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的燈光暗下來，聚光燈打在吳彤身上。舞臺中央，他穿着白襯衫、黑馬甲，雙手捧着一把紅棕色的笙，不停變換指法。
他演奏的，卻是號稱B站“處刑神曲”的《Astronomia》——風靡網絡一時的黑人擡棺視頻的BGM。B站跨年晚會上，吳彤和百人交響樂團表演節目《萬物笙》。短短的十分鐘裏，他們把動漫JOJO的主題曲、新聞聯播BGM等B站熱門配樂串燒在一起，還用《二泉映月》等民樂曲目配合《貓和老鼠》的畫面，演繹了一段“官方鬼畜”，被網友評爲“全場最佳”。
吳彤已經快50歲了，白頭髮開始密密匝匝地往外冒。年輕時，他是風靡一時的搖滾樂隊輪迴的主唱，向所有搖滾人一樣，一站上舞臺，就蹦得老高，享受嘶吼的快感，熬夜、喝酒、抽菸，剃頭，穿着奇裝異服到處晃。
可而立之年以後，他卻逐漸淡出搖滾圈，拾起自幼學習的民樂，在藝術上不斷精進，兩次獲得格萊美音樂獎。他的生活也隨之趨於平靜，用規律到嚴苛的作息代替瘋狂，一代搖滾旗幟人物，反而愛上了站樁、飲茶和辟穀。
在以邊緣、對抗、叛逆著稱的搖滾圈中，很少會出現這樣的人生軌跡——在近天命之年依然保持着藝術和人生的進化，直至獲得世界主流舞臺的認可，並且還獲得了人生意義上的平靜。
以下是吳彤的自述：
在十幾、二十幾歲的年紀，喜歡上搖滾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我打小學民樂，吹了十幾年的笙，也拿過不少獎。之所以會愛上搖滾，一方面因爲笙的曲子都很老，來來回回就那麼些，我覺得不滿足。另一方面就是搖滾那種嘶吼的個性，正好和叛逆的年齡一致。再有一個，老實講，搖滾很酷，能夠吸引別人尤其是小姑娘的目光。
那會兒流行聽walkman（隨身聽），我聽得最多的是貓王、邁克傑克遜。我喜歡騎自行車的時候戴着耳機聽，把聲音開得很大，踩着腳蹬子、踏着音樂節奏，帶勁兒。
那首後來被大家說是最早的民族化搖滾《烽火揚州路》，就是我在自行車上創作出來的。高二的一箇中午，放學後騎車回家，一段旋律突然在我腦子裏冒了出來。我特激動，覺得這段旋律特好，趕緊把車停到路邊，哼着調子，用walkman把它錄了下來。
輪迴樂隊組建的時候，我剛20歲，上大學。音樂學院不大，有那麼幾個離經叛道的人，在學校裏很有名，大家就互相找。最開始是借磁帶，我聽完借你聽，你聽完再借我，一來二去的就都認識了，混在一塊兒玩搖滾。
當年國內的搖滾圈很封閉，可能全國所有的吉他手都在用同一本吉他教材，各個樂隊用的是同一臺合聲器，也沒幾個人知道這玩意兒該怎麼用。我對搖滾的認知也比較單一，總覺得搖滾樂隊的主唱必須得有一把沙啞的嗓子，就拼命熬夜、抽菸，把原本亮堂的嗓子給磨成了煙嗓。
圖 | 吳彤（中間）在輪迴樂隊時
我在樂隊裏負責寫詞，曲的部分也會參與。大多數時候，我會把自己關在房間裏讀詩，讀波德萊爾、里爾克，還有國內的一些朦朧派詩人，學習他們語言的節奏。有時找不到靈感，我就會一個人騎車，找一面很寬的湖，在湖邊呆一會兒，就能平靜下來，然後可以寫得很快。
上世紀90年代初，搖滾樂的演出機會也很少，好不容易有演出，也常常會碰到臨時取消的情況，理由是“不好管”。所以我們的狀態常常是，在無盡的等待中，沒完沒了地排練。
我很鬱悶，不知道搖滾到底錯在哪。我們的歌，會表達年輕人的狂妄，也探尋愛情的真相，搖滾更多地承載的是我們對生命的熱情，而不是別的什麼。
