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坦。受訪者供圖
時間回到2004年9月21日的晚上，達達樂隊在北京展覽館舉行了第一場演唱會《黃金時代》，當時意氣風發的達達連着唱了20多首自己的歌，對着歌迷大聲喊，我們要讓你知道什麼是最受歡迎的樂隊。有報道說那時候每結束一曲，都有工作人員跑上臺換一把吉他給主唱彭坦，擔心琴絃隨時會在激烈的彈奏中折斷。
演出結束後留下來一張模糊的明信片，是張從遠處拍向舞臺的照片，看不清細節，只有紛亂的燈光。彭坦還記得當時自己在那張明信片上寫了一行字：“時光飛逝，多麼沸騰的夜晚在記憶中也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唯有那一瞬的聲音卻永遠留在這裏牽動我們的情緒，震撼我們的心靈”，寫完突然有點失落。
他沒想到的是，這個叫達達的樂隊將在半年後解散，這已經是他們的最後一次正式專場演唱會。更沒想到等到樂隊迎來“恢復播放”，時間已經到了2020年。
1.彭坦的《子夜集》
新專輯《子夜集》是彭坦第一次把整張專輯拆散成爲日記一樣，做完一首發一首，整張專輯以單曲爲單位先後發表於兩年間，直到2019年末集結成輯時纔再次統一進行了編曲及後期處理，以達到專輯作品感的平衡。創作上不再拘泥於原來必須要幾年攢一張唱片，而是跟生活已經在一起，隨着生活的改變情緒隨時留下來這些痕跡。
新專輯封面
“我要做迥異於達達的音樂”
離開達達樂隊之後，彭坦頹廢了兩年，有過當快遞員和咖啡師的想法，最後做了一張被現在的他稱爲“有了泛浪漫主義端倪”的個人專輯《少年故事》。
那時候彭坦使勁兒想擺脫達達樂隊主唱的標籤，做出自己的音樂風格。2008到2012年期間，《黃金時代》被樂迷翻出來再一次得到了認可，演出時候臺下樂迷喊的還是達達的名字，真正能讓大家大合唱的歌也還是《南方》。彭坦本能的屏蔽了這些聲音，想讓事情就靜靜的過去不想再回味過去。後來慢慢對於唱達達的老歌還是自己的歌有了搖擺，任性一點的時候，在上臺之前就決定了不要再唱《南方》，哪怕臺下樂迷的呼聲再高。
彭坦說那幾年自己和老的達達樂迷彼此在遠離，大家心照不宣，卻各種感受都有，五味雜陳。
到了2013年，彭坦跟摩登天空合作了《遷徙》，這種感覺終於慢慢變淡。《遷徙》是一張讓彭坦特別用力的專輯，做得也盡興，加上摩登天空這個廠牌當時也經歷了重塑和轉型，好像也讓彭坦在某種程度上擺脫了公衆人物的身份標籤，遠離了之前的種種。到了《電子天才遊戲計劃》，彭坦已經能夠很無所謂很開心的享受音樂，跟各種人合作。
那幾年彭坦的演出頻率不高，偶爾也會有由於樂隊成員的變更、準備倉促，而差強人意的表演。2014年《電天》發佈之後彭坦有一個在長陽音樂節演出的機會，那是他第一次在舞臺和樂隊合作演出《電天》的音樂，電子音樂結合樂隊在舞臺上如何呈現牽涉到很多技術和問題，對於彭坦來說也比較陌生，他高強度的排練了一個多月，但演出的結果是崩潰的。
那天彭坦的狀態不太好，現場技術也出現了問題，整個演出延遲了40多分鐘，臺下觀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很快走掉了一大半。慢慢的躁動和罵聲越來越大，到最後只剩了幾百個人，整個氣場都非常黑暗。終於登臺表演的彭坦一句話都沒說，也沒有一絲笑容，崩潰地完成了表演。
反而是那天去看彭坦表演的幾個好朋友，知道他爲這場演出傾注了很多，在結束之後安慰他說從來沒有在臺上看到過他那樣的狀態，甚至是最棒的一次。彭坦有些詫異，但事後想想也挺有意思，知道這種狀態很難再現。
