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 （新華社/歐新/圖）
今年北京國際電影節大師班請來了李安。華語電影節或者電影論壇如果有李安出現，他總是能貢獻出精彩的觀點，並且以金句的形式傳播。某種程度上，李安像是一個“兜底”的人，有他在，電影活動主辦方與影迷，都覺得踏實。
這次李安在大師班的發言，有幾個出現頻率頗高的關鍵詞，如“問題”“困難”“困惑”“害怕”等，這些關鍵詞又可以統一用“不安”來概括——原來一直被認爲穩重、篤定、從容的李安，他的精神底色中居然有着如此不安的成分。
其實李安一直是不安的。當他回答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或者面對眼前發生的一些尷尬狀況時，他會微微漲紅着臉，甚至會搓着手或衣角，讓他的不安被所有人看到，他也並不忌諱讓人看到他尷尬的樣子。不安讓李安顯得很真實，這與他的“大師”身份無關，或與他的純真心性有關，在電影的世界裏他幾乎可以掌握所有事情，但面對現實他卻常束手無策。
這次李安所表達的不安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他的電影數字化試驗遭遇了阻力，市場與觀衆並不買賬，用技術創新來抵抗傳統電影工業與觀影文化 的沒落，他覺得“胳膊擰不過大腿”；二是創作上的迷惘，“我的電影越拍越困惑”，對手頭正在創作的英語新片也缺乏自信；三是疫情給電影帶來的影響，導致革命性電影改革的時代提前到來，怎麼強化電影的“誘惑”讓觀衆非進影院看不可，讓李安覺得“前途未卜”。
李安在世界影壇的成就，多被歸功於他是最能處理好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公衆人物之一，但今年66歲的李安，在論壇上坦率地承認自己在臺灣是“外省人”、在美國是“外國人”的身份。在談到東方文化的敬畏天地、追求意境、有序生存等話題時，李安的思路顯然是順暢而自在的，而對他的不安進行追根溯源，會赫然發現，西方的思維與價值觀與他的東方智慧與文化眼光，在他身上搏鬥多年，至今仍然有着不小的衝突。
通透如李安者，在走過生命與創作的盛年之後，還是要面對並無盡頭與最終答案的文化選擇，這恐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作爲導演，李安用電影建立了一個可供他人觀賞、研究的世界鏡像，東西方觀衆通過這個鏡像均能找到滿足自己好奇心的元素，作爲創作者，他也理所當然地被賦予了學者與哲人的身份。只是，在脫離電影、走在現實中時，李安難免也會像一個普通人那樣“迷路”——儘管李安說自己年齡大了、記憶力變差、對“本質”的把握不像以前那樣敏銳，但去除這些客觀原因，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中飾演一個調和者的角色，恐怕纔是真正 令李安不斷產生情緒動盪的深層因素。
設身處地，李安的不安，也是當下不少人羣、個體的不安，對技術創新的渴望與恐懼並存，在依賴技術製造的便利與美好幻覺的同時，又抗拒被技術“統治”，成爲科技與智能的傀儡；一場疫情改變了世界，東西方的文化差異甚至成爲能否抗疫成功的關鍵因素，此前對於東西方文化的思考成果面臨着新的打量與審視；一些約定俗成的固定觀念，短時間內如堤壩崩潰，一些被認爲是常識的事物，忽然充滿了不確定感，人在一種強大的環境變化中意識到了自身的渺小……李安的不安可以說出，而普通人的不安，有多少是可以表達，又有多少人可以準確地將其表達出來？
“如果不冒險，我會非常地焦躁不安……”李安用這麼一句坦誠的話，說出了他解決問題的方案，冒險的確是李安數十年電影生涯的關鍵詞，他在事業上仍然充滿了冒險精神，雖然面臨着當下可見的挫敗與並不可預知的未來，但李安仍然選擇以冒險來抵抗重複與平庸。
李安的方式不見得適合更多人，每個人處理自己不安內心的策略也不盡相同，但在終極目標上，所有人都可以是一致的，拒絕重複與平庸，讓生活多些新鮮、希望感，或是我們在不確定的時代，少有的可以讓人保持前行的動力。
韓浩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