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讓9歲女孩張曉曼滿面愁容的，是她的“黑戶”身份。
作爲家裏第七個孩子，她同其他超生的5個哥哥姐姐一樣，難以取得戶口，甚至因戶口改變人生。
在此之前，二哥張澤金、三哥張澤龍、四姐張金鑫已相繼因沒有戶口而無奈輟學。相同的原因還導致二哥、四姐無法如常人般領證結婚，撫養自己的孩子。四姐因此而患上抑鬱症。
去年，通州區計生委開具的“社會撫養費徵收決定書”成爲他們解決戶口問題的唯一出路。但六兄妹總計70萬元的費用讓這個因超生而更加貧困的家庭陷入惡性循環。
七子之家
生下女兒張曉曼時，王茂臣已44歲，丈夫張伯增則年過五旬，而這已經是他們的第七個孩子。
通州區張家灣鎮棗林莊，這個九口之家因爲超生而被衆人知曉。
“就是想生”，被問的多了，張伯增夫婦也習慣了用這樣簡單的方式回答，且不願再去過多解釋什麼。
1982年，經人介紹，剛滿20歲的王茂臣嫁到北京通州棗林莊，丈夫張伯增比她年長7歲。王茂臣的戶口也隨婚姻落至北京。
1984年，長女張松濤出生。孩子剛能坐起來，村裏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就敲開家門，主動爲孩子上了戶。也是在這一年，我國第一代身份證及相關制度開始使用施行。
女兒滿月之時，開心的張伯增邀來親朋，擺席慶祝，但種地爲生的張伯增也始終認爲，家裏孩子要多一些，這樣熱鬧。此外家裏必須要有男孩，能下地幹活。
而此時，計劃生育被定爲基本國策剛滿兩年，各地對超生處於嚴防嚴控狀態。村裏的房前牆後刷滿各種計生標語，婦聯主任帶領着十餘名計劃生育宣傳員，挨家挨戶講政策，“嘮嗑時聽到誰家懷了二胎，宣傳員們會多次上門做工作：孩子不能留。”
張伯增回憶，即使脫口就能說出各種計生宣傳語，但這並無法阻止自己的添丁念頭，王茂臣也支持丈夫，“爲他生孩子是理所當然的”。
1986年，張家老二出生，如張伯增所願，是個男孩。
“計生事故”
然而，男孩的出生並未讓張家就此停止添丁，反而像是打開了一道合不上的閘。此後間隔短或兩三年，長則六七年，其餘兩男三女五個孩子接連出生。
這個7子家庭對村裏來說是一場“事故”，一名曾參與計生工作的村民說，村幹部曾多次告知張家，超生一個孩子，會影響整個村、鎮、甚至區縣的績效考覈，孩子上戶也是難事兒。
多名村民證實，因計劃生育衍生出的“一票否決制”，導致村裏超生不敢上報，擔心被扣除績效、抹掉獎金。
同村村民張揚（化名）想要男孩，頭胎爲女兒後繼續生育，被所在工廠辭去了帶班班長的工作。村民李敏（化名）同樣懷着再要個孩子的心情懷孕，計生幹部敲門做工作時，李敏反鎖家門，最後在姐姐家生產。
“但張家不太一樣，不怕管，能鬧，後來政府相關部門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曾參與計生工作的村民訴苦，“孩子落了地，就是人命，對已出生的孩子沒有辦法。”
“但一個家庭超出這麼多人，村裏總要有個交代”，該村民回憶，張家三兒子出生兩年後，遇上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對於沒有戶口的孩子，村裏想出個招兒：就按“外來人口”登記。
難吃一口肉
7個子女也讓張伯增夫婦壓力巨大，最直接的困難就是經濟拮据。
張家並不富裕，靠種麥子和玉米，家裏一年有一萬多的收入。因幼時一次意外左手斷了2指，右眼失明的張伯增，每月還能再拿到100元的殘疾補助。但杯水車薪。
張伯增在玉米地裏開闢出約10平米的小塊土地，種了黃瓜、茄子、豆角等家常菜。開飯時，王茂臣常燉滿滿一鍋蔬菜，倒進不鏽鋼盆裏，孩子們拌着米飯吃。
即使孩子們都是長身體的時候，家裏也很少開葷。按父親的預算，全家每日基本消費不能超過10元。肉不是想吃就能吃到，也不是節假日就可改善伙食，而是糧食什麼時候賣出去了，父親高興，母親才能買點肉回來。
1988年，西側鄰居家新蓋了房，牆體比張家要高2米，張伯增迷信風水，認爲這樣會壓了運氣，當時存款不到100元的他跟親戚朋友借了4萬，翻新了主屋。
屋內只新買了電視和沙發，臥室用了省錢的水泥地板，客廳照明全靠一盞手掌大小的白熾燈。爲了不使家裏看起來太空蕩，王茂臣買來兩盞燈籠，從集市上淘來3元一張、寫着“年年有餘”“馬到成功”等吉祥話的裝飾畫。
