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上午，北京確診第一例H7N9禽流感患者後，600多公里外的山東東南部的一座村莊裏，當地一位宣傳幹部給北京的朋友發了條短信：“給你捎點口罩吧。”之後，他又熱心地對身旁從北京來的記者說：“回去時給你也捎點兒，戴了總比不戴強。”
這是位於膠東半島的大店村，中國民用口罩的主要產業基地之一。這個2200人的村莊擁有300餘家與口罩相關的企業，被人們稱作“口罩村”。去年，大約9億隻口罩從這裏走向全國和世界。當地人驕傲地宣稱，市場上80%的民用口罩都是大店出品。
隨着H7N9禽流感開始向北京、河南等地蔓延，口罩這種不起眼的日用品再度進入人們視野。不過，在民用口罩的生產地大店村，這個話題的吸引力還比不上週末的集市，H7N9病毒也沒有讓村裏的訂單多起來，趴在縫紉機上的計件工人沒時間聊天，機器上的口罩大多是輕薄帶蕾絲邊的春夏款。
“有沒有病菌跟俺一點關係都沒有。”49歲的大店村口罩協會會長姜秀彬帶着濃重的膠東口音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他甚至有點忌諱把大店的口罩和禽流感聯繫到一起。“俺本身做的就不是防病菌的，就是民用口罩，功能就是防塵、保暖、防曬、時尚。”他使勁兒強調。
“H7N9沒出現，我們也照樣生產。”當地一位宣傳幹部解釋，“可能這對我們是個利好消息。人的自我保護意識增強了，本來不戴口罩，現在戴了，本來換得不是那麼勤，現在勤了。但我們是被動的，肯定也不希望發生禽流感。”
村民自己很少戴口罩，卻喜歡盯着別人的口罩看。
大店村距離縣級市膠州20多公里，途中要穿過數片農田和一座鐵道橋。縣城的出租車司機輕車熟路就能找到這裏，一位中年司機說，每年都能拉好幾撥去大店的外地人，對方剛說出“大店”這兩個字，他就知道是去“看口罩”的。
不過，這個季節的大店村顯得有些冷清。儘管每隔幾米就矗立着一家口罩廠的招牌，但街上空蕩蕩的，走進工廠才能看到埋頭幹活的人。村口專門爲外地經銷商而建的招待所裏沒有一個客人，就連國道旁邊的貨運公司都顯得有些蕭條。一個東北口音的中年男人一手插着兜，一手指着碼在牆邊的幾箱口罩說：“現在是淡季，得等四五天湊夠一小車才能發，要不連油錢都不夠。”
半個月前，大店村還不是這樣子。那時正值換季，外地經銷商來村裏訂貨，“一個經銷商前腳剛走，後一個經銷商又進來了”。今年年初全國發生大面積霧霾，一家口罩廠的老闆忙得只有在工人吃午飯時，纔有時間和來採訪的記者聊上幾句。而在10年前的“非典”期間，“來進貨的人多到數不勝數”。#p#分頁標題#e#
大店村的口罩生意，源自1988年，村裏一位名叫姜以習的老人去蘭州走親戚，發現那裏一到秋天就開始起風沙，在街上走一圈，牙齒上全是塵土。當地人喜歡戴老式繫帶的白紗布口罩出門，既保暖又防風沙。這個成本幾毛錢的口罩在那裏能賣到一塊錢，姜以習和幾個村民開始做起口罩生意。
當時，姜秀彬是個20多歲的年輕人，在村裏第二批進入口罩市場。最初，他只僱了兩三個本村婦女，做的是最簡單的白口罩。那時的大店只是個默默無聞的小村莊，他們得坐36個小時的火車硬座，在蘭州的批發市場裏租半個攤位，自己推銷口罩。
