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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生死朗讀經典臺詞

來源:美型男    閱讀: 1.92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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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生死朗讀》講述一名20世紀五十年代的德國少年米夏和一名中年女子漢娜展開的一段忘年戀。下面是電影經典臺詞,一起來回顧下吧。

電影生死朗讀經典臺詞
  電影《生死朗讀》經典臺詞

1. 當我們敞開心扉時,我們合二爲一。當我們沉浸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當我們消失時,你在我心裏,我在你心裏。這之後,我是我,你是你。

2. 可是,她目不斜視,眼光穿透塵世一切,揚長而去。那是一種睥睨萬物.深受傷害.徹底絕望而無限疲憊的眼神,一種任何人.任何物都不再想看的眼神。

3. 其實,恢復自信同成功與否沒有關係。我所設定的每一個奮鬥目標,我所渴望的每一次外界好評,使得我真正做到了的相比之下顯得一文不值。而且,到底我是覺得自己一無可取,還是感覺足以自豪,只取決於我當時的心境如何,與其他一切簡直沒有關係。

4. 我並不是說思考問題和做出決定對於行爲沒有影響。但是行爲所實施的,卻並不簡單地就是實現所想到的和決定的。行爲有自己的來歷,它是我的行爲,它有自身的獨特方式,就像我的思想乃我的思想,我的決定也只能是我的決定一樣。

5. Im not not frightened of more i suffer The more i er will only increase my love.

6. 我很清楚,否認乃是一種似非而是的背叛。雖然,一個人到底是扯了謊話,還是僅僅出言謹慎.深思熟慮,爲了避免落入尷尬,或免得成爲笑柄,這從外表上是根本看不出來的。有些人採取了不予承認的態度,就只有他們自己心知肚明瞭。但是,如果說謊的話,終究會把那層關係中的根基抽走,就像那些花裏胡哨的背叛一樣。

7. 是不是人人都如此?我年輕時總感到自己一會兒信心十足,一會兒又自信喪盡。我想像自己完全無能,毫無魅力,沒有價值。同時我又覺得自己是天生我才,並且可以計日功成。在我充滿自信時,我連最大的困難也能克服,但哪怕一次最微不足道的失誤,也叫我確信自己仍舊一無是處。

8. “您說的有道理,不存在戰爭和憎恨的理由,劊子手恨不恨他要處死的人,都要處死他。因爲他這樣做是按照命令行事?您認爲,他們這樣做是因爲他被命令這樣做的嗎?您認爲我現在在談論命令和服從嗎?我們在談論集中營和警衛隊得到的命令和他們必須要服從命令嗎?”他鄙夷的笑了起來,“不,我不是在談論命令和服從命令。劊子手沒有遵循任何命令。他在完成他的工作。他處死的不是他憎恨的人,他不是在向他們報仇雪恨。殺死他們,不是因爲他們擋了他的路或者對他進行了威脅和進攻。他們對他來說是完全無所謂的,以至於他殺不殺他們都一樣。”

9.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make life complete, that is love.唯一能使人生完整的,是愛。

10. How long would you keep a secret.

11. 我有一種感覺,她將說她與我像過去一樣只能保持一種實際距離。我怕她說,那微不足道的.隱匿的問候和錄音帶太做作和太傷害人了,她必須因而承受近在咫尺之苦。我們怎麼還能再次面對面地接觸而對這期間我們之間發生的一切不感到噁心呢?

12. 回憶被留在了身後,就像一列火車繼續向前行駛而把一座城市留在其後一樣。它依然存在,在什麼地方潛伏着,我可以隨時駛向它,得到它。但是,我不必非這樣做不可。

13. 只有一件事可以讓靈魂完整,那就是愛。——《朗讀者》點評:表白對象必須是文藝青年,切記。

14. 我也記得,一個小小的摯愛的手勢,不管這個手勢是針對我的還是對別人的,都會讓我激動的喉嚨咬住。有時候,電影裏面的一個情節就足以讓我如此激動。我即麻木不仁又多愁善感,這甚至連我自己都難以置信。

15. 我沒被嚇倒,我不怕任何事,承受的越多,我就越愛她,危險只會增加我的愛,它會讓愛變得尖銳,變得趣味怏然,我會是你需要的唯一天使,你丟下生命時會比你擁有生命時更美,天堂會把你帶走,看着你,對你說,只有一件事可以讓靈魂完整,那就是愛。

