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兵一年用掉多少衞生紙？

前幾天在香港機場逛書店，看到整整一大片書架上，足足有四十多本新書，幾乎全部都是揭祕中國政府、政務內幕、領導人情況的，順手翻了幾本，發現這些揭露的“內幕”如果放在西方國家的話，你都可以到政府檔案館去查閲，在中國卻成了“祕密”，養活了一大批書商。這幾天，我又到了海外，結果碰上的“專家學者”滿嘴都是有關中國高層會議與人事安排的“內幕”，大多是推測與瞎胡扯，不覺感歎道：一個不透明的中國政府，造就了多少變態的“專家學者”啊……於是，想到了胡錦濤主席提到的“知情權”。

在胡主席提到的“四權”裏，“知情權”是放在另外三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之前的，那麼，什麼是“知情權”，這個概念從何而來呢？

這個概念是從西方民主自由國家引進過來的，最早出現於歐洲與美國。但大家不要誤會了，“知情權”這麼重要的民主原則與公民權利，並沒有像我們想當然的那樣，是民主國家的憲法賦予民眾的。至少英國、法國和美國的憲法中都沒有這個耳熟能詳的詞語。

就拿美國來説，“知情權”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才被法律正式認可的，當然，在這之前，民眾以及新聞工作者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揭露與揭祕政府行為與檔案，民主的理念中也始終有“知的權利”這個説法。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認為他們選出的政府做事當然應該公開、透明，可是，在現實中，在沒有法律保護公民“知情權”的情況下，要做到真正知情，實在是有一定困難的。

美國以法的形式彰顯公民的“知情權”是從“聯邦資訊公開法”開始的，這部法1966年獲得通過，1967年開始執行。簽署這部法律的美國總統約翰遜（肯尼迪遇刺後的繼承人）讚譽這部法律“讓我們這個民主社會的每一個公民都能瞭解政府的所作所為”。

有了這部法律和沒有這部法律是完全不一樣的，以前，你去政府查檔案，詢問會議結果與決議之類的，他們會告訴你：無可奉告。你如果再問，他們甚至會把你趕出去，懷疑你問這些東西的動機，甚至威脅要告你妨礙公務。有了這部法律，你就可以去要求政府公開相關資訊，他們如果問你，你要這些資料幹啥？你反而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訴他們：無可奉告。——即便你“無可奉告”，他們還得乖乖地向你奉上你索要的資訊，因為這是法律規定的。

可見，要想落實公民的“知情權”，首要要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的這一權利，也以法律的形式規範政府的行為。可是，有了法律就萬事大吉嗎？當然不會，美國公民（尤其是媒體人）的“知情權”並沒有因為這部法律的頒佈就得到了保障，知的權利甚至沒有因此而擴大，怎麼回事呢？

這就是我們常説的“你有決策我有對策”，大家知道，再公開的政府，也必須有一定的限度，例如涉及到國家安全、商業祕密、個人隱私、人事細則、法律調查等等，就不能完全公開，而美國各個政府部門，尤其是國防部與國務院，正是利用這條法律後面附加的“九條例外”大做文章，弄得那些想去查閲政府檔案的記者焦頭爛額。

不過，美國媒體記者與活躍的公民們也不是吃素的，他們從來不吃“嗟來之食”，更不會對政府公佈了保障他們的知情權的法律感恩戴德，他們知道，如果你不去實行，不去推行，不去探尋法律的邊界，把自己的權利擴張到最大限度，那法律隨時會成為政府用來對付你的雙刃劍。於是，我們看到過去四十多年裏，美國人常常拿這個法律作平台，想要跳得更高和更遠。你説國防部的一切都是保密的，那好，就有記者出來挑戰你，要求你公佈國防部每年用於給士兵購買擦屁股的衞生紙，一共花費了多少納税人的錢？是否有收回扣現象？這你總能公佈吧？

沒想到，國防部連這個也找到了保密的理由：你要是知道了一個人每天用多少衞生紙，又知道了我們一年給各個駐地的士兵供應多少衞生紙，兩個數字相除，不就知道了我們某個基地的駐軍人數？那可是涉及國家安全的絕密啊……

這種對“國家安全”的解釋一旦在報紙上披露出來，當然就遭到了的美國民眾的一致嘲笑，結果，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大多是記者）不停地站出來挑戰國務院與國防部的“國家安全”底線，終於，連國務院與國防部也招架不住了，只好也開始政務公開，趨向透明，結果，公眾終於在媒體上看到了國防部某個水龍頭的採購價高達1000美金，一個馬桶蓋的採購價是400美元……

美國聯邦政府與民眾對“知情權”的推動給我的啟示是，政府不能只靠“仁政”來取信老百姓，必須得靠法律，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民眾呢，有了法律還不夠，還要去使用法律，用法律來對付政府，來保護自己。

胡錦濤主席之所以把“知情權”放到其他三權至上，並不是它最重要，而是因為在現代文明社會，公民缺少了“知情權”，就根本無法談什麼“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你什麼都不知道，如何去參與？你什麼都搞不清，又如何去自由表達？你都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又如何去監督？

中國的政府的政務公開這些年有一定的進步，但還遠遠不夠，政府需要立法，完善規章制度，公民也應該主動督促、推進、甚至挑戰政府，要求他進一步公開政務，打破各種黑箱操作，以此擴大公民的“知情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