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處祖國北部邊陲的內蒙古東烏珠穆沁旗素以水草豐美、動植物品種繁多而著稱，更是百靈鳥等野生禽類天然繁殖生存棲息地。多年以來，百靈鳥因其婉轉的叫聲成爲一些玩家趨之若鶩的觀賞鳥，更有甚者把獵殺野生禽類作爲獲取不法利益的手段，通過投放毒餌等瘋狂捕殺野生禽類，將其送上貪食者的餐桌。
新華社圖
2018年1月，伴隨着一片祥和，草原如期步入隆冬時節，可謂是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天地一片蒼茫。與往年一樣，森林公安民警們又迎來一年工作最繁忙的季節，巡查千里草原，打擊非法狩獵違法犯罪活動。
1月16日，當森林公安民警巡查到烏里雅斯太鎮第九加油站北1公里一處草灘時，以往此起彼伏的飛鳥不見了蹤跡，映入民警眼簾的是靜伏一動不動的百靈鳥，數量之多更是讓民警驚訝不已。
當巡查民警接近時，才發現原來是死去不久的百靈鳥。看到這些百靈鳥大面積死亡，巡查民警立即向局領導報告，局領導和偵察技術人員趕到後，通過細緻現場勘查及對百靈鳥死體檢驗，發現百靈鳥死體嗉囊內均有尚未消化的植物種子糜子，並含有一般情況下可持續30天左右降解，尤其是在鹼性條件下遇水加速分解的農藥成分“克百威”。
隨後，偵察人員從2萬平方米範圍內冰雪中陸續發現百靈鳥死體870只，一起觸目驚心的衝擊草原生態、以投放毒餌獵殺野生禽類的重大案件擺在森林公安民警面前。
面對重大案情，有着偵察非法狩獵案件豐富經驗的森林公安局局長張傑，第一個想到的是現場距離居民區較近，犯罪嫌疑人隨時可能到現場獲取獵物，同時鑑於東烏珠穆沁旗作爲草原牧區，沒有種植糜子的歷史，一個更大膽的推測在曾有農區生活經驗的偵察員腦中形成，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外地農區流入人員，一旦泄露警情，犯罪嫌疑人就可能潛逃，案件偵破難度會進一步加大。
局長張傑當即在現場召開研判會，迅速成立專案工作組，一組蹲坑守候，一組排查曾經出入和途經過現場的外地人員車輛。蹲坑守候組的民警連續10日放棄休息，每天24小時蹲守在室外零下30度氣溫的僻靜處。
1月31日下午4時許，草原的天色漸漸暗淡，朦朧中一個人影向着現場走去，蹲守民警靜靜觀察着那個移動的影子，當看到那個影子彎腰撿拾地上死去的百靈鳥時，蹲守民警無不興奮地跳了起來，“就是他”！按照事先分工，蹲守民警兵分三路，迅速合圍，犯罪嫌疑人王某還沒有緩過神就地被擒。
與此同時，排查組民警通過走訪調查近千平方居住戶，調取近兩個月內的視頻資料，對案發地點周邊的外來人口、途經車輛逐一排查篩選，一輛吉林牌照車輛進入民警視線。
通過審理，犯罪嫌疑人王某在大量事實證據面前，如實供述其夥同另兩名犯罪嫌疑人王某慶、郝某專程前來東烏珠穆沁旗草原獵殺野生禽類，意圖銷往東北地區牟利的犯罪事實經過。
案件的成功突破，專案民警想的更多是在春節前將在逃的另兩名犯罪嫌疑人抓捕歸案，防止更多無辜生命受到殘害。鑑於另兩名犯罪嫌疑人均在千里之外的東北地區，於是，森林公安局成立以局長張傑爲組長，刑偵、派出所民警爲成員的抓捕組，嚴密制定抓捕方案，迅速驅車前往吉林省松原市長嶺縣，在當地警方的密切配合下，2月3日將犯罪嫌疑人王某慶、郝某成功抓捕歸案。
