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鄂西北的均川鎮曾有成批的農民因生活窘迫而外出賣血，他們當中有一些人不幸遭到艾滋病魔的襲擊。在抗擊艾滋病魔中，那些曾感染上艾滋病的農村婦女命運如何?有人告訴我，要了解艾滋病農婦就一定要採訪鎮醫院的夏治華醫生。
我如約到達鎮醫院艾滋病人的“溫馨家園”，向夏醫生說明來意，夏醫生說：到如今，還沒有一個人和機構來我鎮專門調查瞭解艾滋病婦女的情況，艾滋病婦女確實是一個特別要關注的羣體，過去婦女感染艾滋病的比率還比較低，現在呈逐年上升趨勢，我鎮農村婦女感染的比例大約是100名艾滋病人中大約有42—43名女性，感染的性別比與全國、全世界基本接近，而且婦女是受害者多，婦女感染極易引起母嬰傳播。
我請夏醫生能否叫幾個艾滋病婦女進來座談一下，他答應了。
我面前坐着六個艾滋病婦女，她們的臉上都掛着笑容，而且都很大方，毫不忌諱她們的身份，如果不是在艾滋病人的“溫馨家園”，我怎麼也不會相信她們是一羣艾滋病人。剛開始，我小心翼翼地和她們交談，儘量不涉及到她們的姓名和住址，沒想到，她們在談話中很爽快地自報家門，並將她們的姓名、詳細地址乃至家庭電話號碼都逐一告訴我。當她們得知我是專門來調查農村艾滋病婦女情況的，一個個都毫無顧忌地敞開心扉，你一言我一語地說了起來：
本珍：“我今年35歲，是1993年—1994年賣血得的病，我出生才4個月媽就死了，我的哥嫂狠，我爸當不了家，17歲時我就出嫁了。婆家弟兄六個，丈夫也沒媽，我嫁過去時家裏窮得叮噹響，分家只分了一間舊土磚屋，後來我們生了3個孩子，當時家裏困難，3個孩子都要上學，我們也想把屋子換一換，看到村裏有人賣血，我也跟着去，那時候村裏人賣血真是賣瘋了，聽到哪有賣血的就剜牆拱洞地往那兒跑，我開始賣血還是到正規醫院、血站去賣血，那裏消毒比較嚴格，採鮮血時先量血壓、體檢，過3—4道關，後來村裏有人跑黑道去血頭那裏賣血，那時候人們都不知道有艾滋病，我第一次去見血頭，還生怕他們不讓我賣血呢，我拎了兩瓶酒去見血頭，那時灣裏也有給血頭送禮的，我當初不知怎麼就像被鬼迷住了，後來回想起來，我這不是在給閻王爺送禮嗎?那時候，黑血頭地下採血，只要查出血型就搖漿，黑血頭只要血漿不要血清，血漿搖下，然後再把剩下的血清回到我的身上，我也不懂，還以爲把自己的血回到自己身上是好事，我一天輸幾次血的事也幹過，我一次抽2—3袋血，一袋賣20元，後來就染上這種病。當初我只聽說賣淫、亂搞男女關係會得病，不曉得賣血也會染病，要是早知道，就是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會去賣血的，黑血頭害慘了我們，他們自己也都沒有好下場，他們是帶頭賣血、帶頭死，聽說現在黑血頭都已死光了。”
遠芹：“我只賣了一回黑市血就傳染上了，當時是40元一針，我們村裏女的感染艾滋病的至少有10人，都是賣血被感染的。那時候因爲窮，屋裏這也沒有，那也沒有，就出去賣血，我原以爲賣血沒有事，如果曉得賣血會染病，就是給我1萬2萬我也不會去。現在我就是精神上的壓力太大，病人眼睛尖，想法多，看到不公平不順眼的事，氣得腿直髮抖。親戚們聽說我是艾滋病，都躲着我，有一天晚上我去一個親戚家幫忙燒火，我做了20多盤菜端到桌子上，可滿桌的人都不伸筷子，一個個說：我中午吃飽了，晚上不想吃了，給他們斟酒誰都不喝。一桌子的客人不吃不喝，你說急不急人?我知道，大家是嫌棄我，我急得喉嚨直想吐血，於是趕緊打電話叫家裏來人用摩托車把我接回去，從此後，我再也不出去幫人燒火做飯了。”
