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治理經驗甚至表明，行政立法與地方立法的精細化與否，往往構成國家法律能否正確有效實施的關鍵。
從“開胸驗肺”到“毒蘋果”，從雲南水富“怪病”到深圳農民工塵肺，此起彼伏的職業病維權事件，凸顯出我國職業病防治之困。在這種背景中，《職業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二次提交審議，更加引人關注。
職業病防治法修改，無疑應把保障職業病患者的合法權益放在首位。草案強化了用人單位在職業病防治中的責任，加大了對違法行爲的處罰力度，尤其是擬規定無法確定勞動關係的職業病患者，可向當地政府申請醫療救助和生活救助，這有助於化解法律判斷標準之外的職業病人的生存困境，體現出立法對職業病人權益的細緻化保障。
生活中，勞動者患職業病後診斷難、維權難的問題十分突出，他們不僅遭受着工作導致的病痛折磨，而且還忍受着合法權益難受保護的不公。尤其是近年來，大量農民工以臨時工、季節工等身份代替正式職工從事職業危害嚴重的工作，他們流動性大，多工作在中小型企業，勞動關係不固定，缺乏相應的法律風險意識和職業病防範常識，很少簽訂勞動合同，有的當病情得到診斷時，原來的用人單位早已解散或倒閉。
着眼於這種特殊背景下的勞動者權益保護，草案就未確定勞動關係的職業病人作出規定，以強化政府社會救助義務的方式，實現對其的幫助和關懷，不失爲民生立法的價值體現。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一個條款的增加，能否在普遍意義上爲廣大邊緣性的職業病人提供權益保障?推而言之，一部宏觀層面法律的修改，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當前我國職業病防治的困局呢?
無論是就未確定勞動關係職業病人的救助，還是職業病人的權益保障，都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國家層面的立法至多隻能提供抽象化的指引，諸如對用人單位防治責任的規範，對行政機關執法監管的強化，抑或是對地方政府救助義務的設定，在具體的操作上都有待於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的細化和延伸。以往的治理經驗甚至表明，行政立法與地方立法的精細化與否，往往構成國家法律能否正確有效實施的關鍵。
例如，根據現有職業病防治法，職業病的分類和目錄由國務院衛生部門會同勞動保障部門規定，只有納入該目錄的疾病才能被診斷爲職業病。而關於未確定勞動關係的認定，提出救助申請的具體條件等，也都有待於地方立法的細化。
所以，在推動指引性立法的同時，更應關注制約維權末端的細節性立法，在具體操作環節確立起企業的防治責任和政府的監管職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