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一種病，爲什麼你用抗生素，爲什麼用這麼長時間？如果說這種情況影響你的醫院行爲，醫生協會就要處分你。行業自律制度建立起來後，醫生就是絕對的權威。我現在也在呼籲，不要盲目地去反對醫生，當然我們反對的是制度，我們還是要客觀地認識醫生的特殊性。
——廖新波
廖新波，男，1956年8月生，廣東臺山人，學歷醫學本科、管理學碩士。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黨組成員。
他在微博上名叫“醫生哥波子”，他的博客有1100多萬的訪問量，微博粉絲則達到66萬。
在微博上，他既跟網友一起怒斥南海棄嬰事件，“這樣的醫生太不爭氣了！”又與醫學生一起探討醫生的職業素養，稱找工作不容易；他還現身現場瞭解醫患糾紛中的真相，卻回頭告誡人們，“以一種逆反心態喊‘醫生該殺’大逆不道！誰沒有親人爲社會從事各種‘高危’工作呢？”病人沒錢看病，他憐，網友要求醫院買單，他悲，“爲什麼醫療行爲要爲醜陋的制度買單”。他經常會被@要求關注某某病患，以便獲得醫療救助。實際上，他也促成了幾單善事。
他大部分的微博，通過iphone所發。遇到堵車，他也記掛醫療問題，“從衛生廳下班到廣州大橋不足三公里居然走了一小時。大家都很沉着，只是小心地插隊和輕微地違規。我在想，如果人與人之間都如此沉着和冷靜地處理紛爭就好了。醫患矛盾也如此。”
“以抗生素爲代表的抗菌藥物的濫用已成爲我國醫療行業十分突出的問題，”衛生部藥政司副司長姚建紅日前表示，抗生素毀掉中國一代人。
我國是抗生素使用和生產大國，人均年消費量爲138克左右，而美國爲13克。在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收集的藥物不良反應報告病例中，因抗生素濫用引發的病例佔近一半，其數量和嚴重程度排各類藥品之首。近2000萬聽障殘疾人中，一半左右是由於使用氨基糖苷類抗菌藥物（如慶大黴素等）造成。每年有19.2萬人死於藥品不良反應，其中抗生素造成的佔2/3以上。
日前，衛生部發布“史上最嚴”的治理抗生素濫用措施，要求醫療機構將使用的抗生素品種、數量、使用率、價格進行公示，三級綜合醫院抗生素的種類原則上不得超過50種。 我國抗生素藥物濫用現象背後有什麼樣的原因？能否得到徹底改變？近日，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做客湖南衛視《嶽麓實踐論》節目，深談當下中國的抗生素困局。
利益結構
“難道藥廠就不應該有利潤嗎？如果藥廠沒有利潤誰生產”
記者：從當初的博客，到現在的微博，你一直跟網絡公衆混成一片，你的感覺如何？爲什麼選擇這種方式和公衆溝通？
廖新波：我對醫學、藥學的一些問題非常清楚。但是社會上尤其網友，有多少人清楚醫療問題呢？作爲一名衛生官員，我認爲我有責任出現在網絡世界，與大家共同去探討醫改也好，醫療也好，甚至每一粒藥品的使用也好，使大家共同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生命價值觀。
記者：你說抗生素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不是有點太誇張了？
廖新波：我認爲抗生素的政治問題，確確實實比較尖銳，或者說逐漸明顯起來。由於抗生素從最初的能救命，到現在被發現有很多害處，尤其是在中國這種發展中國家，抗生素的耐藥性越來越明顯，這就與濫用有關。在國際上，也有人對我們使用抗生素提出質疑，並提出我們應該予以遏制。所以從這一點來看，人家針對的並不是抗生素的使用者。對抗生素的使用，一個觀點就是，如何去幹預，如何使我們中華民族能夠有健康的體質。
記者：我國抗生素每年的使用量約爲21萬噸，其中出國有3萬噸，自己使用約18萬噸，平均下來每個中國人使用138克。藥品從生產、銷售到分配，利益鏈條非常粗、非常長，這是不是造成今天難以解決抗生素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