菊花：“我19歲還沒結婚就在賣血，我的腿從小就患有坐骨神經病，是個殘疾人，沒有勞動能力，丈夫也是艾滋病人，女兒上學雖然減免了學費，但一個月幾百元的生活費還得自己想辦法，所以家裏經濟困難得很。我想貸款養豬，貸不到錢，銀行怕我死了無人還貸款，上級扶貧給我們發救濟款，扶助我們蓋房子，村裏也有人說，瞧，那幾個賣血的倒發了，上級撥款扶持我們種袋料香菇，也有人說風涼話，艾滋病人想搞什麼都難。現在，黨和國家給了我們溫暖，吃藥治病不要錢，對我們做到了仁至義盡，我們心裏很平衡。我們主要的壓力是社會上的歧視，我走出去大夥張一嘴李一嘴，有的人當着我的面說得嘴直歪，走人家，親戚們也都是給我們搞專門的碗筷，人走後把筷子、碗都甩掉，記者來採訪我們，左鄰右舍的村民們像看百把戲似的，我們不敢出去見人。”
德玉：“現在，我心中最痛苦的是親戚們的歧視。我孃家姊妹幾個都在城裏，媽還健在，弟弟在城裏搞建築，還有小車。過年時，我丈夫到妹妹家拜年，妹夫連門都不開，他們幾家開車到我家來拜年，在門前場子裏站一下，打聲招呼，把禮物放在門口，門都不進就走了，氣得我也決心不走這些人家了。最讓我傷心的是我的兒媳婦也不願意接近我，他們結婚後就走了，連電話也不跟我打一個，有了孫子後，媳婦不要我引孫子，連小孫子的衣服都不准我摸，孫子只要接觸我，她就打孫子。我的掌櫃的(丈夫)是殺豬的，在村裏人緣很好，過去村民們都願意找掌櫃的去殺豬，自打我們夫婦兩人得病後，村裏人都不願意讓掌櫃的殺豬了，就連我的婆婆殺豬也不找自己的親兒子殺。可是村裏有個老書記，他看過報紙後，知道艾滋病除血液、母嬰、性生活傳染外，其他的途徑不容易傳染上，所以他一直和我們來往，他家照樣請我掌櫃的去殺年豬，請我們去喝血花湯，還經常打電話要我到他家去玩，要我和他們一起打牌，他知道我沒錢，就說打牌只畫烏龜，不打來錢的，看來懂知識的人就是不一樣。”
韶芹：“我不是賣血，而是被輸血感染上的，1999年做婦科手術割子宮瘤需要輸血，當時爲圖便宜，找一個賣血的親戚輸血，沒想到被感染上了。家裏四口人，丈夫有高血壓，全家只我一人得了這個病，提起病我就要掉眼淚，急得我耳朵也聽不見了。現在我做生意，西瓜、蘋果沒人買，理髮沒人給我理，蘋果爛了就沒人要，你說急不急人?我得了艾滋病，一個媽生的兄弟姐妹態度也不同，姐姐嚇得不敢見我，弟弟非要接我去他家玩，弟弟說，姐，你有病我不嫌你。人們害怕傳染，但是每宣傳一次，人們對我的態度就好一點，我心裏就舒坦一點，街上做宣傳活動，每宣傳一回艾滋病知識，我心裏頭就吐一回悶氣。”
菊萍：“灣裏人都說我是最造孽的人了，我爸賣血染上病已死，我一家兄妹四個都有艾滋病，大姐已死，我是老二，老三是妹妹，老四是弟弟，但是，我沒有感到受歧視。前幾天，有人到我家給我姑娘做媒，我姑娘沒有艾滋病，我當時就打開窗戶說亮話，說我們兩個老人都有艾滋病，請做媒的人如實轉告，第二天男伢就到我家吃中午飯，他長得五大三粗，是個蠻好的男伢，張口就對我說：我不嫌棄您們，我與您的姑娘過一輩子，又不是與您過一輩子。原先人們對艾滋病怕得很，經過反覆宣傳，現在要好一點，看來還是多宣傳好。”
我問在座的幾個婦女：“你們心中最大的願望是什麼?”
幾個婦女異口同聲地說：黨和國家給了我們溫暖，我們心裏平衡，主要的壓力是社會上的歧視，最大的願望是希望政府、領導和醫生，還有報紙、廣播電視上要多宣傳防治艾滋病科學知識，多做宣傳廣告，多辦培訓班，宣傳多了，人們就不會歧視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