16. 另外,我甚至還懷疑,我的快樂記憶是不是真實的。因爲,我越是想它,就越想出一些尷尬場景和痛苦境況。再說,我雖然已經朝漢娜的記憶道聲再見,但是,我卻並沒有將它克服。曾經漢娜難爲水,我不再對人卑躬屈膝,我也不再自慚形穢;我不再自攬罪過,或者感到負罪;我也不再去愛人,以免一旦失去便又會悲痛萬分。這一切我並沒有故作什麼明確的構思,只是在感覺上堅如磐石。

17. 做一件事情的目的不是爲了向世人現實她所能做的的事情,而是像世人掩飾她所不能做的事情。這是一種其起步意味着節節敗退,而其勝利隱藏着失敗的生活。

18. 你對一個環境或一種情況非常熟悉,以至於凡是你感受到並接受了的.令你驚訝的東西,都不是來自外部世界,而是產生於內心。

  拓展閱讀

  劇情簡介

二戰後作爲戰敗國的德國處在盟軍和蘇軍的管制中,萬事蕭條,百廢待興。生活在柏林的15歲少年米夏·伯格患上了猩紅熱,但他仍然時不時的坐車到很遠的圖書館中找尋自己愛看的書籍,對於這位身處戰後管制區的少年而言,這是他僅有的娛樂。米夏有一次在路上猩紅熱病發,漢娜將他送回家,兩人開始漸漸交談起來。病好的米夏前往漢娜住的地方感謝她的救命之恩,在漢娜的屋內,米夏第一次感受到了非比尋常的快樂。

兩人的關係發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情慾變成了愛情,他和漢娜私下見面的次數越來越多,兩人在漢娜的公寓中度着屬於自己的快樂時光。漢娜常常叫米夏帶來不同的書籍,然後慢慢地讀給她聽。相處中米夏和漢娜的矛盾漸漸爆發,米夏試圖對抗年齡的懸殊帶來的服從感,並想擺脫自身的稚氣和懦弱。終於有一天,當米夏前往漢娜的公寓,發現已經人去樓空,這段無果之戀也走到了盡頭。

畢業之前,米夏作爲實習生前往旁聽一次對納粹戰犯的審判,在審判席上,米夏做夢也沒有想到,坐在戰犯座位上的,竟然是漢娜!審判開始了,原來漢娜曾經做過納粹集中營的看守。或許是出於自責、或是對法律的無知、漢娜對指控供認不諱,並因爲不願在衆人面前暴露自己不認字的事實,認下本不屬於自己的重責。米夏此時有能力幫助漢娜澄清事實,出於對漢娜罪行的`譴責以及不願暴露自己與漢娜的關係,他選擇了沉默,就連給漢娜鼓勵的勇氣也沒有。最終漢娜被判終身監禁。

米夏在很多年後開始給獄中的漢娜寄自己朗讀的磁帶,這讓漢娜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義和勇氣,並且漢娜通過磁帶和書的逐字對比學會了閱讀和書寫!並且開始給米夏寫信。米夏從來沒有回過。也許他想逃避那份自責的心情;也許他沒有勇氣面對漢娜。這讓漢娜感到無比的孤單。漢娜出獄的時間到了,米夏來到獄中看見已經白髮蒼蒼的漢娜,雖然承諾給漢娜提供出獄後物質上的援助,卻拒絕了心靈溝通。漢娜絕望自殺。

幫助漢娜處理遺願並不能使米夏逃出自責,他最後選擇傾訴來宣泄內心的痛楚。

  角色介紹

漢娜·施密芝

演員 凱特·溫絲萊特

漢娜·施密芝是一個文盲,熱衷於傾聽朗讀,她對文化世界中的美好事物的嚮往越強烈,想極力維護自尊,爲了掩蓋文盲的事實,不惜撒謊和傷害愛他的人,一個矛盾的個體,結局是在監獄裏自殺了。

艾希曼

演員 大衛·克勞斯

艾希曼是一個盡忠職守、嚴謹勤奮的官員,每天埋頭於時刻表、報表、車皮和人頭的統計數字,極具工作效率。作爲有文化的“專家”卻放棄個人思考判斷和尊嚴,與漢娜的追求正好相反。

中年艾希曼

演員 拉爾夫·費因斯

中年的艾希曼,更加沉穩、成熟。

  影評:行刑者的倫理困境

作者:郭明

“假如你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看守,當接到屠殺猶太人的命令,你是執行,還是不執行?” ——作者題記