客廳牆面上還貼了4個“福”字，王茂臣太希望家裏好運多些。
無戶口致三兄妹相繼輟學
而戶口帶來的不便也逐漸顯現。
這座以棗樹成林而得名的村莊，可耕地面積達2600畝，整個村子靠種地爲生。90年代初，村裏開始按戶口本上
的人頭分地。因爲老二、老三沒有戶口，家裏爲此少給16分地。
更嚴重的影響是孩子們的學業。
因沒有戶口，老二張澤金無法參加中考報名，父母商議了一週，決定讓他放棄學業。兩年後，老三張澤龍遇到同樣難題，無奈效仿了哥哥的老路。
四女兒張金鑫堅持讀到了高中，卻還是因爲無法報名參加高考，選擇終止了學業。
今年9月，老五張澤東昇入離家7公里的張家灣中學。
這個正處於青春期的少年留着比哥哥姐姐都“潮”的蘑菇頭，喜歡在一切可映像的玻璃平面前整理髮型。他習慣穿黑色衣服，將褲腳挽起，搭配着鞋邊被刷得雪白的運動球鞋。
能上高中對張澤東來說是新的開始。兩年前，本該正常升到初三的他，因爲沒有戶口，無法進行中考報名，回家休學一年。
被暫停入學的張澤東窩在臥室的電腦旁，將門關上，音樂聲調到超出正常分貝，玩同齡人中流行的網絡遊戲。
父母需要幹活時，張澤東會停下手中游戲，起身幫忙。但一提到“學習”二字，張澤東會冒出脾氣，皺起眉頭，扯着嗓子喊，“唸書有什麼用，沒有戶口，我什麼也做不了。”
被“黑戶”改變的人生
輟學後，老三張澤龍開始找工作。沒有學歷、沒有經驗，正規的廠子進不去。未成年的他只能在開春後，找到家附近的小廠子做零工，幫忙搬磚鏟泥。
他回憶說，那時冬天剛過，氣溫還不算高。他每日要從磚廠運出6000塊磚，送往村裏蓋房的各處地方，一天下來，腰痠背疼。
小廠子不缺人時，張澤龍就只能閒在家裏，幫父母下地鋤草、施肥，照顧弟妹、刷鍋刷碗。
當初一起讀書的同學，如今大多都走出了村子，在外結婚生子。張澤龍與他們小聚過幾次，但有些尷尬，“他們說的一些東西我沒聽過，也不理解。”
張澤龍說，彼此的生活已不在一個空間，代溝讓他有些牴觸老朋友，不如不見。
但比起四妹的經歷來，這些艱苦變得不值一提。
作爲女孩，家人默許四女兒金鑫在高中輟學後戀愛結婚。
金鑫沒有拒絕互聯網的誘惑，通過網絡聊天對一名男生產生好感，2013年7月17日，兩人舉行了婚禮。
但“黑戶”問題使他們的婚姻無法具有法律效力，領不到結婚證。結婚一年後，孩子出生，也無奈繼承了母親的“黑戶”身份。
思想還未成熟的金鑫，因戶口問題與婆家產生過一些不快。她向丈夫提出離婚，男方家要求撫養孩子，這段沒有登記的婚姻宣告結束。
但婚姻對金鑫的影響並未結束。剛過20歲的她在愛情破碎後，患上了抑鬱症。她開始不愛說話，一人坐在沙發上發呆、自言自語。有時會突然拿起杯子砸向自己的哥哥，有時會趁家人不注意，悄悄跑出家門，讓家人四處尋找。
金鑫在“婚姻”結束後沒有再見到過自己的孩子，因爲服用的藥裏含有激素，她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體重從110斤漲到了140斤。
與戀人孩子分離的，還有家裏的二哥張澤金。他與女友的孩子也在出生兩個月後被女方家人帶走。理由是張家連戶口也解決不了，更沒有條件讓孩子過好日子。
看病只能去小診所
作爲長女，張松濤是家裏唯一出生就有戶口的孩子。
剛過30歲時，父親張伯增催促她找對象，被張松濤拒絕。
她心裏仍保持對愛情的幻想，但對婚姻不信任。“結了婚，我們家這麼多孩子，對方可以理解支持嗎？”
張松濤在通州區一家超市的洗漱用品櫃檯做導購。作爲大姐，她每月三千出頭的工資是家裏種地外的唯一收入。
每月工資一到，張松濤會先拿出兩千元給父母，其餘的錢會給弟弟妹妹買些衣服。此前爲了上班方便，張松濤在超市附近租了房子，這是一間只能放下一張牀的單間，每月房租不到300元。
爲了省錢，張松濤一頓飯會分兩次吃，1米62個頭的她只有90斤重。一次低血糖，張松濤暈倒在地鐵，母親王茂臣放心不下，讓她回家。
張松濤放棄了出租房，改乘近兩小時的公交上班，她算了筆賬，這樣每月能多省出一百元。
最小的七妹與大姐差二十多歲。
剛上4年級的張曉曼，與大兩歲的六姐張曉敏個頭差不多，一樣的髮型、相似的臉蛋兒，走在路上，外人都以爲是雙胞胎。
但曉敏見人會甜甜打招呼，年紀小的曉曼不愛笑。
7個孩子的大家庭，至今沒有一張全家福。記者拿出相機時，張曉曼收起臉上的表情，眼睛直直盯住鏡頭。
“爲什麼不笑呢？”“我笑不出來。”
“怎樣才能讓你開心？”“有戶口。”