一般來說，輪迴一年能演個三五場，大多數都在一些underground（地下）的場所。最有名的地兒是“外交人員俱樂部”，在新源裏附近，場地不到一百平，有個小舞臺，還有個酒吧，中國人、外國人通通擠在裏面，每個人的穿着都很大膽，手裏拎瓶酒，特酷。
那幾年，我整個人都沉浸在搖滾樂裏。站在舞臺上，我能恣意地揮灑和表達，吶喊、嘶吼，從頭嗨到尾，演出結束以後，地上留下一灘水，全是汗。
但我不喜歡混圈子，可能我心裏還是有點清高，也不願意去經營人際關係，所以我一直都是搖滾圈的邊緣人物。我不會像有的人一樣，總是喝酒到天亮，胡鬧、吹牛、目空一切。
我也想過，我這樣是不是太不搖滾了，有些人玩世不恭的那個勁好像挺酷的，可能我天生的搖滾元素不夠。爲了更搖滾一點兒，我就把頭髮給剃了，要麼頂着禿頭，要麼留一小撮毛兒，天天穿着奇裝異服在學校裏面晃。
後來我出國以後，才發現這是兩回事。我碰到過很多“朋克”，眼皮、鼻子上都釘着釘子，他們一樣會在五星級賓館給抱小孩的人開門、給老人讓道、幫別人按電梯。所以我想，不管玩不玩搖滾，人都應該有最起碼的修養，不應該爲了耍酷，不尊重人。
玩搖滾這事兒，我爸最開始是不支持的。
我家是一個民樂世家，從我太爺爺那一輩起，我們家就開始製作和演奏中國的民族管樂器，這門手藝傳了四代人，將近百年。出生在這樣的家庭，我似乎命中註定就要玩笙。
很小的時候，我就經常看我父親教別人吹笙，相當於是泡在笙樂里長大的。五歲那年，我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攢笙，是我爺爺專門爲小孩兒做的，用湘妃竹做的，很別緻。
爲了讓我成才，父親幾乎沒有自己的生活。每天下班以後，他都徑直回家看着我練習，有時還會體罰我。課餘時間，院子裏別的小夥伴們都在玩遊戲，夏天粘知了、冬天堆雪人。
只有我，戰戰兢兢地對着我爸，一遍又一遍地吹笙。
圖 | 正在吹笙的吳彤
我爸出去時怕我偷懶，就在家裏放了十張空白的錄音帶讓我吹笙時錄。我心裏有一百個不情願，我猜十幾歲，但每次看到牆上的樂譜，就覺得看到了我的墳墓。
但是在父親的“威懾”下，我的音樂底子打得很紮實。按父親原本的規劃，我應該一直在民樂的道路上深耕下去，他希望我能成爲一個稱職的管樂演奏家，然後看一場我的管樂的專場音樂會。
所以，當我玩搖滾以後，他的第一反應就是我“被人帶壞了”。他們有的會穿破洞牛仔褲，一個兜兒綠的，一個兜兒紅的，有的男生會留很長的頭髮，在我爸看來，這些打扮都很出格。但他不會表現出來，對我的朋友們還是挺客氣的。
那幾年，我爸的身體不好，已經有點半身不遂了。我們住在一個兩居室裏，有時我忙到很晚，他看到我房間的燈還亮着，就會拖着身體推開門看看，問問我餓不餓。每次，我都是在寫歌或者看書，他看到我這麼努力，也慢慢接受了我做搖滾樂隊這件事兒。
回想起來，我爸好像有很多次都嘗試過跟我聊聊搖滾樂。他去世的前兩年，經常坐在沙發上看電視，一隻手蜷着，另一隻手不停地按摩麻木的身體，身體跟着手的動作搖晃，像一座肅穆的擺鐘。但他經常會冷不丁地說一句，“別太累，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就跟我說。”
我當時想，搖滾的事兒你哪懂啊？能幫上什麼呢？後來我才聽我的音樂老師說，我爸那時候專門找他問過，搖滾樂到底是什麼？會不會讓我學壞？能不能在未來支撐我的生活？
