族的浪漫主義來自於愛，而平民的浪漫主義常常出自恨：憤恨上層貴族精神，憤恨社會的不公平，憤恨自己的懷才不遇。創造社諸人都是留學日本的窮學生，郭沫若雖然拿着留洋官費，卻要養活日本妻子和三個孩子。
他自負又自卑，傲氣與自卑混雜在一起，讓他痛苦不堪：“我當時實在是有些躁性狂的症候，領着官費，養着老婆兒子，實際上不外是一條寄生蟲，而偏偏要自比屈原!”他因此也變得格外的敏感。田漢從東京到福岡去看他，正是他的次子出生的第三天。
詩名顯赫的《女神》作者一邊在廚房煙熏火燎地燒菜，一邊與田漢聊天。郭沫若對田漢説“談笑有鴻儒”，恰好安娜下樓來為嬰兒洗澡，田漢即興地半開玩笑回一句：“往來有產婆”。這一下尖鋭地刺痛了郭沫若的自尊心，“感到受了不小的污衊”，心裏抱怨：“我假如有錢，誰去幹那樣的事?”
後來，郭沫若回上海的時候，胡適約徐志摩到他家裏去看望，見他手裏抱着孩子，樣子甚為狼狽。出門後胡適對徐志摩悄悄地説：郭君“以四手兩面維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況必不甚愉適。且其生計亦不裕，或竟窘，無怪以其狂叛自居”。
浪漫主義者在世俗人生中如此窘迫，愈發激起郭沫若心理的扭曲：因狂妄而自卑，因自卑而仇恨，因仇恨而更狂妄，滿世界似乎都是自己的敵人。郭沫若因《女神》而一夜暴得大名，但主流社會並不因此接納他。
郭沫若
商務印書館是文學研究會的陣地，創造社無法染指;出版《創造》雜誌的泰東書局又在經濟上盤剝他們，郭沫若感覺自己只是一個賣文為生的文人，哀歎“我自己是充分地受過封建式教育的人，把文章來賣錢，在舊時被視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因此，凡是稍自矜持的人，總不肯走到這一步”。
北大教授劉半農博士在《語絲》上嘲諷他是“上海灘上的詩人，自比歌德”，敏感而自卑的郭沫若竟然從“灘”字上讀出了弦外之音，認定劉博士深得春秋筆法，是在諷刺自己只是一個“跑灘匠”的江湖派文人。他承認“人在落魄的時候，也有如有甚麼傷痛的神經一樣，感受性是倍加鋭敏的。小小的譏刺可以慘於蜂蠆”。
他浪漫歸浪漫，其實很有點世俗心，因而無法釋然，難以超脱，終日憤憤不平。田漢的舅父易梅園先生對郭沫若有一句入木三分的評價，説他“很有詩人的天分，但可惜煙火氣太重了”。
浪漫而不超脱，就只有革命一途了。知識分子加入革命，除了渴望向上流動的“煙火氣”之外，還有一些形而上的精神理由。創造社後期轉向了擁抱馬克思主義，但郭沫若接受的馬克思，不是那個寫《資本論》“成熟的馬克思”，而是充滿了浪漫主義反抗精神、追求人的個性自由發展的“青年馬克思”。
因為處於被壓抑的底層，郭沫若的浪漫主義含有強烈的民粹主義成分，那篇充滿噴薄之情的《匪徒頌》，謳歌的都是那些反抗時代的革命英雄，從克倫威爾、華盛頓，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
詩人郭沫若崇拜改朝換代的個人英雄，他相信神就是自我，自我就是神，但這個自我未必是他本人，而是一個擁有更強大權力意志的普羅米修斯。
傳統的聖人情懷與西方的英雄崇拜在郭沫若的心中交織在一起，他放眼世界到處尋覓心中的偶像，最後定位在平民革命的蘇俄，在列寧身上發現了自己心儀的普羅米修斯：“他灼灼的光波勢欲蕩盡天魔/他滾滾的熱流勢欲決破冰垛/無衣無業的窮困的兄弟們/受了他天上盜來的炎炎聖火”。
列寧之後，他又寄情於斯大林、毛澤東，甚至借古喻今，不惜為商紂王、秦始皇翻案，他説，歷代都説紂王是一個“暴虐無道”、“荒淫無恥”的昏君，這是不公平的，紂王實在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相貌端正魁梧，古代中國的統一，其實是由紂王開啟端，秦王收其果。揹着千古罵名的商紂王、秦始皇，何其冤枉!
