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去年12月國家發改委降低了部分外資藥品的最高零售價之後，7日發改委再揮大刀，決定從3月28日起降低部分抗生素和循環系統類藥品最高零售價格，共涉及162個品種，近1300個劑型規格，平均降幅爲21%，預計每年可減輕羣衆負擔近100億元。據《廣州日報》報道，有市民表示藥價已降了27次看病卻依然貴，業內人士也指出，有些廉價藥一降價就消失，醫院還是開貴的藥。此次藥品降價能否讓老百姓真正得到實惠引人關注……
“藥價越低越賣不出去”
藥品下降指令的權威性不容置疑，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些廠商難免會變換手法，想方設法將他們讓出的利，從其他途徑謀回來，從多年來藥品下降後的情形看：一些藥品成分不變，套上個精美包裝，冠上不同的藥名，價格不降反升；而有的更高一籌在數量上做文章，偷工減料減少添加劑，減少顆數，變相漲價；有的對一些不賺錢的藥乾脆停止生產。降價藥改頭換面漲，或者“降價死”，便宜的藥不見了，藥價不降反升，更加重了公衆的負擔。
其中原因在藥品之外，藥品從生產到銷售要經過層層關卡，藥品價格降，相應的銷售成本也要低，一些爲藥品“服務”的下游部門和人得利就要少，因而銷者沒興趣，導致產者也沒法暢銷。正如安徽醫科大學陳飛虎教授所說：“藥品價格越低，越是賣不出去，這是因爲老百姓對於藥品的消費一直處於被動狀態，由於有回扣、利潤誘惑，醫生自然開那些利潤高的藥品，價格低、利潤小的藥品也就很少能爲百姓使用。”
藥品下降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實效，在於真降，凡是下降的藥品都能“對號入座”貨真價實，這就得動“真”。對於變相提價或者“降價死”者應嚴格查處，對於監管不力者予以追究責任，既要管住藥品，又要管住藥品之外的無形之手，剎住銷售環節的不良風氣，由此調價才能實實在在，讓老百姓真正得實惠。
實惠別隻留在紙上
實際上，降藥價並非第一次了，前幾年也進行過，網友的擔憂早在幾年前就得到印證。《中國經營報》2005年5月23日報道稱“發改委打擊藥價虛高是不遺餘力的。但數次降價後，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一旦抗生素價格大幅下降，醫院或醫生就放棄低價的抗生素藥品，轉而使用高價的抗生素。這樣的結果與發改委的初衷背道而馳。”
發改委預計“爲民節省100億”，顯然是假設這些降價的藥繼續在市場銷售，而且銷量變化不大。然而，這些降價的藥品會不會繼續活躍於市場，並不取決於患者，也不取決於發改委，而是取決於藥商與醫生。如果醫生不給病人開這162個品種的藥，那麼，這個“實惠”其實是紙上的，患者享受不到。
發改委解釋了這次降價的原則——“對日費用高的藥品加大了降價力度、對日費用低的藥品少降價或不降價”，在筆者看來，有必要對“日費用高的藥品”做一番調查，查查這些藥品爲何日費用高？如果這些藥品日費用高只是因爲它們有高額回扣，那麼發改委降價之後，藥商很可能會選擇另一種藥進行替代。
因此，更關鍵的問題在於，發改委是否可以先調查清楚這些“日費用高的藥品”的成本？如果能弄清成本問題，就能甄別哪些藥品可能存在回扣，繼而順藤摸瓜查出問題藥品。對於這些給予回扣的藥品，最好的辦法不是降價，而是禁止進入藥品市場，對於存在的醫藥腐敗問題，則應該交由司法部門處理。別以爲發改委派人去調查成本問題是異想天開，實際上，早在2004年，發改委就做過這樣的工作——“發改委價格司先後派員到一些抗生素生產大廠調查、摸清抗生素目前的生產成本。”好的做法要堅持，筆者希望發改委能繼承和發揚這一優良的做法。
保住纔是硬道理
