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家衛生計生委瞭解到，我國心血管疾病介入診療技術近來逐年增加。其中，作爲最主要的技術之一的冠心病介入診療全年超過45萬例，使用支架約68萬個。心臟支架到底是“救命神器”，還是“過度使用”?被“濫用”到何種程度?心臟支架的利潤究竟有多大?“暴利”到底去哪兒了?(2月12日《新聞晨報》)
事實上，真正迷信支架、依賴搭橋的並非患者，而是一些醫院和醫生。因爲安裝一個心臟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廠價格高出數倍甚至十幾倍的錢，醫院和醫生等均可從中牟利。有業內人士指出，販賣心臟支架的暴利，已超過了販毒。此語境下，一些醫院和醫生極力“動員”心臟病患者同意植入心臟支架，加之長期以來監管部門對這種貌似合法的“販賣支架”行爲視而不見，最終導致支架濫用。可見，心臟支架被濫用，源於監管“失明”。
無論是多開藥、開貴藥，還是增加檢查項目和次數，抑或是在患者體內濫用醫療器械，都是醫院和醫生逐利慣用的伎倆。而“過度醫療”的種種花樣，均出自醫生開出的“大處方”。有人將“大處方”現象歸結於醫生職業操守缺失，有人在“以藥養醫”的醫療體制上找原因，這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衛生部門對醫生開處方監管的缺失。
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個冠心病病人體內竟被放了9個支架，血管成了“鋼鐵長城”。這不僅加重了患者的醫療負擔，嚴重影響患者身體健康，而且敗壞醫德醫風，危害正常的社會秩序。要知道，同心血管疾病做鬥爭，最重要的手段是改變生活，而不是依賴支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國外，對膽敢開“大處方”者實行嚴管重罰。比如，法國醫師協會對所有醫生的處方進行電腦監控，開出的處方金額排在前5位的醫生，每張處方都要被分析。只要發現一張處方有問題，這個醫生就要“交代”爲何這樣用藥或用設備。“交代”時說不出道理的醫生將面臨多重處罰，輕者掏錢補償患者，重者吊銷醫師執照。
“制度好可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保障醫院生存與發展，引導和鼓勵醫生吃技術飯，不僅需要政府大幅增加對公共醫療的投入，更需要有力的監管制度保障。衛生部門一方面要建立保護“小處方”的激勵機制，另一方面要完善對“大處方”的監管機制，切斷醫生和藥品、器械之間的利益鏈，促進合理用藥和器械，科學施治。更重要的是，對“過度醫療”的醫院和醫生，應加重處罰，體現監管的威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