在郭沫若的眼中，沒有是非善惡，只有梟雄豪傑。價值上的虛無主義，讓他拜倒在強者的權力意志之下。他曾經痛罵過魯迅，但魯迅一旦被樹為左翼文化界的精神領袖，郭沫若的口徑變了，他讚揚“魯迅始終是為解放人類而戰鬥一生的不屈的鬥士、民族的精英”。
到了晚年，甚至賴掉了曾經以“杜荃”的筆名罵過魯迅，朋友問他是否用過這個筆名時，他吞吞吐吐地説：“我用過杜衡、易坎人……的筆名，杜荃我記不起來了。”
魯迅過世之後，在周恩來提議下，郭沫若成為魯迅的繼承者，擔當中國文化界的領袖。一旦搖身一變為左翼文化的旗手，原本自卑的自我便膨脹為真理的化身、宇宙的大神，在文壇上若有哪個開罪了他，或看誰不順眼，郭沫若會以那支無比刻薄、霸氣的利筆，攜着權力的雷霆萬鈞之力，將對方橫掃，決不手軟。
最出名的是1948年他在香港發表的那篇戰鬥檄文《斥反動文藝》，像當年對待魯迅那樣，將沈從文、朱光潛和蕭乾三位本來還算不上反動的中間知識分子，罵了個狗血噴頭。
沈從文開罪郭沫若，始於1930年發表的《論郭沫若》一文。沈從文有一點“鄉下人”的迂直，他直言不諱地説，郭沫若是一個詩人，情緒是詩的、動的、反抗的，但寫小説不行，他沒有這個本事，因為他不懂得節制，不能節制的結果就是廢話。郭沫若只適合寫一篇檄文、一篇宣言、一紙通電。
讀了初出茅廬的沈從文這番話，可以想見自負的郭沫若會如何地大光其火。更要命的是那個“鄉下人”還將郭沫若與魯迅比較，説魯迅“憑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靜的頭腦，把所見到感到的，彷彿毫不為難、那麼準確畫了一個共通的人臉”，而郭沫若沒有這本事，他“永不放棄那英雄主義者的雄強自信，他看準了時代的變，知道這變中怎麼樣可以把自己放在時代前面”。
這幾乎把參加過北伐的英雄描繪為一個投機時代的變色龍了，郭沫若焉得不記恨!再加上之後幾次文壇上的論爭與摩擦，到了1948年大局鼎定之際，郭沫若等到了秋後算賬的機會，他將沈從文歸為“桃紅色”反動作家的代表，説“他們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是毫無疑問的。
郭沫若
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着”。文化旗手郭公的這番判決，決定了沈從文下半輩子的命運，讓他從此臉上刻上了紅字，被逐出文壇，流放到歷史博物館當講解員了。
美學家朱光潛與郭沫若本無交惡，為了找一個“藍色”反動作家的典型，郭沫若硬將他拉來當替死鬼。郭承認，之前他連朱的書一本都沒有讀過，只是臨時找了一篇朱的文章，便由此判了葫蘆案。
郭沫若在文中提到一則當年在重慶流行的傳説，宋美齡找冰心談話。宋問：“國民黨中為什麼沒有一位女作家?”冰心回問：“國民黨中又有哪一位男作家?”郭沫若借題發揮，陰森森地説：“冰心在回問時恐怕疏忽了一點，國民黨是可以有一位男作家的，那便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朱光潛教授了。”
郭沫若將這位“藍色”反動作家與藍衣社扯在一塊，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在新政權建立的第二個月，朱光潛與馮友蘭一起，成為最早在《人民日報》被迫作自我檢討的文人學者。
第三位蕭乾也是躺着中槍。這位剛剛從英國留學回來的年輕人，因為《大公報》報道田漢50大壽被老闆批評，於是不知天高地厚，寫了一篇社評，批評“近來文壇上彼此稱公稱老，已染上不少腐化習氣，而人在中年，便大張筵席，尤令人感到暮氣”。他提出要割除文壇上的元首習氣，大家埋首創造幾部硬朗作品，這一下大大開罪了“文壇元首”郭沫若。
