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想中的嬰兒潮
從十年前開始，就陸續有關於中國要迎來新一輪嬰兒潮的聲音。所謂嬰兒潮（Babyboom）指的是在某一時期及特定地區，出生率大幅度提升的現象。從這個概念來說，與其說嬰兒潮是個人口學名詞，不如說它是個社會學名詞。無論是絕對數量，還是相對數量，嬰兒潮都是指嬰兒數量大幅度增加的現象。
儘管學界對嬰兒潮的界定還有不同看法，總的來說，對1945年以來中國的三次嬰兒潮已經基本達成共識。
第一次嬰兒潮是1950年代。1945年之後，年出生人口首次超過1000萬，到1957年達到2138萬的高點後開始明顯下降。到1961年，達到1141萬的低點。
第二次嬰兒潮從1962年開始，持續15年保持在2000多萬的高位，直到1976年。
第三次嬰兒潮從1986年到1990年，這5年形成一個潮峯，其中1990年以2621萬人達到中國年出生人口的最高點。從1992年開始，年出生人口持續下降，到2000年後略有增加，但始終在1600多萬的水平徘徊。
從歷史上看，嬰兒潮在許多國家都有發生，而且原因多種多樣。通常可能起因於振奮人心的事件，比如農作物豐收、打贏戰爭及贏得體育競賽等。最著名的嬰兒潮發生在美國，從1945年二戰結束後，大批軍人從戰場返鄉，掀起一輪生育高潮。從1946年到1964年，美國共有7590多萬嬰兒出生，約佔當時美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分析各國嬰兒潮的規律，可以發現，除了上述特殊原因導致的嬰兒潮之外，還有一種回聲嬰兒潮。這種嬰兒潮的產生，不是因爲生育率的明顯提升，而是因爲上一波嬰兒潮的人羣到了生育高峯期，因此產生了一個類似回聲的嬰兒潮。按照現代人婚育的年齡推算，嬰兒潮之後24~30年會出現回聲嬰兒潮。中國八十年代出現的第三次嬰兒潮就屬於六七十年代嬰兒潮的回聲嬰兒潮。這也可以解釋一個疑問：爲什麼1980年代中國採取了嚴厲的生育控制政策，竟然還能夠出現一個短暫的潮峯。
預想中國會在2010年左右出現嬰兒潮的人們更多是基於回聲嬰兒潮的理論。理由很簡單，1986年出生的2319萬嬰兒到2010年已經24歲，正處於生育旺盛期，新的嬰兒潮出現順理成章。
問題是，新的嬰兒潮真的出現了嗎？
學者：根本沒有新的嬰兒潮
《第一財經日報》諮詢了多位人口學者，他們的回答基本一致，按照統計數據，從1992年中國年出生人口降到1875萬之後，就一直沒有超過1800萬，尤其是最近十幾年，始終在1500多萬到1600多萬徘徊，根本沒有出現嬰兒潮。
“按照人口變動規律，是應該有個出生的小高峯，但是查看這十幾年的統計數據，只有小的出生波動，根本沒有什麼明顯的嬰兒潮。”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預測專家王廣州說。
讓我們看一看從2005年到2014年10年間的年出生人口數量。根據統計數據，2005年出生人口爲1617萬，此後一直在1600萬左右徘徊，最高點是2014年的1687萬。
2012年是中國農曆的龍年，按照傳統習慣，有些人預料當年會出現一個小的出生高峯，但當年出生人口僅爲1635萬，勞動年齡人口在這一年出現了首次淨減少。
2014年是單獨二孩政策在全國範圍內落地的一年。此前有關部門曾經擔心，放開單獨二孩可能會導致年出生人口顯著增加。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新聞發佈會上曾經表示，放開單獨二孩後，頭幾年可能每年增加200萬出生人口，可能呈現一個小波峯，但不會出現所謂新一輪嬰兒潮。
但2014年的出生人口僅比上一年增加了47萬。這就使得過去十年間的年出生人口數量顯示出一條平平的波浪線，沒有出現任何明顯的潮峯。
據國家衛計委的統計，截止到今年5月底，全國1100萬對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夫妻僅有145萬對提出了再生育申請，數量之低令人意外。
早在2014年12月的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討會上，王廣州以及中國人民大學顧寶昌、北京大學郭志剛、李建新、喬曉春，復旦大學彭希哲、王豐，南京大學陳友華、黃文政等多位人口學者已經表示，單獨二孩政策全國遇冷敲響了警鐘，全面二孩應該及早落實。
王廣州通過對多次人口普查和人口變動調查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目前的已婚一孩育齡婦女中，約有40%超過40歲，已經接近生育期末端。