此刻坐在摩登天空的休息間裏，彭坦回顧自己這十幾年的個人創作，慢慢的說：“現在想起來，那時候可能是下意識的，但其實還是會很刻意而爲，有一種東西驅動着我，去做迥異於達達的音樂。”
“做完後我想警惕浪漫主義”
受訪者供圖
做完了少年感的《少年故事》和《easy》，黑暗需要力量的《遷徙》，好玩有實驗性的《電天》之後，在2016年，彭坦有過一段時間的低迷。好像突然失去了方向，覺得對自己想要嘗試的東西和追趕的時髦一下子都失去了興趣，不知道自己該表達什麼。
恰好是在那段時間，妻子春曉懷了寶寶，彭坦的重心放到了家庭上面，發現自己根本沒法在這樣的狀態下去思考一個未來專輯的概念，就慢慢的選擇了放棄，只是隨着生活做日常的記錄。
周圍比彭坦先當爸爸的音樂人對他說了很多崩潰的感受，講述有了孩子之後生活的徹底凌亂，也讓彭坦有些害怕。但是隨着女兒降生的那一刻，彭坦突然發現這些顧慮簡直太幼稚了，曾經的忐忑躊躇在這個新生命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所有預先的感覺統統被擊碎。
不知不覺間彭坦把兩年的時間全身心放在了女兒身上，不再想要着急的用音樂去證明和解釋什麼，直到發完“六面體”音樂計劃的前六首歌，才發現這張專輯的概念可能就是這樣。它成爲了生活的一部分，也不再有小時候那種尋求一個在大家眼中的定位和認知中的彭坦，並獲得認同的慾望。
彭坦和女兒。受訪者供圖
彭坦笑着說，現在家庭肯定是第一位，音樂，可能還排不到第二吧。在《子夜集》裏，彭坦做了一次徹底的逃避，把生活的一切都寄託於那些角落裏的詩意和浪漫，不再執着於那些需要全力以赴解決的問題。
他介紹“子夜”的概念：“每個人每天24小時都會經歷好幾個時段的生活，每個時間可以做的事情隨着年齡增長會形成規律，做音樂這件事情在有了孩子以後會變成不像原來那麼隨機，而是在相對固定的孩子睡覺後的晚上，所以這張專輯都是在這個時段創作和打磨的，呈現出來的也都是生活中的某一個比較恆定的狀態。生活中的其他面我就沒有留給音樂，或者沒有留到這張專輯裏去表現。小時候對待音樂的荷爾蒙的東西會越來越少，會慢慢被自己的經驗和慾望歸納起來。”
專輯裏有一些碎片化的詩句，來自於彭坦的這些日常記錄，有的成爲了歌詞，有的無法被音樂承載就在歸納唱片的時候以手稿的形式被放到唱片小盒子裏面，和照片、父親爲專輯寫的標題一樣，儘可能圍繞音樂，豐富作品最終的面貌。
就是在這種專輯裏，彭坦回到了生活中那個很模糊的存在，不再是前達達樂隊主唱、春曉的老公、或者誰誰誰，而是他這麼多年一直在追求的，那個模糊的、舒服的、難以定義的存在。這很像當年達達從衆多武漢樂隊中走出來的時候一樣，是最模糊最難被歸類的一支樂隊。
“人生有不同階段的，沒準老來癲狂也有可能。只是說是人生的中間，尤其是初爲人父的時候，就會希望某種程度上把自己隱藏起來。藉由這張《子夜集》告訴大家，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都是生活的角落裏特別詩意的東西。不太被關注到，但是當你凝視它的時候，它會給你生命豐富的感覺。我發現我特別着迷這種東西。”
面對專輯的發行，彭坦也有了自己的恐懼，那是在一個狀態裏越來越舒服，隨之而來的恐懼。在做完《生活的詩意》之後，他意識到自己有點泛浪漫主義，就像那句歌詞，是誰的青春期如此漫長，好像這句話一語成讖，概括了他這麼多年的感受。