經審理，犯罪嫌疑人王某慶、郝某對在東烏旗利用投放毒餌方式非法狩獵百靈鳥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根據犯罪嫌疑人交待投放毒餌區域，以及作案現場當時降雪量少，後期降雪量大，現場仍被厚厚的冰雪覆蓋的情況，專案組考慮可能還有其他鳥類死體未被發現，爲防止出現疫情和其他鳥類繼續撿食毒餌，準確鑑定毒殺鳥類數量，專案組在整個春節期間繼續嚴密監控犯罪現場，專案組分爲3個小組，每組3人，在犯罪現場進行24小時嚴密監控，防止閒雜人等進入現場。專案小組採取6小時輪班制，白天黑夜都保證有民警保護現場，在現場，民警採取鳴笛、燃放煙花炮竹、安插彩旗等方式驅趕鳥類，防止其繼續撿食毒餌而死亡，直至氣溫回升，野外積雪全部融化，後續又陸續從現場周邊發現3614只野生鳥類死體。
通過民警們的努力，最終確保了自開始發現鳥類死亡後再沒有百靈鳥因撿食毒餌死亡現象的發生，至此，通過森林公安民警連續日夜奮戰60多天，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累計毒殺4484只野生鳥類惡性非法狩獵案件成功告破。（來源：網易新聞）
這是一場爲351名死者進行的審判。2017年7月14日，在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人民法院一間審判庭裏，3位法官身穿黑袍端坐在審判席，8名被告站成一排。這起刑事案件共有351名“受害者”，無一到場,全部死亡。
9個月前，爲了偵破這起案件,錫林郭勒盟成立了專案組,副盟長任組長,抽調盟旗兩級公安局、森林公安局精幹警員,下設8個工作小組。規模之大,在正藍旗公安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爲了迅速鎖定嫌疑人,專案組在9天9夜時間裏篩查了16萬張監控圖片,走訪了3133名羣衆,將懸賞金額從3萬元提高至10萬元,接到了近百條舉報信息。
那些僥倖從這場浩劫中逃脫的倖存者,永遠也不會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它們更無法爲同類站上法庭。
因爲死者與生者都是候鳥,大多數是小天鵝。
一
在劉永平的印象中,2016年10月21日天氣極好。陽光照在洪圖淖爾(湖泊名)上,反射出耀眼的白色。湖面上落滿了小天鵝,活的跟死的擠在一起,從遠處看去難以分辨。
被打撈上岸的天鵝死體排列在黃褐色的泥土上,齊齊探着細長的脖子。每一隻身上都用曲別針彆着一張白紙,上面的數字是它們的死亡編號。
“跟發生殺人案時使用的編號方法差不多。”劉永平說,他做了二十多年警察,幾年前剛調任正藍旗森林公安局局長。
案發兩天前,劉永平正在外地開會,屋裏沒開暖氣。在接了一個電話後,他覺得房間更冷了。森林公安局的分管局長打來,說接到報案稱轄區內的洪圖淖爾出現了一百多隻小天鵝死體。
“這麼大的死亡數量,只有可能是禽流感或是人爲殺害。”劉永平說,“無論哪種情況,我都不願意看到。”他當即佈置警員在現場徹夜蹲守,除了同事,這件事他對所有人保密,“在那個時候,我誰都不能相信。”
當時他並不知道,兇手禹勝永等人就躲在湖岸遠處的沙丘後面。這些人原本是來打撈候鳥死體的。
每年10月,小天鵝都會排成“V”字形,從西伯利亞飛到中國南方過冬,內蒙古的各個湖泊是它們的必經之地。僅在洪圖淖爾,小天鵝的數量就能達到上千只。在當地,它們被看作極具靈性的生物。
案發10天前的傍晚,禹勝永和幾個同夥開着一輛輕型卡車來到湖邊,從車上拖下一大袋玉米粒,將近30斤。天氣漸冷,洪圖淖爾旁的牧民把牛羊趕到冬牧場。附近除了大片棲息的天鵝,偶爾只有幾位攝影愛好者。大多數時候,這裏人跡罕至,能夠遮擋視線的只有幾叢灌木和低矮的沙丘。
玉米粒上裹着“克百威”,這是一種劇毒農藥,能讓飛禽在幾分鐘內毒發身亡,當地俗稱“扁毛霜”,是國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藥物,目前市面上很難買到,但仍會出現在某些網店中。爲了讓毒藥的附着力更好,禹勝永特意在炒製毒餌的過程中加入了豬油。他此前也參與過候鳥的收購、運輸。