多年來,我曾不止一次在“討論課”上提過這樣的問題:“假如你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看守,當接到屠殺猶太人的命令,你是執行,還是不執行?”一番沉默之後,除了莫衷一是的若干棄權者,總會出現絕然對立的兩派陣營:多數派選擇“執行”,少數派選擇“不執行”。多數派的主要理由是執行命令是看守的職責。如果不執行,可以選擇離職。但只要是在職,就應當執行命令。何況,在納粹統治下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根本沒有選擇不執行的自由。少數派的主要理由是“屠殺猶太人”是一個明顯有悖基本人道和正義的命令,如果執行或參與執行這樣的命令,會使自己良心不安,留下終生恥辱。辯論的結果則是兩派的立場和觀點互不相讓,無法折衷求和。爲了揭示差別,我把對立的兩派分別稱爲“工具倫理派”和“價值倫理派”。我認爲,行刑職業中的“工具倫理”和“價值倫理”衝突,構成了行刑者職業實踐的倫理抉擇困境。這個困境乃是一個沉重的職業“十字架”:無論你是執行還是不執行,都可能面對法律、道德或歷史的爭訟及其審判。

讓我列舉以下兩則典型材料,試作解析:

其一是影片《生死朗讀》(又名“朗讀者”)。這部片子說的是在二戰後的德國,有一位名叫邁克爾·博格的16歲少年與一位比自己大20歲的公車女售票員漢娜·斯密茨所經歷的一段忘年之戀。在少年邁克爾的心裏,漢娜是一個在他病痛無助之時給予了無私幫助的俠義女人,是一個唯一向他開放了痛苦隱私——渴望識字讀書而不能的隱忍女人,是一個給他身體啓蒙與肉慾快樂的性感女人,是一個喚起了他刻骨銘心生命體驗而使之拋卻忘年之隔的親情女人。儘管,他對這個女人的過去一無所知,並且,這個女人在某一天不辭而別,但他仍無法將她忘懷。顯然,這部片子有一個美麗而憂傷的愛情故事本身就值得品味。但是,我在這裏要議論的不是其愛情故事的審美意義,而是其中蘊含的行刑倫理問題:在邁克爾生活中一度消失的漢娜並沒有徹底消失,多年之後她重新出現在了邁克爾面前,但不是在車站、碼頭或大街上,而是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

漢娜怎麼會在被告席上?她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原來,她出生於德國社會的下層家庭,錯過了接受初等教育的機會。由於大字不識一個,害怕傷及面子,這成了她難言的人生隱痛。二戰爆發後,丟了飯碗的漢娜應招成了“納粹集中營”的一名看守,先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又轉到了“克拉科夫集中營”。在當看守期間,漢娜不算是一個蠻橫無理的人。比如,爲了讓一些身體病弱的女囚走向死亡的道路不那麼艱難,她讓她們吃得稍微好一些,住得稍微舒適一些,勞動稍微減少一些。她所在的集中營,每月需要向“奧斯維辛集中營”選送六十名囚犯。她的一項艱難職責是從被管轄的犯人中挑出合適的人選。她知道將這些人送往奧斯維辛就是將她們送上死亡之路。“但是,誰應該被送去呢?”當法官詢問她是否知道自己行爲的意義時,她的回答是“知道,難道可以不送嗎?何況,新人要來,老人要給騰出地方”。最嚴重的一次事件是,在戰爭後期轉移囚犯的過程中,漢娜和她的同事帶領數百名囚犯西行,夜間在一家教堂過夜。半夜,教堂遭遇轟炸,發生了大火。只有打開大門,囚犯們才能活下來。但是大門一開,囚犯勢必乘機出逃。本來也是被送去“解決”,只是遲早問題。因此,漢娜和看守同伴們選擇了聽任數百名囚犯被活活燒死的結局。在漢娜看來,不讓猶太人逃走,這是她的職責所在。面對指控,她曾兩度詰問法官:“要是您的話,您會怎麼做?”對於漢娜的詰問,負責審判的法官們似乎也無法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的確,這是一個知識論上無解的倫理難題,除了逃避或自殺,行刑者無法做出兩全其美的在場抉擇。

據統計,在德國各大集中營工作的女看守,一共有三千多人。她們在各自的崗位上曾經遇上各種不同性質和形式的倫理難題。在那樣尖銳的生存處境之中,爲了執行職責或保全自己,絕大多數人習慣了依照“工具倫理”行事。她們根本想不到“二戰”結束之後,當人們開始清算曆史時,會無視其行刑行爲發生的“工具倫理”處境,而從一般的“價值倫理”訴求,判斷其行刑行爲的“正當性”,並認爲她們應該爲此承擔歷史罪責。