他在今年發表的《生育政策調整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與反思》中預測，假定在2015年全國統一放開二孩，2016年新增出生人口爲565.8萬人，2017年達到增量最高峯583.2萬人，此後逐年降低。這一預測通過人口仿真模型做出，被多位人口學者評價爲“靠譜”，遠遠低於此前有學者提出的“全面二孩後每年將增加出生人口數千萬人”。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人口學者李建新認爲，目前的生育主力軍是80後、90後，他們的生育觀念跟60後、70後的父母輩不同，再加上生育的機會成本和撫養成本很高，即使完全放開生育也形成不了所謂的嬰兒潮。
和雙獨夫妻、單獨夫妻可以合法生育二孩卻放棄的現實相反，一批不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非獨夫妻在盼望着自己能夠合法地生育二孩，這其中絕大部分是70後。今年十一假期，一羣70後非獨人羣徒步去山西翼城考察全面二孩試點的成效，希望以此舉喚醒社會對70後非獨人羣生育權的關注。
爲什麼中國人不想生孩子了
生育成本上升
“突然”當然只是印象。如果把生不生、生幾個看成投資行爲，那從成本與收益的變動就不難窺見生育行爲變化的軌跡。
先看婦女的生育成本，主要由兩塊構成。
一是在工業與城市的時代，重智力、輕體力的白領工作大量涌現，男女同臺競爭就業機會，婦女幾乎能頂家庭收入的半邊天。婦女從懷孕到哺乳，至少需要一年半時間；如果小孩滿三週歲才上幼兒園，那就至少需要三年時間。職業女性休產假一般爲三四個月，上班後的工作外時間亦不得主要用於照料幼兒而非充電提高專業水平，爲此婦女不得不放棄相當的收入與職業晉升機會。
二是養育一個小孩的直接費用也不菲。上海的調查顯示，一個家庭養育一個0~3歲孩子的直接費用爲32719.5元，4~6歲孩子的養育費平均爲31943元，7~12歲的爲31226元，35%的父母認爲“養孩子是沉重負擔”。有人估算，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連吃帶用加上讀書、找工作與結婚，要花100多萬元。
男耕女織的農業時代，承擔體力活的男人是家庭收入的主力，生育成本的第一塊（婦女放棄的收入）很低，生育率就很高，一個家庭生四五個孩子很常見，在養育模式上勢必是重數量、輕質量，導致生育成本的第二塊（直接費用）也不高。
但在工業與城市的時代，生育成本的第一塊劇增，一個家庭生一個孩子都是重大決策，在養育模式上勢必改爲重質量，導致生育成本的第二塊也上升。如此情勢之下，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家庭只有1/4願意再生一個也就不足爲怪了。
中國城市化率2012年爲52.57%，並且這是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率增長。2012年上海的城市化率爲89%。城市化內蘊的生育成本上升對生育率的壓制所用非常大。這非中國獨有，乃是所有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都發生過與發生着的現象。生育成本上升之後，也很難再降下來，西方國家補貼生育的措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扭轉不了趨勢。
當孩子不再是資本品
在家庭養老之下，年富力強時父母生養孩子付出艱辛，而不是及時行樂，年老體衰失去工作能力時由子女支付至少一部分贍養費用。子女比其他任何人更關心自己父母的生活與福利，這是寫入基因的人性。養育孩子體現出資本品的特點：投資是未來消費，以放棄現在消費爲代價。
不過，在現收現支的社保制度之下，僱員和僱主均被要求每月按照該僱員基本工資的一個百分比來強制繳納社保稅，一直繳到該僱員退休爲止。以僱員與僱主名義繳納的部分，其實均是公司用工成本的一部分。現收現支的本質，是強制工作者、年輕人與下一代集體養老年人、退休者與上一代。
在這種模式下，家庭的考慮就變了：既然政府保證我們將來退休後的生活待遇，等我們退休時，別人家的孩子在工作並繳納社保稅，養老金能確保退休後的生活無虞，那現在就沒有必要含辛茹苦，省吃儉用多生養個孩子。節省下來的錢和時間可以買更好的車子、更大的房子，可以到處旅遊，可以過上更有品質的生活。人生苦短，如果不是爲了將來的考慮，誰願意現在過苦日子？由是，從意願的角度，孩子就被削弱甚至剝離了養老投資品的功能。