如今，姜秀彬不太願意把大店的口罩發展和環境問題掛上鉤，他更喜歡將其稱爲“富民產業”。“如果不做口罩，在農村沒有別的，就是種地，生活和現在肯定不一樣，地裏能出來多少東西？要想增加收入，就得出去打工，可60歲的老太太人家也不用啊，但幹口罩就能用。這300多家企業，解決多少勞動力啊，我初步計算就是6000人！”他說。
儘管如此，沙塵暴、“非典”、霧霾和禽流感這些關鍵詞，還是成爲人們談論大店村時繞不開的話題。“俺都知道，哪出哪出（疫情）的，俺們就交流交流，也挺關心。”口罩工人王文蘭說。
當北京出現第一例禽流感患者時，這個72歲的老人正坐在小馬紮上，手裏拿着一把大剪刀，身旁堆着幾摞雪白的口罩。2004年村裏發展口罩產業後，廠房取代田地，她就去口罩廠打工，負責剪斷口罩的線頭。王文蘭說自己閒不住，家裏條件也一般，每個口罩能讓她掙到6釐錢，一年的收入超過兩萬元。
這裏的人們自己很少戴口罩，但走在街上、看電視時，總喜歡盯着別人的口罩看。去年冬天，村民姜瑞娥在外地看見一個戴着灰色口罩的農村婦女，她興奮地對旁邊的人說：“這個口罩是俺家做的。我一看就看出來了，上面繡着貓頭，這裏還有個尾巴。”她笑着用食指在空中畫了個圈。
那場突如其來的疫情給大店村帶來了訂單，也給這個原本平靜的村莊帶來傷害。
北上的H7N9禽流感並沒有影響到這個村莊的正常生活，儘管一週前，曾有謠言稱青島已經出現了一例H7N9患者。
當地一位出租車司機毫不在意地說，膠州空氣好，一般沒人戴口罩。前一陣霧霾天氣，妻子硬讓他早上戴個口罩再出門，他一出家門就把口罩摘掉了。
那個口罩還是10年前“非典”時期剩下的。那時，當地一位從臺灣探親回來的老人感染上“非典”，全城排查，連路都封了，人們戴起口罩，外地人調侃着說，“守住東大門，防住膠州人”。
早在此前，大店村的口罩已經賣斷貨了，這一年的銷量是3年前的3倍之多，達到2800萬隻。姜秀彬記得，那年春天口罩銷售的時間持續得特別長。村裏的工人每晚加班到凌晨，連印好字的塑料包裝袋都成了緊俏貨。不過，他起初“根本不知道‘非典’是什麼”。#p#分頁標題#e#
那場突如其來的疫情給大店村帶來了訂單，也給這個原本平靜的村莊帶來傷害。當年5月，央視《每週質量報告》的記者到村裏暗訪所謂的“防非典口罩”，發現生產環境令人堪憂，一家口罩企業的老闆說：“（這個口罩）就是要防‘非典’才弄的。北京的、太原的、天津的還有河北的，天天都在這裏來收。”
但在當地宣傳幹部眼中，那是對大店村的一次誤讀。“老百姓覺得買了口罩就能防‘非典’，後來又說你這個口罩怎麼不能防‘非典’？可我們從來沒說過這個口罩能防‘非典’，那是經銷商、零售商的宣傳。我們只是說‘戴了能比不戴強點’。”
2004年，爲規範生產，大店村成立了口罩協會。已經發展起來的幾家企業湊了100萬元，借給村裏人發展產業。那一年，村裏生產口罩的企業增加到80多個，口罩的年產量增加至5000萬隻，差不多是“非典”時期的兩倍。
與口罩相關的生意也開始在大店村出現：村裏以前開小賣鋪的、賣麪粉的轉行辦起紙箱廠和塑料印刷廠，還有人專門負責把口罩從村裏運送到附近的貨運公司。
通過遠在浙江義烏的批發商，這裏生產的口罩還戴在日本人、韓國人以及俄羅斯人等不同膚色人的面龐上。姜秀彬很熟悉這些老外客戶的不同要求：俄羅斯人注重保暖，日本人對品質要求特別嚴，東南亞人圖便宜、要的貨比較低端。
