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監區警察向記者展示防暴隔離服，一旦艾滋病犯人區發生動亂，警察需要穿上這種特殊服裝，以防感染。
臨近傍晚，監區長楊小哇與犯人結束談心。
犯人如果表現好可以得到減刑假釋等獎勵。
他們，很多人的刑期比壽命長;他們，非常容易絕望、焦慮、敵視、恐慌;他們，出獄後因缺少家人和社會的關愛，往往重操舊業，很多都是“二進宮”、“三進宮”的累犯;他們，曾經在世界艾滋病日集體絕食抗議……他們是一個特殊的羣體——艾滋病罪犯，在社會最冷落的角落，他們繼續着人生。
在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前夕，記者前往廣東高明監獄艾滋病監區，深入瞭解艾滋病犯人這個羣體的現狀。
高明監獄十六監區，嚴密的隔離護欄和單獨關押罪犯的監舍使這個監區顯得與衆不同。自2006年起，高明監獄開始集中關押重型艾滋病罪犯。高危病人加重型罪犯，雙重身份的恐懼感一度瀰漫監獄，警察“談艾色變”。
自2000年起，廣東20多所監獄開始零散收押艾滋病罪犯。廣東省監獄管理局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監獄收押艾滋病罪犯分爲兩種情形，一種是從看守所轉來時就被檢查出患艾滋病，疾病診斷證明齊全的;一種是偏遠貧困地區的看守所沒有條件對嫌疑犯進行艾滋病毒檢測，罪犯到監獄後才被檢測出來的，按照有關規定，監獄均予收押。
爲了方便管理，經過調整，現在廣東的艾滋病罪犯集中關押在樂昌、高明、東莞、女子監獄和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個案
出獄後被趕出家門瘋狂作案報復社會
犯人李某(化名)，因犯搶劫、搶奪、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2010年11月入高明監獄十六監區服刑。李某爲記者講述了他這十年來的“傳奇”人生。
1994年，十七歲的李某輟學跟着一羣老鄉來到深圳打工。經朋友介紹，李某在深圳某物流公司任運輸司機，當時一個月一萬多元的工資算是社會上的高薪階層，物質上的富足卻讓他不慎染上毒癮。李某告訴記者，一千多元一克的海洛因，他一次就買兩千塊錢的。剛開始還注意使用一次性注射針頭，後來毒癮發作來不及時就乾脆與毒友共用。2004年，在一次車禍輸血急救檢測中，李某發現自己染上了艾滋病。對生命的絕望使李某墮落下去。此後，爲了毒資李某犯搶劫罪進陽春監獄服刑。2010年9月刑滿釋放。
出獄後的李某本打算重新做人，但回到家後被父母趕出家門，李某便在自家後山頭上搭起了一座茅草屋度日，其間曾到一家工廠打工，上班第二天老闆得知他是艾滋病感染者，當天給了雙倍工資把他辭退。家人不理，工作難找，李某頓生仇意，開始瘋狂報復，在短短一個半月裏，先後參與搶劫、盜竊、強姦等作案4次，最終被公安機關抓捕，可以想象，他的大半人生將身陷囹圄。
講到過去的經歷，李某顯得很平靜。即使提到最讓他牽掛的11歲的女兒，李某說，見與不見，想與不想，現在已變得不重要，他只希望在監獄裏的每一天都過得開心。
像李某這樣刑期可能比命還長的罪犯在十六監區屬於普通一員。“人最怕就是沒有了目標和方向，很多艾滋病重刑犯就是這一類人，因爲健康原因，他們看不到自己的出路，也喪失了追求的動力，能過一天且過一天。”監區警察說，這裏的犯人普遍缺少負罪自救的心態，重獲自由的慾望不強，常規管教方法很難奏效，做一名艾滋病犯人的轉化工作往往比攻堅普通監區的頑固分子還要難。
監管
“心情晴雨表”感知犯人情緒
與其他病犯不同，艾滋病犯人家屬多數不知道其病情，最瞭解情況的只有監獄。記者從省監獄管理局瞭解到，有關法律規定，入獄後，是否將艾滋病情告知犯人家屬，要先徵求犯人本人意見。而現實情況是，多數犯人都不願意讓家人知道真實病情，主要是擔心遭家人拋棄，或產生家庭變故。
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對於刑滿出獄的艾滋病犯人，監獄也不會向其所在街道或村委會告知病情，這樣做是爲了防止社會對艾滋病犯人的歧視和出於對個人隱私的尊重。