同等重要的是，在投資意願被削弱甚至剝離之外，現在的工作者把生孩子作爲養老投資的能力也被削弱了。在家庭養老之下，每一個家庭的工作者能在與父母協商在代際恰當地分配自己的收入，以確定多少給父母養老，多少自己消費和投資，多少用於養育孩子。父母和子女之間有愛，父母不會侵奪子女和孫子女的生活資源。這就能確保一個家庭對孩子的投資份額，也能確保在代際之間，資源能穩定地向下一代轉移。
但在現收現支之下，所有工作者被強制將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於所有退休者的養老，沒得商量；所有退休者也有動機向政府施壓提高自己的退休待遇，從而進一步加重所有工作者（別人家的孩子）的負擔。這就必然削弱所有家庭對孩子的投資能力，還導致資源在代際之間的流向出現了逆轉，整體上不是向下一代轉移，而是向上一代轉移。
由此，生養孩子作爲養老投資品的意願和能力都受到了極大的削弱。爲了享受天倫之樂或對熱切希望抱孫的老人有個交代，生養個把孩子就行了。甚至丁克家庭也大量涌現，將來有別人家的孩子爲自己的養老金添磚加瓦，何苦費心一把屎一把尿地養孩子？浪漫、逍遙和自在的兩人世界多好啊！
1970年代以來，西歐與日本的生育率穩定地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單單靠生育成本上升不足以解釋，孩子的資本品屬性被削弱導致生育收益的下降，亦是不可忽視的原因。從安排上，中國的社保是大統籌、小賬戶，大統籌就是以現收現支爲主，再加上個人賬戶不斷累積的空賬，整體上與現收現支無多大差別了，在“養老靠政府”的觀念之下，只有不高比例的人願意生二胎，也就不奇怪了。
重質量的傳統
上述兩個因素還不足以充分解釋中國人的生育意願爲何如此之低。新加坡幾乎是一個華人社會，其城市化率是100%，不過沒有實行現收現支的社保制度、而是實行純個人賬戶性質的中央公積金制度。也就是說上述兩個因素只佔了一個，但新加坡的生育率也很低，只有1.2（2010、2011年）。
再看其他華人社會。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0-2012年的總和生育率，澳門分別爲1.0、1.0與1.1，香港分別爲1.1、1.2與1.3。臺灣與在美國的華裔生育率都很低。其他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社會也是如此，如韓國的生育率只有1.2，日本的生育率只有1.4。
照道理說，儒家文化強調“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是鼓勵生育的，不過一千多年來“學而優則仕”令華人與儒家文化圈的尤其重視對子女的教育投入。在傳統社會，考取功名有各種好處，可以免稅，可以入仕，可以在當地提升社會地位，由此導致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理取向。經過N代人的傳承與加強，這已經成爲了Meme。
1976年，英國科學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書中，新造了Meme 一詞，含義爲：“在諸如語言、觀念、信仰及行爲模式等傳遞過程中與基因在生物進化過程中所起作用相類似的東西。”是說，如果生物進化的基本單位是Gene（基因），那文化進化的基本單位就是Meme（謎米或文化基因）。Gene通過遺傳傳承，Meme通過模仿。
哪怕後來科舉制度消失了，這個Meme就像病毒一樣仍有獨立的生命力。由此導致進入現代社會，華人及儒家文化圈的社會比其他社會更重視子女的教育，對子女教育的投入會更高。這是一種重子女質量的模式，對質量的投入與對數量的投入之間有替代關係，勢必會壓抑生育子女的數量。
現在中國城市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普遍從娃娃抓起，自己寧願省吃儉用也要讓孩子多一門才藝，多親炙一位名師的教誨。許多課外培訓機構因此大發其財。大家都這麼重視質量，誰也不想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結果給孩子的教育培訓是層層加碼。這會反映在生育成本第二塊的構成上，華人社會的教育支出要明顯高過其他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