“一顆玉米粒就足以毒殺一隻候鳥,他那一袋大概有上萬顆。”劉永平說。
禹勝永穿着黑色的雨褲一步步向湖中走去。他拋灑着毒玉米粒,一直走到距離岸邊幾十米的地方。不到半個小時,玉米袋子見底了。
第二天,他和幾個同夥開着一輛麪包車來到湖邊收獵物,看見死去的天鵝有的漂在湖面上,有的倒在岸邊。接下來的幾天,他們打撈了近百隻候鳥,藏在當地一名同夥家中的冰櫃裏。
他原本的計劃是,將獵捕的天鵝拿到黑市上去賣,一隻通常能賣到上千元。“天鵝肉”也許最終會進入餐廳或酒店,送進人們的胃裏。
二
在現場蹲守一夜無果後,劉永平決定開始打撈天鵝死體,也打撈真相。
打撈現場聽不到什麼聲音。考慮到可能發生禽流感,人人戴着白色的口罩和黃色的手套,將黑色雨褲提到腰部以上。在湖面的中心位置,人們拉動着幾隻黑色的筏子,筏子經過的地方,沒飛走的小天鵝就意味着已經死了。參與打撈的工作人員把死去的天鵝抱起來,它們的頸子還垂在水裏。
上岸的小天鵝被擺放得整整齊齊,有的尚未成年,體型瘦小,還是灰色的“醜小鴨”。它們眼睛緊閉,腳蹼縮着,嘴角沒有血跡,卻有口水。“證明是非正常死亡。”劉永平說。
當這場打撈進行時,禹勝永偷偷將30只天鵝死體裝在一個紙箱中,帶上了去天津的大巴車。
這趟車要走將近10個小時,旅客多是在兩地間往返的小商販。禹勝永的紙箱跟裝滿衣服、玩具、食物的“貨物”混在一起,沒有受到任何懷疑。留在正藍旗的同夥將26只天鵝及其他30餘隻水禽埋在了正藍旗朝陽村的後溝裏。
打撈結束後的第二天深夜,動物防疫部門的檢驗結果出來了,送檢樣品均死於中毒。同一天,錫林郭勒盟成立了專案組,抓捕行動正式開始。
立案後的9天9夜裏,劉永平沒洗澡,沒洗腳,也沒換過衣服,每天要開好幾個小時的案情討論會,累了就往辦公室的沙發上一躺。爲了方便過夜,他在辦公室角落裏還放了一個洗臉盆。出鏡接受採訪的時候,他的皮鞋上都是土。
這個身形壯實的男人生於一個牧民家庭,卻從不宰殺牛羊,因爲“不忍心看它們掙扎”。父親多次說他“不像個男子漢”。成爲警察後,他曾從飛馳的汽車旁逃生,也曾在零下三四十攝氏度的環境中實施救援,原以爲自己已經成爲一個性格堅毅的人。數年前,他處理一場車禍,看到被撞倒的馬匹倒在路中間,大馬和小馬相互望着,血流不止,眼裏有淚。“那一幕我永遠忘不了。”
爲天鵝之死追兇的日子裏,劉永平幾乎沒回過家,他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趕緊破案,嚴懲兇手。
通過大情報信息系統,專案組調取了2014年至2016年3年間,候鳥遷徙迴歸時段入住正藍旗及周邊地區旅店的幾十萬條人員軌跡數據,通過比對篩選,發現重點嫌疑人員40人。通過反覆篩查和軌跡跟蹤,有前科的禹勝永已在重點嫌疑人之列。
到達天津的兇手將天鵝死體儲藏在侄子的倉庫裏,騙家人說“只是幾隻家禽”。直到11月3日禹勝永落網時,他的侄子依然不敢相信自己家中儲藏着26只死亡的小天鵝。
在距離天津近五百公里的正藍旗,埋在朝陽後溝的候鳥死體被警方挖掘出來,它們被包在綠色的尼龍袋裏,軀體已經僵硬,長長的頸子扭曲成各種形狀。
三
劉永平其實可以不去審訊現場,但他想看看主犯“到底是個啥樣的人”。
低頭坐在審訊椅上的禹勝永“白淨、精神”。就在“天鵝案”發生一個月前,一個殺害了自己妻子及岳父母的兇手就坐在同一把椅子上。在這座開車10分鐘就能逛完的小城,天鵝案比殺人案引起了更多的關注。
“這裏從沒發生過數量如此巨大的盜獵事件。”劉永平說。與嫌疑人隔着幾米,這位警官的手已經攥成了拳頭。“你知道自己幹了什麼嗎?”他問對面的禹勝永。“知道。”對方擡頭看了他一眼,又重新低下頭去,被銬住的雙手不自覺地動彈着。