記者在十六監區瞭解到，很多犯人得知病情就像被宣判了“死刑”，楊小哇說，有的犯人甚至無法接受事實，當場暈了過去。“沒了自由，沒了健康，一下子丟了兩樣最寶貴的東西，對人生沒了積極的態度，很多人都有自殺傾向”，監區項警官對每一名犯人的心理狀況瞭如指掌。但這種心理壓力同時也壓到了管教警察身上。
爲每天能及時掌握犯人的情緒變化，監獄特地在每個監舍門口掛了一塊“心情晴雨表”，分別用頭像表情標明“高興”、“一般”、“低落”三種情緒。記者看到，每個犯人都可以通過移動卡位隨時告知警官自己的情緒變化。項警官是高明監獄有名的好口才，正是因爲這個，他被調往了十六監區。在犯人的心理矯治系統中，項警官清楚地記錄着每名犯人的心理矯治情況。發現不好的苗頭，他就第一時間查看“晴雨表”。項警官說，與犯人談心、傾聽他們的煩惱變得很重要，“有時候一念之間就可能挽救一個生命”。#p#副標題#e#
難題
廣東全省艾滋病犯人保外就醫成功率僅3%
犯人伍某(化名)因搶劫罪被判處三年半有期徒刑。今年8月，因伍某改造表現良好，高明監獄爲伍某向其所在社區提請假釋，遺憾的是，當地司法局、司法所、派出所、村委會均以該犯可能會危害社會或無監管照顧條件爲由拒絕接收。
保外就醫、減刑假釋是從人道主義原則出發的法律措施，但記者發現，在艾滋病犯人這裏基本行不通。
今年9月，犯人巫某由於艾滋病情加重突發急性腦膜炎危及生命，監獄啓動緊急保外就醫，向其家人下達病危通知書，以便家人帶他到監外接受更好的治療。但巫父因無法承受家人、鄰里對艾滋病的恐懼和排斥而拒絕接回巫某。拿到病危通知書那一刻，巫父只說了一句：“生與死，都交給監獄吧!”
記者瞭解到，當艾滋病犯人符合保外就醫條件時，監獄會啓動保外就醫程序。但犯人家屬迫於經濟負擔和社會輿論壓力普遍不同意取保，使得監獄無法進入保外程序。據高明監獄統計，自2006年以來，艾滋病犯人監區曾爲26名符合條件的犯人提請保外就醫，最終只有3人成功獲保。
目前，全省艾滋病犯人的保外就醫成功率僅爲3%，而符合條件的其他病犯的成功率幾乎爲100%，監獄方面告訴記者，雖然自由最可貴，但由於迴歸社會會遭普遍性拒絕，艾滋病犯人很少主動提出保外就醫，待在監獄裏更安心。
更爲棘手的是，作爲監獄執法最權威的依據——《監獄法》，自1994年12月頒佈後就沒有再修訂過，其中對怎樣救治艾滋病犯人沒有詳細的規定。廣東省監獄局局長於保忠說，因爲制度不規範，造成執法空白點很多，一些犯人家屬往往不同意取保，卻又對犯人病死監獄的事實提出異議，有的衍生爲糾紛或信訪事件，監獄常常面臨許多無奈。
看管警察
食堂吃飯無人同桌隨時都有感染危險
他們，身爲警察卻遭到其他警察的歧視;他們，經常會與渾身是血的艾滋病人零距離接觸，隨時都有感染危險……他們是廣東高明監獄十六監區的警察，專門負責看管艾滋病重型罪犯。
在佛山市高明區一處偏僻的村落，有一棟古舊但卻整潔的院子——從2006年6月開始，高明監獄十六監區有了新的定位：專門收押廣東省艾滋病重型罪犯。艾滋病犯專管警察有什麼特殊要求?本報記者趕赴高明，一探究竟。
曾在陽春監獄艾滋病監區工作過的警察王警官告訴記者，艾滋病犯人和專管警察都是監獄裏被冷落的羣體，在幹警食堂吃飯，其他警察一看到他，就馬上找藉口轉到其他餐桌去了。即便警察間的籃球比賽，也沒他們的份兒。
記者看到，艾滋病監區警察着裝與其他警察無異。沒有穿防護服，沒有戴手套，徒手組織犯人訓練，或隻身拿鑰匙打開監倉察看病犯，甚至把手放在犯人額頭感受體溫，彎腰檢查病犯的傷口，沒有絲毫的畏懼和緊張，警察與病犯的接觸均爲零距離。
“在這裏沒有歧視，尊重是首要的。”楊小哇說，工作中不穿戴防護服，也是讓他們感受到尊重不被歧視，艾滋病犯人內心多敏感，幹警在管教過程中不經意的一個握手拍肩舉動，都可能會改變他們憂鬱煩躁的心情。
零距離接觸引發職業暴露風險