“做完這張唱片我會有一種新的緊張，就是我要警惕浪漫主義，就像時下的社會和年輕人的普遍文化傾向，比如說喪、戲謔、對一切崇高的摧毀，這種東西成爲了年輕人一種彼此能夠不用語言就能溝通的氣質和共性，我就覺得這種東西好像是下一個鉅變的前兆，不知道哪一刻就會來臨。”
《再·見》達達：
彭坦和樂隊成員吳濤交流了很多關於達達的新音樂是否應該出現一種新的面貌，或者應該是怎樣的面貌。達達樂隊決定在接下來兩年時間裏，完成一張新專輯，第一首歌《再·見》已製作完成，做完它彭坦才發現，幾個人都是相對內斂的性格，不太喜歡在音樂中釋放刺激，即使排練中有釋放，但是當作品最終打磨完，那些東西也會沉澱下來，不留在音樂之中。這是達達這個樂隊的個性，也是曾經離開達達之後，彭坦尋找過音樂上的刺激之後，突然體會到的。
達達樂隊。受訪者供圖
“不在意市場，再登舞臺就很酷”
2018年的春節，對於達達樂隊來說，是一個無意之中的嶄新開始。
彼此生活軌跡已經越來越大的四個人恰巧都在武漢，原來只是爲了打發過年的無聊時間，就找了一間排練棚想要一起玩兒一下。
聲音一出來，彭坦身上就起了雞皮疙瘩，那種感覺太遙遠，但是又太親切了。彭坦驚訝的發現每個人發出來的聲音音色居然和小時候一模一樣，原版得不能再原版。
原本只想玩一天，興奮的四個人連着練了三天，突然覺得如果有機會能夠再回到舞臺，是不是可以一起試試。
一年後，達達樂隊在仙人掌舞臺重新演唱了《南方》。儘管已經不是如日中天的樂隊，樂迷們也已經老了，全新的市場有新的喜好和壓力，可彭坦覺得，登上舞臺的那一刻，他們已經做了一件最酷的事情。“這個體驗是很難向別人去解釋的，就是突然人生和想法都開闊了。”
再回想當年的達達時期，彭坦發現那時習慣性的會讓大家回憶和共情一些挫敗、挫折和壓抑感，並希望儘可能放大。同事給彭坦看了一些那時候達達的採訪和錄像，他發現從《天使》開始，達達享受着成爲明星、公衆人物的榮譽，但也始終在享受和抗拒之中搖擺，沒有徹底的擁抱榮譽，也沒有絕對的叛逆、對抗一切商業化，甚至對於被迫解散，也不是簡單的唱片工業碾壓。那些經歷和搖擺不定換來了大家重新回來時的淡定，十幾年過去了，彭坦握着不變的那一點點東西，感受着巨大的不一樣。
提到達達的重聚，彭坦用得最多的一個字就是“玩”。再聚在一起做音樂，幾個人多了分寸感，對於作品感的把控也更強了。比結果更重要的是享受這個過程，達達沒給自己樹立什麼遠大的目標，也沒想過要永遠走下去，只是希望能把這一張唱片裏的10首歌在兩年時間裏做好，對得起一直追隨的樂迷。
而這對於彭坦來說就像轉換自己的頻道一樣，“可能對於自己音樂的感受會來的更確定和豐滿一點。在做達達這張專輯的這兩年，我會全身心在這件事情上。等達達休息的時候，我再回到我的音樂上來。這幾年這些事情發生得都特別奇妙，自然而然就朝這個方向變化。”
“人生中有太多東西比音樂更嚴肅”
《樂隊的夏天》預告片播出之後，很多人都用“歸來仍是少年”形容已經中年的彭坦。這份少年感來自於對外界評論的遲鈍，生活中身邊人的保護，還有刻意的屏蔽，“不管是那些年自己一個人，還是現在回到樂隊裏，大家都好像無形中有一點在保護我。他們知道我是一個沒有辦法去特別冷靜客觀看待這些的人，我看到批評會很難過，看到表揚也會很得意忘形，慢慢就不太關注這些。”
從生活的角度，彭坦特別害怕走在街上被別人認出來，除了工作以外不喜歡引人注目。他形容這可能是早年出道形成的扭曲，被認出來就會渾身難受，但也只能很禮貌的回覆。曾經有段時間碰到有人要合影，彭坦會拒絕，但是內心非常掙扎非常難受，因爲他也有過看見自己喜歡的人突然出現在面前的經歷。