法院審理查明,被告人禹勝永等在正藍旗洪圖淖爾非法獵捕、殺害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小天鵝290只,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白琵鷺1只及其他有保護價值的水禽60只,行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一款規定,構成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
法律幫助351名被害者作出了懲罰決定。7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並處罰金,1人被判處拘役並處罰金。
主犯禹勝永因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犯非法狩獵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六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
在瀋陽理工大學生態環境研究室主任周海翔看來,“投毒是一種非指向性的盜獵方式,任何物種都有可能被獵殺,甚至會危害公共安全。”他舉例稱,去年發生在吉林的一起捕售127只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貓頭鷹的案件,兩名主犯分別被判處18年和17年有期徒刑。
他特別注意到,禹勝永有兩項罪名,除了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之外,還有另外一項非法狩獵罪。
“在我國,如果擁有狩獵證,在個別地方是允許獵殺非國家重點物種的。”周海翔解釋,“但是從生態系統的角度看,物種不分重點和非重點,都應該是一樣的。並且有些物種數量就應該是少的,東北虎不可能像野雞一樣多。草原的老鼠也要足夠多才能維持鷹的生存。任何物種都有保護的價值。”
在他看來,這種平衡一旦被打破,整個生態系統都將會受到影響。鷹少了,蝗蟲和螞蚱就會氾濫。城市如果沒有蚊子,鳥也同樣無法生存。周海翔所在的瀋陽理工大學設立了一家猛禽救助中心,去年接收了137只被人用彈弓或弩打傷的猛禽。很多時候,人們對野生動物的傷害甚至是無意中造成的。
“人類習慣從自身利益的角度將物種分爲有益和有害,在生產生活中已經無意識地對生態平衡造成了影響。比如農藥化肥的濫用,或者保護某些物種只是因爲它們美麗。”周海翔語氣有些急促,“野生動物是生態的一道防線,這個共識尚未在社會上形成。相反,大多數人認爲野生動物是可以利用的。這是除了獵捕之外,一種更廣泛、也更根深蒂固的破壞方式。”
在被捕當晚持續4個多小時的審訊中,禹勝永幾乎一直低着頭。“我真沒想到這事能鬧這麼大。”他的雙手被銬在桌子上,沒法擦眼淚。
周海翔認爲,在人類掌控規則的世界,作爲被害方的其他物種連爲自己辯護的機會都沒有。“被傷害的主體不會講話,所以它們權利的保障只能依靠人類。而事實上,爲野生動物說話的人很少,其中有權力和能力改變現狀的就更少。”在他看來,人們應該思考,如何像對待人類自身一樣對待任何一個物種。
案發後的幾個月裏,洪圖淖爾岸邊多了一頂藍白相間的蒙古包,裏面有人日夜值班。
湖面上的“倖存者”依然把這裏當作旅途中的家園。爲了防止它們進入投毒區域,值班工作人員不停地朝湖面鳴笛或者放禮炮警示。
響聲隆隆,像一場持續幾個月的葬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