這裏的很多警察都經歷過驚心動魄的一刻。指導員王警官算得上是元老級的人物，2010年8月的一天，王警官在一樓值班，突然聽到二樓監舍傳來一陣激烈的吵鬧聲，監控視頻顯示二樓監倉裏，一名犯人手持鐵片，劃傷腦袋滿臉是血正嗷嗷大叫，狹小的監舍一片慌亂。王警官見勢一個箭步跑上二樓，打開監倉鐵門，衝到了這名患有精神病的犯人李某面前，安撫當事人情緒，瞭解事發情況，隔離疏散其他犯人，順勢抓住犯人的手，奪過鐵片，控制了現場。
“當時不覺得什麼，事後還是覺得害怕。”王警官回憶，事發現場犯人李某滿臉是血，情緒激動，不時還用手抹去蒙在眼前的血，然後隨手就是一甩，血濺得到處都是。當時情形緊急，他沒有考慮多少就過去制止，現在回想起來才感到後怕，如果當時李某的血灑到了自己或別人的眼睛，那情況可就嚴重了。
作爲監區帶頭人，楊小哇不時會提醒同事勤洗手勤消毒，管教過程要加強自我保護意識，冷靜處理管教矛盾，如果身體有傷口，一定要包紮好，防止在與病犯接觸過程中感染病毒。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在監倉值班的十多名幹警中，就有3人手腳等不同部位貼着止血貼。
看管警察可能被傳染多種疾病
因爲對艾滋病傳播渠道的正確認識和有效防範，在日常工作中，監區警察最大的職業風險並非被傳染艾滋病毒，記者瞭解到，一些病情較重的艾滋病犯人由於免疫水平低下，很容易出現併發症，如大部分艾滋病晚期犯人都會出現皮膚潰爛，併發肺結核、肝炎等傳染性強的疾病。這些傳染病纔是警察人身安全和健康的最大威脅，但作爲帶班警察，遇到犯人病發需要送醫院救治，再危險硬着頭皮也要上。
“說得不好聽，我們想買保險都沒人願意接。”楊小哇說，考慮到艾滋病犯專管警察職業的高風險性，監獄曾多次聯繫保險公司，想爲警察多買一份特殊行業人羣保險，但保險公司的業務人員聽到是艾滋病犯監區的警察，一個個都掉頭而走，不願意做這筆很有可能賠本的生意。
即便如此，當全省集中關押艾滋病罪犯的號角吹響時，陽春監獄艾滋病監區的王警官等三名警察還是主動請纓，舉家遷到高明，繼續這項高危工作。王警官這樣做其實是想實現一個樸素的願望，在他看來，佛山的教育比陽江的水平高，他想通過這種方式讓孩子獲得更好的教育，“雖然風險大，但可以爲孩子的前途加分，這樣挺值的!”
記者走訪發現，即便是在高明和樂昌這樣具備集中關押艾滋病罪犯條件的監獄，監舍主體都是上世紀70年代建成的破舊房屋，有的甚至是危房，連安裝太陽能熱水器的承受力都無法滿足，無奈之下，警察只能每天提着熱水瓶幫罪犯打開水洗澡。硬件設施的落後爲監管安全帶來了極大隱患。
今年11月，司法部劃撥了艾滋病罪犯專項經費，用於艾滋病罪犯的醫療、伙食、警察管理等領域的開支。根據省監獄管理局的規定和去年開支情況，每名艾滋病罪犯的伙食標準是普通罪犯的1.5倍，專項醫療經費開支也高出普通罪犯很多倍。省監獄局表示，目前的經費勉強可以滿足所需，但隨着罪犯人數的增多，監獄監管設施落後和監舍緊張的矛盾日益凸顯，政策扶持的缺口集中在這裏。
不能告訴家人的“保密工作者”
監獄長王培文說，爲了給予艾滋病專管警察更多的職業激勵，在非常激烈的競爭上崗中，艾滋病專管警察的晉升機率是其他警察的4.3倍。據悉，廣東不久前出臺政策，對於艾滋病專管警察每月發放500元的高危作業補貼，雖然這與日益高漲的物價水平相比顯得杯水車薪。
但因爲艾滋病犯人管教的特殊性，分類管控的同時還需分配一部分警力負責看守重病犯人，一個月下來，專管警察連4天的休息時間都難以保證。
“怕家人擔心，就不告訴他們咯!”姚警官說。據瞭解，監區大部分警察都沒有向家人透露自己在監獄從事的實際工作，他們笑稱自己是地下工作者，保密工作滴水不漏。
“妻子後來才知道我在艾滋病犯監區工作，要不然這婚還不知能不能結成呢。”姚警官說，當初與妻子談戀愛時，問到自己在監獄幹什麼工作爲什麼這麼忙，自己幾句話含糊了過去，當時真擔心說漏嘴兩人就沒戲了。姚警官說，妻子知道他的工作性質後，倒是理解支持，這讓他感動，緊張的工作之餘最希望的是能夠有多一些時間陪陪家人。
採訪中，記者遇到一名剛剛大學畢業主動申請到艾滋病監區工作的警察，他用自己短暫的工作經歷講述專管警察的工作狀況，採訪結束時，他反覆叮囑不要透露他的姓名，因爲他還沒結婚，不想給家人帶來困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