一些醫學專家常將一個人健康時比作是1，其他的像房子、車子、地位、名利這些東西比作爲0。如果1在的時候，後面的0越多越好。反之一旦1沒有了，後面的0都沒有意義，以此說明健康非常重要。這次藥品降價發改委稱預計每年可減輕羣衆負擔近100億元，但這應該是確保1在，即這些降價的藥品正常供應，否則這個100億後面的若干個0就等於名存實亡，減輕羣衆負擔就無從談起。如此看來，要保證今年藥品降價不死，還需從破解其“對策”和保證這個1入手。
首先，應該要求所有零售企業保證基本藥物的足夠供應，並設立舉報電話和受理機構，凡是被消費者投訴買不到降價藥的單位，要責令其限期足量上櫃，保證正常供應。對於屢“玩失蹤”，或短斤少兩、品種不全的，要限期停業整頓，嚴重者關門歇業。
其次，對醫療機構，同樣應要求其藥房有足夠的基本藥物供應。爲防止醫生不開降價藥，或者醫院變換花樣欺騙患者，可根據各自用藥總量，分別設定相對合理的基本藥物用藥下限，逐月或按季、至少每半年重點檢查一次。對未達到開出基本藥物使用下限的，同樣要責令其限期改正。對於長期拒不執行的，可以考慮對當事醫院或醫生採取進一步的處理措施。
只有這樣，降價令纔不至於淪爲一張廢紙，減輕羣衆負擔的預言纔不會是妄言。但是，這也只是權宜之計。最根本的還在於，要進一步改革醫療體制，尤其是大醫藥的分家，加快醫院公益性迴歸。而且，既然基本藥物屢次調整的目的是造福於民，爲了保證其實施到位，也不應排除採取一定的強制手段。否則，每次降價都高喊讓利於民，到頭來卻總是一場空，除了讓老百姓“空悲切”外，還降低了政府部門自身的公信力。
不僅是降藥價的問題
從目前我國部分公衆面臨的現實上的“看病貴”問題，的確與藥價虛高密不可分。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僅僅國家有關方面的嚴厲舉措和相關規定，還是遠遠不夠的。早已成積弊的“降價死”現象，恐怕並不會從根本上避免，一些追求利益爲本的藥品生產廠家，在利益趨薄的情況下，完全可以將藥品“改頭換面”獲得更高的利益。這就需要國家有關方面在出臺上述政策之後，應切實加強監管，除強化對藥廠生產環節的監督之外，也不妨通過國家補貼的方式調動生產廠家積極性。
另一個與百姓醫療負擔重息息相關的就是，部分醫院早已通行不悖的“大處方”、“過度檢查”現象。一些醫院治療一個小小的感冒，竟然需要患者花費數百元、數千元；去年5月份，湖北荊門一個兩歲的兒童因爲感冒到醫院檢查。醫院爲小孩做了43項檢查，檢查費花去1000多元。檢查項目包括“梅毒”檢查。一個小小的感冒檢查就“糟”掉家屬數千元。這樣的現狀之下，有多大的財政投入才能彌補鉅額的“醫療黑洞”呢？
所以，在降藥價同時，必須同時抓好諸多與患者醫療負擔相關的各個環節。尤其是對醫院的“大處方”、“過度檢查”現象，以及隱藏在幕後的吃回扣、拿紅包問題。上述惠民舉措能否落到實處、保證效果，某種意義上已經不僅僅是藥價能不能降下來的問題，而關係到我國整體醫療改革的進程，關係到醫療行業在患者眼中的整體形象。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單打一”一定不行，必須打好“組合拳”。
新藥審批標準模糊也是罪魁
新藥品審批模糊標準的格局依舊未改變，也造成降價藥變成了“降價死”。原藥監局局長鄭筱萸在位時，我國藥監部門每年受理萬餘種新藥報批。現在，據統計，一年來，共受理新藥註冊申請553個，仿製藥註冊申請825個，生物製品註冊申請225個。雖然我國的新藥報批數量下降幅度驚人，但與我國監督審批體制相仿的美國相比（每年藥監局受理新藥報批僅有100多種），數量依然龐大。
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通常需要6到8年的時間才能完成新藥的審批全過程，而我國則只需1年左右。這種審批高效率的背後，不僅反映了我們審批標準仍不嚴格，而且更造成有些藥品降價後，換個名稱，又重新變成新高價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