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思成其實就是梁啓超的兒子，從小便是在東京出生，他還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雖然只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但是樑思成卻是沒有以大哥自稱欺負弟弟妹妹，非常和氣的相待他們，其實雖然身在日本，他們從小便是就開始學習《三字經》《百家姓》等中國傳統文化素材。
後來，他又進神戶中文學校初小讀書。這兩所學校都是當地著名的華僑子弟學校，特別重視對孩子們進行民族意識和傳統文化方面的教育。同時，樑思成親身感受到了弱國子民被外國人鄙視的現實。他很小就產生了強烈的民族自尊意識，懂得爲振興中華民族而發奮努力。梁啓超見兒子小小年紀就有如此志氣，很是高興，同時也對他提出更嚴更高的要求。
思成7歲那年的一個晚上，父親正坐在院子里納涼，忽然悟到了什麼，便把思成叫到身邊，給他講起燦爛悠久的中華傳統文化。小思成聽父親這麼鄭重其事地講古典文化，還是第一次。他認真地聽着父親的每句話，生怕漏掉一個字。講到動情之處，父親給他佈置了任務：“從現在起，每天除完成正常的功課之外，要在兩年內讀完《史記》。”小思成當時還不知道《史記》是怎樣一本書，只是聽父親說它蘊含着古典文化的精華，想必是一本很好看的書，於是愉快地接受了這個新任務。出乎他意料的是，這本書不似以前學過的課本那般容易，也沒有精美可愛的插圖，滿篇全是既難讀又難懂的文言。
可是，既然答應了父親就不能不讀，於是他硬着頭皮往下念。小思成心想，這哪是什麼名著，太索然無味了。有了這種想法，他便時常流露出畏難情緒。父親見了這種情況，就用自己小時候刻苦學習的事蹟來感召他，使他一次又一次地鼓起勇氣。過了一段時間，他感覺到讀這本書的樂趣了，逐漸喜歡上了它，甚至到了愛不釋手的地步。
小思成一頁頁地讀，不到兩年就讀完了這本大書。讀完《史記》，他“大長了學問”，以至於到他家來串門的大學者都“考”不倒他。見他這麼小，就擁有如此豐富的知識，學者們都說：“思成思成，有望大成。”樑思成在讀書的時候，還用心思考，因此有着比一般人更爲冷靜和敏銳的頭腦。五四運動期間，同學們在清華校刊上展開了一場以“校長應具備何等條件”爲主題的大討論。許多人提出：“校長應無黨派臭味。”這一度成爲當時的主流觀點，但樑思成卻沒有附和。他發表了一篇題爲《針對校長條件的疑問》的文章，指出：“人離不開社會，而社會又是與政治分不開的。因此人只要生活在社會中，他的觀點和意見就必然會與某黨的政見相合或相近。
鑑於此，社會中不存在一個絕對無黨派關係的人。”樑思成平實的說法，引起人們深思，並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因此，同學們稱他是“一個有政治頭腦的人物”。人有旦夕禍福。1923年5月7日，樑思成駕駛一輛摩托車經過南長街口時，被軍閥金永炎的汽車撞倒，傷勢嚴重，需要長期臥牀。但他此前與林徽因約好近期一同到美國留學。突發事故使他異常焦急苦惱，情緒也很消沉。
父親知道後給他寫了一封信，叮囑他在養病的時間裏認真研讀《論語》《孟子》，尤其注意體會其中有利於修身養性的詞句。樑思成按照父親的要求，重新振作起來，潛心學習，不但學到了許多新的國學知識，還領悟了人生的“奧祕”：任何時候都不能鬆懈，積極地利用“消極日子”是很重要的。這一年，他還刻苦鑽研建築學，爲日後成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72年他逝世之時，正是北京城牆被拆光之日。他死前，蝸居在清華園北院的一間平房裏，距離父親梁啓超任清華國學院導師時的舊宅，僅咫尺之遙。1957年，樑思成說，“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五十年後，會有人後悔的”，這樣的痛確實浸入了他的血脈。
早在1951年思想改造運動興起時，他便和父親說再見了，稱父親“抗拒最進步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自己受了父親的愛國教育，但“我的愛國思想的內容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
那些年，父親在清華園教書時風神清朗，聲如洪鐘，講得認真賣力，渴了便喝一口水，熱了便掏出大塊毛巾揩臉上的汗，不時呼喚坐在前排的兒子：“思成，黑板，擦擦!”rdquo;樑思成便跳上臺去把黑板擦得乾乾淨淨。當年這位天真浪漫的少年，如今算是死在了父親跟前。
當年梁啓超、林徽因去世時，作爲建築學家的樑思成爲其親自設計墓體和墓碑，而當樑思成告別這個世界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膽敢出面爲這個清華營建系的開山鼻祖設計一寸墓碑了，不高的山嶺上只有蕭瑟的寒風與風中搖擺的萋萋荒草伴他長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