由此,我想起另一則著名案例:一位叫做漢娜·阿倫特的猶太裔女性哲學家,寫過一本頗受爭議的書,名爲《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書中講述了作者以《紐約客》雜誌特派記者的身份,在1961年2月旁聽猶太人大屠殺計劃的主要執行者阿道夫·艾希曼接受審判的經歷與思考。據報道,阿道夫·艾希曼出生於德國的索林根,小時候因膚色常被笑爲猶太人。成年後加入納粹黨,曾經擔任過德國第三帝國保安總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長,是猶太種族大清洗的前線指揮官。1934年由於負責“達豪集中營”的表現“出色”而受到黨衛軍情報部首腦萊茵哈德·海德里希的賞識。1937年曾經作爲“猶太問題專家”前往海法與開羅,參與研究將猶太人移住巴勒斯坦的難題。1942年他出席“萬湖會議”,被任命負責執行屠殺猶太人的“最終方案”。在他的組織與指導下,僅“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屠殺生產線就創造了令人生畏的記錄:每天殺害一萬兩千人。到“二戰”結束,約有六百萬猶太人因“最終方案”而喪生。“二戰”後的艾希曼曾被美國人俘虜,但僥倖逃脫,之後流亡到阿根廷。以色列的情報部門摩薩德經過漫長的追蹤調查,終於查出艾希曼的下落,並於1960年5月11日將其逮捕,祕密押回以色列。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面對衆多證人對其犯罪的憤怒控訴,他總是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作答。同年12月艾希曼被判處死刑,並於次年6月1日被執行絞刑

“艾希曼受審”事件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探討。究竟怎樣看待艾希曼令人髮指的罪行?艾希曼是一個天生的殺人狂嗎?事實上,艾希曼在法庭上向法官提出了與漢娜.斯密茨同樣的問題:“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這是一個拷打靈魂的問題。的確,在龐大的納粹體制中,艾希曼也只是一個執行“命令”而使“體制”得以正常運行的人。他唯命是從的“工具倫理”邏輯完全符合“納粹黨國的意志和利益”這一終極“價值倫理”要求。由於終極“價值倫理”早已預設在先,根本不必要或不允許“領袖”以外的體制中人自己獨立思考選擇。因此,從其人性的個人角度,似乎挖掘不到罪惡的終極根源。在詳細研究了艾希曼犯罪及其審判的全部資料之後,猶太學者漢娜·阿倫特心中的主要疑問是:爲什麼一個像“納粹”這樣的極權專制政體,卻恰恰是依靠像艾希曼這樣粗鄙而又膚淺的人物來支撐?因爲她發現“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看起來相當平庸,無法流暢地爲自己實施辯護。他爲人呆板乏味,缺乏想象力,甚至連狡猾都算不上”。艾希曼不過是“納粹體制”機器的一個零部件,他的嚴格、狂熱和忠誠是“納粹體制”的機器屬性表現。故此輩的罪惡,在漢娜·阿倫特看來是一種放棄了價值倫理意識的“平庸人格之惡”。這種具有“平庸之惡”的職業人格在“價值倫理”被欽定和壟斷的一切專制體制中比比皆是。他們在職業實踐中因爲習慣了“靠體制、吃體制、聽體制”,幾乎已經意識不到作爲人還有“倫理衝突的抉擇問題”。正是他們的“平庸之惡”維持或助長了專制體制的作惡效率。當然,同是“平庸之惡”也有區別。比如,漢娜·斯密茨的“平庸之惡”是消極的,她是因爲“不得不執行所以執行”;而阿道夫·艾希曼的“平庸之惡”是積極的,他是因爲“應該執行所以執行”。不過,由於兩者都缺乏主體性的“價值倫理”責任意識。因此,當他們有一天不幸站在法庭上,只會覺得自己是無辜的,是“被執行”的,是歷史案板上的犧牲品。

“執行還是不執行?”——這是一個哈姆雷特式的問題。在我看來,這個問題不僅存在於專制的行刑體制,也會出現在民主的行刑體制之中。它會在行刑者的日常職業實踐中以各種不同的“面孔”出現。因此,有必要作爲行刑者的一個職業倫理問題提出來。尊敬的閣下,面對這個職業倫理“十字架”,你當如何認識和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