50歲便稱公稱老，大擺筵席慶祝，郭公乃是始作俑者，也是黨組織布置的政治任務。如今被影響全國輿論的《大公報》批評，郭沫若便以“沒有節制”的詩人氣魄，將全部怒火發泄到蕭乾這個小毛孩身上：“御用，御用，第三個還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勛就是政學系的《大公》!/鴉片，鴉片，第三個還是鴉片/今天你的貢煙就是《大公報》的蕭乾!”
1957年蕭乾被打成右派，最重要的罪行之一，就是當年郭沫若舉證的莫須有的“鴉片”與“貢煙”。
1949年之後，旗手郭沫若集無數榮譽於一身：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文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他與毛澤東是詩友，經常互相唱和，是毛主席詩詞的權威解讀者。
然而，郭沫若深知，那麼多的榮譽，並非意味着權力，自己只是文學侍臣而已，他小心翼翼，緊跟變幻莫測的形勢，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歌頌大躍進、人民公社、偉大領袖和文化大革命。解讀與唱和毛主席詩詞，更是如履薄冰，容不得半點差錯。
郭沫若
1959年，郭沫若答《詩刊》記者問，批評《詩刊》主編臧克家不懂舊體詩，解讀不了主席詩詞，是外行。
他以權威人士的姿態，解讀毛的新詩《送瘟神》，其中兩句“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千河”，郭沫若賣弄歷史知識信口開河：“從前周穆王的八駿日行三萬裏，不勞動的人一天坐着就跑了八萬裏，這不是比周穆王還要抖?……舊時代有整夜不睡覺貪圖歡樂的人，被地球帶着公轉，在夜裏可以看到無數的銀河，這不是比唐明皇遊月宮還要抖?”
然而，“不勞動”、“整夜不睡覺貪圖歡樂”無意之中觸犯了最高領袖的尊嚴，郭沫若嚇得半死，馬上在《人民日報》上檢討，低聲下氣地説自己“在邏輯上有問題，實在是失諸穿鑿”，總算躲過一禍。
越是接近權力中心，越是高處不勝寒，郭沫若對此心知肚明。文革大幕拉開，郭沫若誠惶誠恐，公開發言主動表示：“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講，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他的兒子郭世英被中國農業大學造反派綁架關押，當晚郭沫若要參加一個宴會，會見到周總理，夫人於立羣再三懇求，要他向總理求救。郭沫若在總理身邊坐了一個晚上，內心是天人交戰，卻一直不敢開口。
幾天之後，噩耗傳來，兒子被造反派活活整死，人反綁着從三樓的窗户飛出，肝腦塗地。於立羣痛不欲生，痛罵郭沫若怯懦自私，郭低着頭，半天不説話，最後遲遲疑疑地説：“我也是為了祖國好啊。”為了自保，他將親生兒子作為祭品，獻了出去。
一個20世紀中國難得的大才子，從“流氓”玩起，最後幾乎被自己玩死。自己的名字，死後究竟會列在文人祠，還是弄臣榜?通讀歷史的郭沫若臨終前想必為此而不寒而慄。難怪，按照他的意願，他的骨灰沒有留在八寶山，而遠離都城，撒在了大寨的虎頭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