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會籌建捐獻志願者庫
中國紅十字會賑濟救護部最近忙於與衛生部合作，籌建一個國家人體器官捐獻體系，其中包括爲有捐獻身體器官的愛心人士建立覆蓋全國的紅十字器官捐獻志願者庫。
與器官捐獻志願者庫對接的，將是全國160餘家衛生部指定醫院的器官移植中心，以及每年150萬等待接受器官移植救命的重症患者。
衛生部門統計顯示，每年150萬名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中，只有約1萬人找到了器官源，獲得移植。
中國紅十字會賑濟救護部部長王平介紹，今年3月，中國紅十字會與衛生部在天津共同啓動全國10省市的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率先以天津、遼寧、上海等10個東、中部省、市爲試點，爲期1年，探索人體器官捐獻的招募、器官的獲取和分配模式，做好人員培訓和對接，並開展社會宣傳和器官捐獻志願者招募、登記、入庫工作；明年3月，有望收到人體器官志願捐獻與臨牀移植器官獲得試點的首份總結報告，“若順利，人體器官捐獻的志願者招募網絡將在全國鋪開”。這意味着，我國確立了人體器官“自願無償捐獻、供給臨牀治病救人需要”的基本原則。
不久後，有身後捐獻器官意願的公民，便可到當地省級紅十字會下屬的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登記成爲紅十字器官捐獻志願者。
王平表示，器官捐獻的志願者招募工作，任重而道遠。影響成功的關鍵，是志願者生前的意願如何在其身後達成，以及捐獻的器官如何能夠找到需要的病人，並及時送到等待實施移植手術的醫院，“這不僅僅涉及一個發達的信息網絡和搜索系統，更需要器官捐獻志願者庫與器官移植兩個庫的完善對接”。#p#副標題#e#
法律和觀念阻礙捐獻推廣
今年“兩會”期間，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對現行《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的修訂，或將明確“捐贈者可選擇臨牀死亡標準，是腦死亡或心跳停止死亡”。
309醫院泌尿外科副主任醫師李州利說，臨牀上所指的腦死亡，是指包括腦幹在內的全腦功能喪失的不可逆轉的狀態。腦死亡有別於“植物人”病例，少數“植物人”可能甦醒，腦死亡病人的全腦則呈現器質性的損傷，雖有心跳，卻無自主呼吸，腦幹反應消失，經顱多普勒B超顯示腦死亡。腦死亡是永久的、不可逆的。
有觀點認爲，設定腦死亡標準，是爲了獲取良好的移植器官。對此，黃潔夫指出，這是羣衆認識上的誤區，“設定腦死亡並非跟捐獻有關。”
李州利說，到目前爲止，全國也只有200多例腦死亡器官捐贈病例，這主要還是來自法律、觀念上的障礙。
個案
踐行“父子約定”遭誤解
父親捐出兒子身體器官，獲家人支持，卻受流言困擾
2009年11月4日下午，安徽阜南縣第二中學17歲的王鑫在學校突然暈倒，被診斷爲突發性腦出血，躺在阜陽市第一人民醫院的32天裏，他被認定爲生存希望渺茫。
2009年12月6日，已經爲治療舉債13萬餘元的王保田做出了放棄治療的決定，並簽署了器官捐獻協議。王鑫的兩個肺、一個肝、還有一對眼角膜成功捐出，給至少3個人送去了生的希望和光明。
但是，在缺乏對器官捐獻推廣、宣傳的村子裏，誤解接踵而來，甚至有人說王保田把兒子的器官“賣了”50萬元。
王保田介紹，王鑫被送到醫院後，只能靠呼吸機被動呼吸，醫生說希望渺茫。幾次脫機試驗，均告失敗。在醫生處詳細瞭解了孩子的病情後，王保田決定放棄治療，並踐行自己和兒子之間的約定———身後捐獻器官。
王保田沒想到捐獻過程如此複雜：決定放棄治療當天，他打了上百個電話，安徽省、阜陽市的紅十字會都說不做器官捐獻，最後找到深圳市紅十字會。此後又簽署了放棄治療的協議，還簽了捐獻器官的志願書，否則醫院不敢爲病人摘下呼吸機，捐獻器官的意願就無法實現。
對於捐獻王鑫身體器官的事情，一家10幾口人都很支持，但鄰村人通過電視報道得知情況後，卻傳出“接受兒子器官的人給了50萬元”的流言，“我能感覺到村裏的一些人看我的眼光，可我們是無償捐獻，我們不對醫院也不對個人，不知道他們爲什麼這麼愚昧無知。”
對於別人的誤解，王保田說一家人現在很脆弱，很需要安慰、關懷和問候。
國外情況
美國：由於理想的器官移植源是意外死亡的健康青壯年，因此，美國一些駕駛員中的器官捐獻志願者，將自己在身後捐獻器官的意願聲明，夾在自己的駕駛證後。如果自己不幸遭遇車禍身亡，方便急救醫生第一時間獲知自己的器官捐獻意願。
西班牙：該國法律規定，若公民生前沒有做出死後不願捐獻器官的聲明，則視同身後可以實施器官捐獻。每100萬人中，每年有30多人在死亡後順利實施了器官捐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