所以，沒有跟父親好好溝通過，成了我人生中一個很大的遺憾。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去世之前，我拿了一個北京音樂廣播電臺的獎，起碼讓他看到我在這個行業裏，是有能力得到肯定的。
在輪迴樂隊的那段日子，我曾經下決心，要一直跟樂隊的哥們兒走下去，玩一輩子搖滾。
我們的第一張專輯就賣了30萬張，還簽約了日本的JVC唱片公司，2000年，我們發行的單曲《春去春來》火了，被選爲央視元旦晚會的表演曲目。能登上央視的舞臺，說明我們終於從地下走向了主流，有那麼點兒一線樂隊的意思。
但我和樂隊其他成員之間，有一些發展理念上的分歧。比如我希望搖滾音樂可以更加國際化，把輪迴的搖滾帶到國外去，但其他人可能會覺得，爲什麼我們不在形勢一片大好的國內市場發展呢？這爲我們後來的分手埋下了種子。
我和搖滾樂的一切，都在2004年被清零了。當時我去了美國，幫助西門子公司開發電子笙，在這期間，輪迴樂隊接到了新的演出邀約，我沒法兩邊同時兼顧，也和樂隊成員溝通過，可大家都是各執一詞，解決不了。後來，在媒體上看到輪迴招募新主唱的消息時，我感覺天都塌了，沒想過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離開輪迴。
生活好像一下失去了出口，只好嘗試去找一些新的方向。在美國，我加入了馬友友的絲綢之路樂團，想把中國的民族音樂和世界音樂融合起來，覺得這是門事業。
但重新開始沒那麼容易。在國外，沒幾個人認識我，我英語不好，溝通都成問題，很難融入到那種音樂的環境中。而且絲綢之路樂團的風格跟輪迴完全不同，他們是非常低調的，馬友友總是帶着我們扎進大山裏排練，一待就是一個月，演出的時候沒有很多觀衆，也沒有什麼媒體來報道。
說實話，我的心理落差很大。在國內，我已經習慣了那種做“明星”的生活，每天出門被長槍短炮圍着，經常在大舞臺上表演，下了臺有粉絲來找我簽名。但在絲路，這些都沒有。
那段時間的感覺就是很失重，在國內失去了重心，在國外也找不到自己。其實，也有人來找過我，想讓我回去唱搖滾。我考慮過，但我還是不想回頭，不服。
我不想再以一個搖滾歌手的商業形象示人，然後爲了維護商業的形象，語言、衣着、行爲的方式都得搞得很“搖滾”。
既然下了決心，選擇了一條新的路，那我無論如何都堅持得走下去。而在和絲路慢慢磨合的過程中，我發現我對音樂的態度好像變得更加開闊了。
絲路的音樂家們來自不同的國家，使用不同的音樂語言，所以樂隊的作品也非常多元。
以前，我對現代派的音樂作品有些反感，因爲它的作品在音響和節奏上很奇特，獨自練習時，很難聽出音樂的線條，每次練我都想，這是什麼鬼東西。
可是，當樂曲排練合成以後，作曲家的意圖就顯現了出來，的確是新的。
直到第一次拿到格萊美，我才覺得，真正喘過點兒氣來了。2010年，我和馬友友等人獲得了格萊美最佳跨界古典專輯獎，得知這個消息時，我還不敢相信，榮譽怎麼突然一下就降臨了？
圖 | 吳彤曾兩次獲得格萊美獎
但沒過多久，我又一次失去了對生命的掌控感。我得了溼疹，皮膚上開始出現密集的小紅疙瘩，癢得不行，這個病又沒法治，突然一下我就覺得特別失落，好像自己是一個自由落體，沒法把人生握在自己手裏。
有個朋友知道我的情況以後，推薦我去辟穀班試試。那幾天，我好像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之前我覺得人的身體狀況就是一條拋物線，想要讓自己變得強壯，只能拼命地鍛鍊自己。但我參加辟穀班以後，學習了一些養生的方法，才恍然大悟，有時候可能“少就是多”。