彭坦對於自己有多少樂迷沒準確概念，但卻一直覺得有源源不斷的能量給到自己。他講了一段讓他覺得很滿足很幸福的經歷：前幾天彭坦在聽Tom Waits的專輯，就在同時有出版社的編輯私信他說想要寄本tom waits的訪談集，覺得他會喜歡。彭坦覺得太奇妙了，特別激動的馬上接受了這個禮物。這樣點點滴滴的默契的發生他一直都記得。
彭坦說，“我覺得人生中有太多東西比音樂更嚴肅，音樂是最天真的東西，能一直玩音樂並且陪伴着生活，是我特別幸運的一點。”
—【番外】—
“武漢的氣質影響了所有創作”
個人新專輯《子夜集》裏有首歌叫《午夜飛船》，彭坦在裏面唱，“午夜，南方的鳥，在北飛。”
在達達樂隊的新歌《再·見》MV裏，鏡頭掃過水果湖中學、合作路、中華路1號碼頭，時間就這麼輕易的回到了1994年彭坦中學的夏天。
而所有樂迷都念念不忘的，是當年北京雨夜，鬆軟而潮溼的氣息讓彭坦想到家鄉武漢，留下了《南方》。
離開了武漢20年，不知不覺間彭坦會覺得北京好像也是另一個故鄉了。而故鄉武漢的記憶，那些讓樂迷們念念不忘的水果湖往事，也在彭坦身上伴隨了他一生。
“很多人總是讓我們形容武漢定義武漢，我覺得就像鼓手說的，武漢是一個沒有中心的城市，因爲真正從地圖上看武漢的中心是長江。生活在武漢三鎮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中心，也有不同的感受。我在武昌長大，武昌有很多湖泊、植被，不密集的房子，水果湖挨着東湖，難得有一份寧靜。它塑造了我性格里面比較浪漫的一面，也會一直影響我的音樂，在音樂裏總是會有很多畫面，下筆就會寄託浪漫主義的情緒。這些來了北京之後也並沒有改變。”
2008年到2013年之間，彭坦回到武漢的時候，突然覺得武漢變得很陌生。那時候武漢有大型城市基建計劃，整個城市在翻新改造，變得跟其他省會城市一樣，原本武漢圍繞着長江三鎮集合的獨特城市氣息也隨着人口流動越來越模糊，變成了武漢味兒沒那麼重的城市。道路越來越寬，樓越來越高，原來的小房子、矮樓、樹都被推掉，也推倒了彭坦心裏的一份留戀，覺得自己越來越不屬於這裏。
直到最近兩年，彭坦突然看到了一些新出來的樂隊在武漢livehouse演出的錄像，音樂還沒起來，臺下已經開始衝撞，就像上世紀90年代還沒走出武漢的達達樂隊，也曾在臺下的噓聲和扔上臺的瓶子中間完成自己的表演，酒吧再小再破，大家依然狂野。彭坦一下子覺得特別親切，意識到武漢還有一種原生的力量沒有被改變。
—【對話彭坦】—
新京報：看到你在微博記錄了大量自己的觀影和音樂，將這些稱爲啓發與重溫，它們帶給了你哪些創作靈感？
彭坦：就是能夠和世界上最好的藝術創作者保持同步。我不能說這些是最好的作品，但確實是被最多人看到的，也獲得最多肯定，代表了這個時代不斷更新的價值觀、方法和技巧。像《1917》那樣的電影，長鏡頭的編織、戰爭片的質感，放在十年前是很難想象的，這種震撼比我當年看《拯救大兵瑞恩》還要來得強烈。所以這樣的電影會讓我覺得，我和這個世界一直是有聯繫和對話的。
新京報：當年達達樂隊是被按照偶像樂隊的方向打造的，但是看你的個人創作，好像你一直都沒有想要往偶像的方向去發展？
彭坦：那時候公司海報上都寫着達達樂隊優質偶像這種廣告語，心理就有點彆扭。也跟那時候的社會認知有關，那時候內地的娛樂業還不像今天的生態，港臺流行文化剛剛衝擊了內地，對於明星和偶像大家都有刻板印象，覺得一定是很光鮮、人很nice，看不出任何刺，所有人都好。
那時候給我們的這些標籤也讓音樂上連帶着被貼上了一樣的內容。《天使》發佈之後有些樂評很不屑，覺得這樂隊是僞搖滾，不就是幾個小男生的小樂隊麼。對這樣的定位本能的逆反，這個勁兒擰了好多年，到現在在做音樂這件事情上，也希望音樂和別人以爲的性格是能分開的。
