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個家喻户曉的歇後語，現在多用來比喻人所共知的野心。其實這一切都與三國司馬昭有關，繼其父及其兄之後，司馬昭繼續發展司馬家族勢力權傾朝野，其篡位野心人盡皆知。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典故
司馬昭是三國時魏國人，他父親名叫司馬懿，是魏國的大將。魏明帝曹睿死時，託付曹爽與司馬懿輔佐齊王曹芳治理天下。曹爽與司馬懿互相排擠，經過激烈的權力爭鬥，司馬懿盡誅曹爽一黨，魏國軍政大權自此落入司馬氏手中。 司馬懿死後，大兒子司馬師不久廢除了已經成年但遲遲未能親政的曹芳，另立十三歲的曹髦為帝，權勢比司馬懿更大，但沒有多久，就病死了。司馬師在病重的時候，便把一切權力交給了弟弟司馬昭。
司馬昭總攬大權後，野心更大，總想取代曹髦。他不斷剷除異己，打擊政敵。年輕的曹髦知道自己即便做"傀儡"皇帝也休想當長，遲早會被司馬昭除掉，就打算鋌而走險，用突然襲擊的辦法，幹掉司馬昭。一天，曹髦把跟隨自己的心腹大臣找來，對他們説："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我不能白白忍受被推翻的恥辱，我要你們同我一道去討伐他。"幾位大臣知道這樣做等於是飛蛾投火，都勸他暫時忍耐。在場的一個叫王經的對曹髦説：“當今大權落在司馬昭手裏，滿朝文武都是他的人;君王您力量薄弱，莽撞行動，後果不堪設想，應該慎重考慮。”
曹髦不接受勸告，親自率領左右僕從、侍衞數百人去襲擊司馬昭。誰知大臣中早有人把這消息報告了司馬昭。司馬昭立即派兵阻截，把曹髦殺掉了。後來，人們用“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來説明陰謀家的野心非常明顯，已為人所共知。
那麼，司馬昭之心，到底是顆什麼心?
司馬昭並無殺曹髦之心
關於曹髦其人，陳壽的評價恰如其分：“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唐代詩人王勃也如是評：“高貴鄉公名決有餘，而深沈不足。其雄才大略，經緯遠圖，求之數君，並無取焉。”意思是，曹髦有才氣，但性格不夠“深沉”，浮躁輕率，缺乏帝王心術。性格決定命運，當皇家威權盡失，曹髦不能忍，結果自取其禍。
但曹髦原本可以不死。威權崩潰，他的身份優勢還在。從君臣名分講，他是君，司馬昭是臣，這皇位他坐得名正言順。司馬昭若想越雷池一步，只能揹負“弒君”篡位的歷史惡名。
從正史來看，司馬昭固然跋扈，但確實沒有或不敢有弒君之心。即使曹髦讓他對曹魏喪失了愚忠的最後心理防線，他也沒想自己親自代魏稱帝，而是堅決反對廢曹髦。這體現了他對曹魏的社稷、法統以及皇帝的維護。
司馬昭執政，以仁治國，以民為本，一以貫之。
他愛護百姓、減輕刑罰，洞悉百姓熱愛和平、期望統一之心，以招撫之策解決了少數民族“釘子户”問題，讓北方八百萬兄弟民族歸順，滅蜀後也能善待後主劉禪。名將羊祜説：“先帝(司馬昭)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張悌也説：“(司馬昭)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這樣的人，又怎能不成功?
司馬昭用恩德仁政換人心，説到底為的還是曹氏。當時朝野對司馬昭的擁戴，已經比他父親時期升格了很多。司馬懿任丞相和加九錫，只是太常王肅擁戴;到司馬昭，已經是太尉、司徒擁戴，比太常級別高。史稱：“(景元)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綬，司空(徒)鄭衝致晉公茅土九錫，固辭。”司馬昭前後六次“固辭”，第一次居然還“九讓”，可見他終究還是為威權崩潰的曹魏政權做個周文王罷了，從未有過篡位之心。
對此，很多史書都有記載，如《南齊書》蕭道成説：“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有臣子答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為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身終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
再看司馬昭之心
有權威者未必可以惠民，而欲惠民者必須先獲得權威。從這個角度看，那些對曹髦抱有同情之心、批判司馬昭靠仁義博取權威又重塑仁義行為的史家們，在邏輯上是打架的。任何一個政權的顛覆、崩潰和瓦解，都難逃內生性和外生性兩個重要因素，而這兩個因素有時是相互作用和關聯的。
以曹魏政權為例，從魏明帝曹睿大興奢靡之風起，內生性危機的種子已然埋下，世家宗族子弟只知享樂不知社稷，文武百官貪斂盤剝而不知恤民。無論是曹芳還是曹髦，憑他們的資質，短期內是無法改變這種危機的。在外，蜀漢、東吳以及北方遊牧民族又虎視眈眈。
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司馬昭對曹魏的忠誠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賣命或愚忠，替皇帝賣命的忠臣屬於最低等的忠心。古往今來，士大夫對皇家的忠誠標準，除了維護社稷、延續統治地位之外，愛民才是最高道德準則。
司馬昭所做的，恰恰是“安內、攘外”並舉，凝聚民心，幫助皇權維穩，消弭了內生性危機;“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招撫異族，使得外生性危機也不復存在，所以“海內得以休息”。
試想，如果司馬昭不作為或不做權臣做犬臣，跟着小皇帝一起繼續罔顧民意，放任士族，不思進取，一邊反人民一邊維穩，那就是政治亂倫了，何來曹魏國泰民安?其子司馬炎又何來實力去完成大一統局面?
弔詭的是，史書中對司馬昭罪行的鞭撻，多不勝數，而對他所做的好事，卻僅是微不足道的幾筆，非常令人詫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