爲防止再出現“誤讀”，村裏人開始在包裝上註明“非醫用口罩”幾個字。
儘管如此，2006年全球禽流感疫情爆發時，大店村的口罩又脫銷了。東南亞的客戶通過義烏經銷商找到這裏採購口罩，“跟他解釋他也不管，他們就要，可能覺得戴總比不戴管點用吧”，姜秀彬說。
今年年初，全國出現大面積霧霾天氣，又有經銷商找上門來：“你這個口罩能防PM2.5嗎？”
“PM2.5……是啥？”姜秀彬疑惑地問，“我才聽說，不知道是個什麼東西。”
“你做口罩不知道PM2.5是什麼？”對方問。
“我都沒聽說過。”
後來，電視看得多了，姜秀彬才知道PM2.5原來指的是直徑不大於2.5微米的顆粒物。“那怎麼能防呢，那麼小的顆粒物怎麼能防。”他自己都忍不住笑了。#p#分頁標題#e#
就像賣藥的不希望人們都得病，我們做口罩的也不希望總有疫情。
時至今日，這個口罩協會的會長還沒把禽流感的名字叫利索。“H……7N9，爲什麼叫H7N9，不是H7N8呢？”飯桌上，他問坐在對面的一個人。
“就是一種命名，就跟奧迪A幾一樣。”對方告訴他。
H7N9禽流感目前還沒有讓村裏的訂單增加，在姜秀彬看來，這是由於市場的滯後性，口罩的生產和銷售之間總是差着半個季節，大店村現在生產的口罩都已經是夏天的款式了。
他常常回避這個話題。“我不願意出現這個事情（禽流感），一出現就會有波動，有波動就會影響正常生產。銷量突然激增也不好，短期是掙到錢了，但對企業發展來說是大忌。正常發展應該是這樣的”，他用一根手指向斜上方慢慢畫了條直線，然後又快速地畫了條波浪線，“如果是這樣，上來、下去、過一陣又上去下來，我們就沒法幹了。誰還敢進入這一行？”他說。
但伴隨着沙塵暴、“非典”、禽流感、霧霾，每次環境和公共衛生事件都會讓大店村的口罩銷量出現波動。2012年，這個擁有712戶人家的村莊，年產值達11.1億元。當地宣傳幹部很不希望口罩產業的發展被說成“搭了環境污染的順風車”。
“就像賣藥的也不希望人們都得病一樣。”膠州市委宣傳部的一位工作人員說，“我記得有個藥店門口的對聯就寫着：‘但願世間人長壽，不惜架上藥生塵’。”
截至4月16日中午，全國已確診禽流感患者63例，其中14人死亡。中國科學院院士鍾南山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沒有發現H7N9禽流感人傳人，不代表不會人傳人。
在淘寶網上，這一週口罩的銷售量比往年增加了10倍。北京街頭，一個時髦的長髮姑娘用格子花紋的棉布口罩把自己捂得嚴嚴實實的，儘管那一天的最高氣溫接近20攝氏度。義烏一位口罩經銷商也發現，平時不起眼的白口罩在銷售淡季變得熱起來，來批發的零售商要貨還挺急。
不過，一位來自青島的口罩經銷商在網上反問：“親，好像沒有什麼樣的口罩可以防禽流感吧？”
這位經銷商經常來大店村批發口罩，“大家的總體感覺是，戴要比不戴好，戴活性炭專業淨化口罩要比戴普通時尚口罩好，所以現在出門都戴個口罩。媒體還得宣傳一下，禽流感得科學預防，不能動不動拿口罩說事。”她說。
外界的喧囂沒有打亂口罩村的平靜。姜瑞娥的女兒在上海工作，禽流感爆發後，母女兩個通電話時說起這件事。姜瑞娥叮囑女兒別出去玩、有事要去醫院打針，這次她沒有像往常那樣，張羅給女兒寄點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