就在這個階段，我讀到了一篇文章，是晉朝的潘岳寫的《笙賦》。在這篇文章裏，潘岳形容笙的音色是“直而不居，曲而不兆，疏音簡節，樂不及妙”。我突然領悟到了笙的好，跟搖滾樂的躁動不同，它是一種節制的的表達，更加深刻，是音樂層面的“少就是多”。
我感覺自己好像重生了。我進入了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狀態，我以前習慣了熬夜，晚上工作，早上睡覺，中午起牀，從那以後，我調整了自己的作息，每天晚上十二點前睡覺、七點起牀，打坐或者站樁一會兒，再投入工作。
我在網上看到過一種說法，說“搖滾樂只是吳彤去嘗試的一種可能性，民樂和笙纔是他的全部”，說實話，我並不認可。在我身上，很難劃分哪一半是搖滾、哪一半是民樂。
2016年，我發過一張專輯，《烽火揚州路》也被收錄在其中。重新唱起這首歌，我有了更深刻的感悟。當初我寫這首歌的時候，年紀太小，沒有真正領會到詞裏的壯闊，只是單純地想把搖滾樂和古詩詞結合起來，覺得這樣很酷。而到了四十多歲，我才發現它們內在的靈魂是真正可以契合的。
今年十月，我在成都參加了一個音樂節，同場的還有鄭鈞、左小祖咒、刺蝟樂隊等等，是我時隔多年以後再一次和這麼多搖滾圈的人一起演出。一走進演出的場地，那種屬於搖滾的、排山倒海的氣勢突然一下就回來了，烏泱泱站着好幾萬的觀衆，充滿了生命力。
我當時表演的曲目是《蓮花處處生》，一首特別舒緩的歌。前奏剛一起來，我突然有種闊別已久的感覺，好像是條件反射一樣的，我就跪了下來，親吻了一下舞臺，臺下一片寧靜。
圖 | 在音樂節上表演的吳彤
那一瞬間，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在輪迴的表演的時候。我在後臺會把嗓子吊得特別高，常常是觀衆還沒見到人，就先聽到聲兒。在舞臺上，整個人都是特別興奮的狀態，一邊唱，一邊蹦得老高。
回想起以前那段玩搖滾的時光，我覺得自己“傻得可愛”，那時我們有很多迷惑，但又渴望表達，是很恣意的一段日子。
現在，我跟搖滾圈的人來往不多，接觸得最頻繁的還是以前輪迴的吉他手趙衛。我們都有音樂學院的背景，他是學黑管的，比我年長几歲，對我的影響很大，是我發自內心佩服的一位音樂家。
我們當年那批一起玩兒搖滾的人，到現在還在堅持的是少數，很多人已經遠離了音樂的道路，甚至過着比較潦倒的生活。那有些人可能就會說，大多數玩搖滾的都玩不出什麼名堂，最終會走向頹唐。
其實搞搖滾的人，幾乎都是老小孩，活在自己的精神烏托邦裏面，他們沒有壞心眼，很天真。他們的現狀好與不好，當然大家各有評價，他們自己也許覺得還不錯。但這種現狀是不是合理，可能不是他們能決定的。
我是覺得，人在一條路上走，肯定是會碰到瓶頸的，有的人能翻過這座山，有的人就到此爲止了，但只要活着，每個人都有未來，那些現在看起來頹唐的人，指不定哪一天就走出來了。
至於我自己，一切也是未可知的。我始終覺得自己身上還是保有一些當年搖滾的氣質，比如那種憤世嫉俗的精神，說不定以後我還能在搖滾的路上往前走一步呢？順其自然吧。
- END -
口述 | 吳彤
撰文 | 周曉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