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2日，“榕樹下”網站曾連載《最後的宣戰——一個艾滋病感染者的手記》，在全國掀起軒然大波。
一個叫黎家明（化名）的20多歲男青年，由於有過一次輕率的放縱——在一家髮廊與一名洗髮女嘗試第一次性體驗，不久便染上艾滋病病毒。黎披露自己的經歷，懺悔並警示他人，儘管有不少人對他表示同情，但也有相當多的人表示出另一種態度。最爲極端的是，有的網站出現了這樣的貼子，“讓他死吧！”接着有人說，“應該快點死”。更多的人表示，“我們爲什麼要同情一個嫖客？”在對這種事件的報道中，媒體的基調亦說艾滋病主要是由於吸毒、嫖娼、性生活不檢點造成的，凡此種種，必然給人們造成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只有生活作風不好、道德敗壞、墮落和幹壞事的人才會患艾滋病或被這種病毒感染。
姑且不論高耀潔、桂希恩大夫爲代表的一些專業人員得出的結論——我國目前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大部分是由血液傳染的事實是否真實，即使因生活放縱和吸毒而染上艾滋病病毒，這樣的人已經受到懲罰，而且知道懺悔並希望他人引以爲鑑，爲什麼就不能得到同情？西方倫理認爲，罪人悔過，上帝也會歡迎；東方倫理承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二者可謂殊途同歸，何況黎家明並沒有犯罪。#p#副標題#e#
一位因使用血液製品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曾無比痛苦和悲哀地說，“連家人和親戚都不相信我，那目光和神情無疑是在說，我是在外面拈花惹草才患這種病。其實，我可以以我的生命和人格擔保，除了妻子，我從未做過那種事。可是我的一個親戚卻說，‘你丟盡了我們的臉，乾脆去死算了！’既然連親人都不信任我，我幹嗎不……”桂希恩大夫說，在實際防治中，他已見到這種情況發生。
實際上，艾滋病並不只是性傳播一個渠道，然而，國內老百姓對此最形象的稱呼是“髒病”，或者稱“那病”。
由於傳統道德意識比較深厚，人們不是“談艾色變”，而是“談性色變”，這就爲防治艾滋病添加了人爲屏障。高耀潔說，她把所著《艾滋病與性病防治》一文送給一位在某銀行當處長的老同學看，誰知她竟鄙夷地說，“我能看你這種書？你這是啥書？骯髒死了！”隨後把書扔在沙發上走了。高耀潔說，較有文化的人對艾滋病都有這樣的認識和誤解，就更不能苛求大衆對艾滋病不恐懼、不鄙夷、不歧視了。#p#副標題#e#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歧視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桂希恩教授從2001年5月起，就一直接待上門求醫求助的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讓他們住在自己家裏並同桌吃飯，她說，與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共同生活、共同吃飯不會傳染，這是基本常識。而高耀潔大夫早在2000年夏天就開始接待上門求醫的病人，也讓他們在家裏做客吃飯，爲此曾引起家人不滿。但是，高耀潔堅持說，即使患者唾液裏有艾滋病毒，也達不到傳染的量，而且胃酸還能殺死病毒。
如果在對艾滋病的問題上轉變觀念，那麼，無論是誰不幸染上，都可以認爲只是因血液或醫源性方式，如手術或自我保護不夠?如在性生活時?而感染——正如所有訴訟案件，在沒有證據證明有罪之前，罪犯的罪名就不成立，患者和感染者不受歧視，艾滋病的監控和防治就可能更爲容易，人類征服艾滋病的步伐也會大大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