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例可询
据报道，国外很多国家都已有类似器官捐献环节。报道中提到了澳大利亚、英国的类似举措，而且成绩不俗。另据小编查阅，美国的很多州也有类似举措。若说驾照器官捐献已成国际通行做法，大致是可以成立。
虽然，目前器官移植的供需极不相称，但潜在的捐献意愿是不可低估的。如何丰富、完善器官捐献的环节，进而构建完整的捐献体系，便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器官捐献是复杂的伦理问题，非只言片语可以讨论清楚，在此，笔者只想对器官捐献的绝对自愿原则予以强调。
必须符合主观意愿
首先，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时，人们可以选择捐献，也可以选择不捐，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以为这还不够。是否捐献器官的选择固然需要自愿，甚至，是否回答这个选择，也需要自愿。根据“绝对自愿原则”而推论，申领驾照者应当有三种选择情况：同意捐献，不同意捐献，以及暂不表明意向。
虽然这一捐献环节在世界多个国家都已出现，但多数国家的做法仍然偏于保守。例如美国，很多州都有驾照器官捐献环节，但是人们可以表明意愿，也可以不去管它。而在英国，面对这一捐献意愿的选择，人们可以选择不去回答，即便按现行的做法，但这个说法可以是“不作出选择”。
其次，捐献意愿必须征得家人的同意或者理解。譬如美国，即便捐献意向已经表明，但如果没有向家属表明自己的意愿，即便志愿者真的出了意外而面临器官移植时，家属仍然有权拒绝。这种慎重态度绝非没有必要。器官捐献、移植的完整体系之所以难以构建，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伦理上的争议太多，这些伦理争议当中就包括如何对待、尊重亲属的情感。如果要充分尊重自愿者的捐献自主意愿，就应当赋予志愿者一定的义务，使之表明意向的同时，还要尊重亲属情感，要获取家属的理解。
再次，即便捐献意向已经表明，但志愿者仍然可以随时撤销。志愿者在表明捐献意向时，并不能将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考虑到，因而需要保留随时撤销的权利。譬如，捐献意向表明之后，志愿者可能对器官捐献的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发现了种种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后悔了。出于绝对自愿原则的考虑，志愿者有权撤销自己的意向。
暴露出了什么？
这种提法从一开始就走向了误区，要求居民在申领驾照时对器官捐献做出选择不仅很难实现，还会很快夭折。因为，卫生部在做出这个决定时，完全没有将居民考虑进去，忽视了公众的接受心理。谁愿意在申领驾照时就听到车祸、死亡等负面的信息？谁愿意还在健康的时候填写如同“遗嘱”一样的表格？
我们一些政府部门的决策总是缺乏深入的思考，缺乏与目标对象的沟通与互动，为何不在做出决定前和居民代表进行沟通广泛的听取意见？规定是否可行能否得到大家的支持？决策部门统统将其抛在脑后，一项可行性的计划也好规定也罢，总是建立在充分的调查基础之上的。但在该事件中，我们除了看到一种生搬硬套的做法外，看不到任何调查收集民意的影子，不去具体的分析造成器官捐献产生困境的原因，只是一味将决策者的“意志”强加给民众，这对捐献器官高尚之举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破坏，失去了航向只能在大海上迷失，选错了方向只会偏离目标越来越远。
据统计，目前中国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大概有150万人，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供求比例高达1:150。那么，这种极端的供需失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才能找到出路？在分析中不难得知，之所以供需严重失衡主要还是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传统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让每一个人对身体倍加的珍惜，尤其涉及到重要器官移植更是敬而远之。其次，另一个原因就是医疗卫生机构公信力普遍下降。近年来，各种医疗纠纷事件，“割肾、卖肾”等恶性事件的频繁上演，一次次冲击着公众脆弱的神经，大家对医院、医生等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而是统统将器官移植与医院谋取暴利联系起来。此外，公众捐献器官的心理焦虑还与大众传媒的负面报道有很大关系。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中，“医疗纠纷”“卖肾”等新闻总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为了博取更多的“点击率”、“收视率”、“发行量”，各类新闻媒体无不尽其之能事，夸大渲染时常出现。而这一切都给器官捐献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要让捐献器官走出供需失衡的困境，就必须消除笼罩在其周围的阴霾。笔者认为，要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第一，就是要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做出决定，在决策的过程中与目标对象（居民）进行沟通和交流，不能忽视大家的接受心理，不能忽视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观念。第二，对医疗机构等涉及到捐献器官的信息完全的透明化和公开化，让公众及捐赠者或家属能够清楚的了解到器官移植信息，逐渐的提高医疗机构的公信力。第三，大力进行正面宣传和引导，对一些诸如“割肾、卖肾”的恶性事件进行严格的把关，消除长期以来公众对医疗机构形成的负面印象，倡导和革新公众陈旧的思想观念，为捐赠器官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总之，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这一捐献环节需要审慎权衡，需要最充分的考虑到志愿者的绝对自愿原则，进而审慎对待器官捐献的复杂伦理问题。只有多部门形成联动机制，在决策、宣传、执行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的把关，才能走出捐献器官供需失衡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