廖新波：我認爲這是在以藥養醫的政策環境下，醫院不能從政府部門獲得補償的一個渠道。政府過去制定了一條政策，以藥補醫已經50多年了，從開始的利潤不高，到後來變得很高，在利潤空間極高的情況下，腐敗就產生了，利益鏈就形成了。不同時期會產生不同想法，有想法就會有做法。目前取消15%的藥價加成，我認爲還不是根本，因爲斷掉醫院加成的15%，僅僅是斷掉醫院的發展基金，而院外那些交易有多深呢？也是很觸目驚心吧。誰來砍掉中間利潤？肯定不是醫院。所以有時我也在想，難道越便宜的藥就越好嗎？難道藥廠就不應該有利潤嗎？如果藥廠沒有利潤誰生產？如果藥廠沒有利潤誰研發？誰保證質量？怎樣去平衡這個利潤點，是經濟學家、政治家、社會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所以源頭就是政策。
記者：單講政策非常抽象。單以抗生素爲例，把它拿出來解開政策的複雜性，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是什麼？
廖新波：最要緊的，是認真去調研生產一顆藥的成本是多少，然後給出一個合理的利潤價格。流通要經過市場，而不是通過行政手段。現在可以看到，我們的做法並不十分奏效。我們有陽光招標，但是價格沒有下來。一些有效的低價藥進不來，在市場上看不到。所以你說醫生想開便宜藥，去哪裏開？我不是爲醫院辯護，而是說一個很現實的例子，所以醫院的公益性和市場性應該有所區分，政府應該履行自己的責任，做自己的事情。#p#副標題#e#
監管機制
“行政監督不太到位，應通過法律監督和利益關係監督”
記者：抗生素使用的主體是醫生，醫生不可能自己去揭發自己；使用的客體是病人，但是病人又不瞭解這個東西。到底誰來監督呢？違規了誰來發現？
廖新波：制度的監督有院內的。院長監督科主任，科主任監督所管的醫生，這就是監督。另外還有行政部門的監督，再就是司法部門的監督，還有我們付錢的部門來監督，比如保險公司。在國外，保險公司可以限制醫院的行爲，用這個藥，你要跟我說清楚爲什麼用，你做這個CT，你要告訴我爲什麼要做，否則我可以拒付。所以通過一種支付制度的改革，一定可以制止一些過度檢查、過度用藥的行爲。
記者：但目前我們的監督還是一條線上的螞蚱。
廖新波：我們現在的行政監督不太到位，也沒有通過一些有效的法律監督，或者說是利益關係的監督。比如，如果把抗生藥物的使用列入法律，違反了藥品使用規定，就是要繩之以法。這在國外是非常嚴格的，你這家藥店不讓你賣處方藥，你就不能賣，賣了我就要處罰你，送你上法庭，甚至判刑。我們現在卻是：有監督，而不利。
記者：他們是個利益共同體，怎麼會捨得互相監督？
廖新波：所以說這個真的是比較難。網民對我提出很多希望，說廖廳這是你管的。我說我雖是副廳長，但不是政策制定者，我不可能逾越人家的地方。但是有時候責任心迫使自己不得不在媒體上和微博上牢騷幾句。
記者：衛生部從2003年到2011年，一共發了12個關於合理使用抗生藥物的文件，但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今年號稱史上最嚴的整治措施出臺，立馬的各項指標就降下來了，這種暴風雨式的治理，到底有多大的療效？
廖新波：運動如風，這是中國的傳統。我們總是認爲制度重要，領導的意圖也重要，我曾經說醫改成功與否，只是領導一句話的問題。確確實實在中國的文化裏面，領導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怎麼使領導明白辦醫的目的和責任，怎麼用制度規範行爲，用制度去獎懲，去講究公平效率，還有一定的距離。抗菌藥物這個風，一定要剎，因爲它涉及的不僅是經濟問題。中央下達的命令，怎麼使它固化呢？我認爲就是怎麼樣使我們補償醫院的機制建立起來，使它成爲制度。
醫德醫風
“過多的政府治理只會越治越亂，應建立行業自律制度”
記者：作爲患者，如果連醫院都不能相信的話，我們信誰？
廖新波：如果說僅僅就你的問話來回答，是絕對要鞭打這種沒良心沒醫德的行爲。但要分析其原因，我不是爲了我們的過錯而辯護。我們從不同國度、不同制度的醫生來對比，爲什麼西方包括市場經濟非常發達自由的美國，沒有像中國醫生這樣亂開藥？在具有共同民族血統的臺灣、香港、澳門甚至新加坡，他們的醫生爲什麼會過着一個體面的生活，而不是通過開藥去體現他的價值呢？也許我不可能爲中國出現這樣的不負責任，違反醫德的行爲，有任何的結論。但是結論大家心裏非常清楚。在批判中國某些醫生這種唯利是圖、濫用抗生素現象的同時，我們更多的是反思我們的制度。
記者：目前對醫生濫開抗生素的處罰，並不是很嚴苛。比如會給三次機會後，纔會取消其處方權。