新京報：《樂隊的夏天》播出後除了樂迷之後，勢必也會有一些綜藝觀衆的討論，比如“混不下去了才參加綜藝、重組樂隊”等攻擊，對這些你怎麼看？
彭坦：首先我肯定不會去看《樂隊的夏天》的回放。如果真的傳到我耳朵裏，可能也不叫事兒，真正讓我感到挫敗的那個階段已經過去了。
在達達出道的那一刻，我們面臨了很多質疑，那個時候真的是非常打擊人的。那時候的樂評說話分量很重，一張唱片出來只要有樂評在雜誌上寫了評論，基本就給你定性了，公衆也會去看那些樂評，通過樂評塑造對你的認識。話語權的分量和今天網友的討論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今天的年輕人面對成功很坦然，這也跟那個時代完全不一樣。
現在網絡上的東西也還好吧，回家不會那麼委屈了。
新京報：你怎麼看待自己和其他音樂人蔘加綜藝節目這件事？
彭坦：別人我不知道，從我自己感受來說我很慶幸我來到了《樂隊的夏天》。去年樂夏找我們的時候，我們一開始是有點牴觸的，覺得好像去一個綜藝節目不夠酷。但更多是因爲當時樂隊還沒有特別成形的作品，就覺得不具備某種表達的能力。後來隨着《再·見》這首歌完成，節目組也一次又一次找我們聊， 就打消了一些顧慮和刻板印象。
《樂隊的夏天》的團隊在我看來確實把對於音樂的尊重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上，雖然會有綜藝的邏輯，但是前期溝通就發現他們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見，也特別真誠，一直在邀請，解釋節目是怎麼回事兒。以至於後來覺得這件事如果再這麼推諉，反而有一點點做作。不知道節目裏會面對什麼，就像我們當年去簽約時的心態，是一個未知，但是拒絕這個未知也不會讓我變得更酷。
樂隊其他幾個人比我更淡定一點，我一開始比較扭捏，但他們給了我很多信心。所以就不會太考慮結果，以至於我們選擇演出曲目的時候，都當是在這個舞臺的最後一首歌。第一輪問我們演唱什麼歌，一開始我選了新歌《再·見》，後來吳濤和大家都覺得《南方》，從樂隊到公司都沒有把它看做主打歌，但在大家心目中它成爲了達達的代表作。而且那首歌既沒有video留下，也沒有好的現場留下，如果要來到這個舞臺留下一首歌，那就這首吧。
新京報：疫情期間武漢受到關注，那段時間你關於武漢的歌詞也被大家頻繁提到，那時你在做什麼？
彭坦：那段時間我也很消沉，四個月沒有出門，每天的信息看得非常糾結，我們樂隊又有兩個人身在武漢，經常通電話慰問。
疫情期間有很多媒體想邀請我們樂隊發聲，作爲武漢的樂隊爲武漢加油，但是從我的內心來說，那時候特別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事情，那個太蒼白了，大家都在命運裏，做任何事情都太渺小。所以整個疫情期間我離開了音樂，做不下去歌，在家畫畫、看書、陪孩子，整個生活都在轉變。發現了好多散落在家各個角落的陳年物品，比如一整套放在角落裏的畫具，我把它擦乾淨開始畫畫。還有好多買了沒看的書。突然覺得我們擁有的生活非常充實，我們在物質上不匱乏，但心裏面確實有點浮躁。因爲疫情反而獲得了某種心理上的充實，覺得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新京報記者 李妍
編輯 田偲妮 校對 李立軍
來源：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