沒有戶口，6個孩子感冒發燒，都只能去附近的診所看病。稍微嚴重點，男孩會拿父親的身份證、女孩拿姐姐的身份證。長期服藥的老四，病例本上就是大姐的名字。
日常在家，母親王茂臣不敢大聲呵斥孩子，任由他們偶爾有些小脾氣。王茂臣坦承，作爲母親，她沒法讓孩子順利接受教育，卻讓孩子們自己承擔了後果，她心裏愧疚。
她理解孩子成績跟不上、在校與同學吵架，卻心疼他們過度的懂事。
“戶口”是一家人近三十年來生活的主題。
爲戶口奔走近30年
要爲孩子上戶口，首先要爲超生付出代價。
大集體時期，生產隊社員參加生產勞動，每天會得相應報酬的“工分”。早期超生的家庭找到大隊，扣除500至1000工分，可爲孩子換取戶口。
那時的“工分”相當於現在的工資。起初生下老二，張伯增並未認識到戶口的必要性，省了“工分”。直到孩子該上學，張伯增急了。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計劃生育加大力度，張伯增多次來到村大隊、派出所，得到的回覆均爲“超生，沒辦法。”
難以承擔的費用
爲了戶口的事，老三張澤龍也成了計生委的熟臉兒。常常一到門口，工作人員就知道了來意，回覆有消息會通知。
村裏不行，張澤龍跑到張家灣鎮，鎮裏不行，他又找到通州區。
2010年，計劃生育推廣後第六次人口普查。張伯增被村裏建議，讓孩子回妻子的老家河北開當地出生證明，沒準能上戶。
王茂臣回到孃家，問過醫院，醫院回覆“哪裏出生，就在哪開”。
事情終於還是有了轉機。
2010年起，村裏對超生孩子上戶陸續放寬。只要繳納完社會撫養費，計生委就給開證明，派出所就可以上戶。
2014年5月底，張家的社會撫養費徵收通知書被送到了家裏。
北京市通州區計生委開具的“社會撫養費徵收決定書”顯示，根據2012年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16476元的標準，對張家徵收社會撫養費。限於收到決定書之日起三十日內繳納，逾期未繳納的，自欠費日起每月加收2‰的滯納金。
其中，張家二子張澤金需繳納2000元，三子張澤龍3000元，六妹與七妹應分別繳納263616元與329520元。
六兄妹共計繳費金額七十萬元。
因爲經濟條件的限制，張伯增爲老二、老三繳納了費用，其餘孩子暫時擱淺。今年7月7日，張澤金與張澤龍拿到了戶口本。
張澤龍還在繼續爲弟弟妹妹奔走，“老五還有兩年參加高考，時間等不及。”
■ 專家
父母負主要責任 可減少或分期繳費
對於張家的情況，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樑中堂介紹，法律在落戶上並無相關規定，嬰兒出生後一個月以內，可由戶主、親屬、撫養人或者鄰居向嬰兒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報出生登記。“但部分地方政府管理中有要求公安戶籍管理部門配合，超生需罰款才能上戶。”
北京市京潤律師事務所韓驍證實了此觀點，“北京市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時表示，超計劃生育出生人口在繳納了一定的超生社會撫養費後，可按正規程序到派出所辦理落戶手續。”棗林莊村主任劉某和北京市通州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工作人員同樣表示，張家戶口沒解決，是因爲社會撫養費至今未繳清。
對於張家高昂的社會撫養費，韓驍稱，除了罰款外，我國在每次人口普查時，會對政策外生育人員的社會撫養費徵收作出特殊規定，生活困難的家庭，經當地縣級人口和計劃生育行政管理部門批准，可以分期繳納社會撫養費，也就是說，在人口普查時繳費辦理戶籍登記，將可能比非人口普查時期費用低。
“超生6子的個例很少見，父母負有主要責任。”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侯東民表示，對於違反計生政策的家庭，收取一定社會撫養金屬於合理的經濟處罰手段。但對於孩子已出生的既定事實，侯東民建議，相關部門可適當降低罰款，或分期支付，妥善處理孩子戶口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