廖新波：這也是制度存在的一個弊病。現在不是專業自律的組織在規範醫院的行爲，而是政府的行政部門，也正像剛纔我所說的，多少次違規給予處理。在香港，醫生必須遵守醫師學會裏面的醫德規範，如果違反了，業內給予警告，取消醫生資格。香港醫生，如果在大陸行醫出現香港限制的行爲，同樣受到處罰。#p#副標題#e#
記者：爲什麼醫生不能被行政處罰約束？
廖新波：大陸的不少醫生並不是靠本事來維持尊嚴，而是開藥開檢查，我可以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也就是我前不久跟臺灣的代表團接觸，他們說你們大陸做一個闌尾炎手術，有的地方手術費僅人民幣幾百元，而他們在臺灣做一個同樣的闌尾炎手術，醫院扣除了成本、利潤，醫生可以得6000新臺幣。所以這就是醫生的價值在不同的制度下，表現出的一個鮮明的對比。
記者：醫生的工資低，那是忽視了他的紅包收入。醫生在抱怨自己的收入太低，實際上有很多潛規則潛渠道在流通，所以這應該是兩個問題。
廖新波：紅包本來是一種感情的表達，最後成爲一種價值的體現，這就是變質了。所以體制很重要。國外的很多先進經驗有利於在今後醫療體制改革裏吸收。我不是說全盤照搬，而是學習人家的治理理念和一些有用的方法，拿一些有用的工具來進行限制。
記者：對醫生的行政監督不奏效，還有什麼辦法嗎？
廖新波：監督機制我認爲要參照國外的一種做法。過多的政府治理只能越治越亂，發了那麼多的文件通知，說明治理有效但是成效不大，沒有從根本上去解決問題。假如說通過有效的行業自律來約束行業內人員的行爲，那是最理想的。因爲只有他們知道錯在哪裏，纔有用。
補償機制
“如果不建立補償機制的話，基本藥物制度也會落空”
記者：中國是一個吊瓶大國，有數據顯示我們現在是全世界使用抗生素最多的國家之一。中美兩國的對比，抗生素年總產量中國是美國的9倍，而平均到每個中國人身上，一年的抗生素消耗量是一個美國人的10倍。抗生藥品在整個臨牀藥品的使用量上中國是70%，美國僅僅爲30%。爲什麼差距這麼大？美國管理抗生素的規則在中國很難實現嗎？
廖新波：我國衛生部下面有一個合理用藥專家委員會。他們專門做這個工作。有一個信息化管理，通過一些軟件設置從終端了解大部分三甲醫院抗生藥物的用藥情況，使用率以及使用強度，一旦這裏面發現報警就會向監管部門、行政部門傳達這個信息。近段廣東正在開展陽光用藥監督工作，從鏈條，採購、銷售到流通這三個環節來打擊不法東西，使醫院做得更好。現在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一個全民教育。在英國已經在中學教材裏，植入抗生素的情況。我想這個情況還是可以去執行的。最主要是理念上要有一個很大的突破，而不是變成一個各個利益相關方的一個博弈。
記者：爲什麼強調對醫院的補償機制？
廖新波：我說一個很實在的例子，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在某些地區是取消了藥品加成，但是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病人和醫生都往二三級醫院跑了，爲什麼？其根源，還是政府答應給予補償多少千萬，每人多少，最後沒有落實，沒有落實的情況下人心惶惶，對於患者來講沒有醫生哪有質量？哪有服務？因此病人也跟着走。如果能苟且生存的話就是通過打吊針，打吊針是合法的收入是不是？吃藥也可以治好，打吊針也可以治好，但是打吊針可能會增加一點醫院的收入。所以這個補償機制不建立的話，基本藥物制度也會落空。
記者：河北省兒童醫院有個胡醫生做到了能打針就不輸液，能吃藥就不打針，但該院門診之前有80%，降到了現在不足50%。醫生是抗生素第一戰線的戰士。
廖新波：其實儘量不打針的醫生很多，我們也可以再回顧一下一毛錢醫生，就是一毛錢也治好了拉肚子，這個醫生難道不會用藥嗎？難道不可以從藥品回扣那裏獲得利益嗎？但是他沒有這麼做。這就是我們真正的醫生。儘量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診斷、治療，同樣可以獲得預期的效果。我也對政策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銳的意見，我說要是服務費並不是體現醫生勞動價值的費用，而是藥品在流通過程中的軟硬件投入的成本分攤，該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