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繼金融危機爆發後又一次全球性重大危機，在考驗各國公共衛生應急能力的同時，也爲人類提出了一個關乎生存的重大命題。
現有資料表明，世界衛生組織在過去5年中一直爲預防繼SARS之後的流感大爆發做準備，但豬流感的爆發依然引起了不小的恐慌。雖然目前尚無證據表明此次流感將造成大範圍災難，但每天從世界各地發出的消息充分證明病毒仍在繼續傳播。這種狀況讓目睹過SARS、禽流感、口蹄疫等新型傳染病的人心有餘悸，因爲生產和接種疫苗都需要時間，採取隔離等方式控制疫情爲時已晚，一旦疫情從地理概念上擴大範圍，人道主義災難可能無法避免。
這裏說“人道”，當然是以人爲本的共識，儘管此次疫情定義是“豬流感”，人們也很少站在動物的立場認真反思自己的過失，此情此景近年來可謂歷歷在目——時光倒退6年，一場禽流感在荷蘭突然爆發，幾天內有1800萬隻雞被人類活埋，之後，禽流感疫情廣泛活躍於全球，各國屠殺禽類的報道不計其數。從SARS到禽流感再到豬流感，似乎形成了一個規律，越是與人親近的動物越容易被人傷害。由於濫捕濫殺、破壞生態平衡等現象遍及全球，使原本寄生於野生動物體內的病毒侵入到人體中，進而成爲人類的“殺手”。
早有專家警告說，SARS、禽流感、口蹄疫等疫情大範圍流行，最終是人類自食其果。從哲學概念分析，人類所奉行的是自我中心主義，總以爲滿足人的基本需要進行的捕殺、砍伐都是道德而合理的。人們以站在地球生物鏈頂端爲榮，向來以征服者自詡，這樣的價值觀已經融於現代文明的血脈，無時無刻不在左右着人的思維和行爲方式。特別是隨着現代文明的到來，人類爲了短期達到利己目的，“萬物爲我所用”的慾望空前增長，對大自然的掠奪隨着科技的進步而更加瘋狂。
缺乏自我反省意識是人類的共同弱點，不僅限於對大自然的傲慢，更主要的是總有理由爲自己的過失開脫責任。比如，總部位於巴黎的世界動物衛生組織27日發表公報稱，這種(豬流感)病毒與季節性流感病毒不同，它集中了豬流感病毒、人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的特徵，但在豬身上並沒有發現過，因此將其命名爲“豬流感”病毒不準確。或者可以用最大的善意去領會他們的心理，但無論把一種可由豬直接傳染給人的病毒叫什麼名稱，都不能掩蓋疫情迅速發展的事實，更何況面對生死抉擇，理論上稱其爲什麼名稱並不重要。
不敢輕視“豬流感”的爆發，是因爲在人類的記憶中有黑死病、天花、出血熱、西班牙流感等慘痛教訓。比如，14世紀中期從中亞地區擴散到歐洲大陸的黑死病，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約7500萬人死亡。使各國政府左右爲難的是，現代醫學並不能預測疫情的規模和前景，從疫情發端地墨西哥的情況來看，豬流感疫情爆發突然，受感人數和死亡案例增長快速，具有明顯的大爆發特徵，但就此斷言新的全球性流感暴發正在形成還爲時過早。正像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流感疫情研究專家邁克爾•奧斯特霍爾姆說的那樣：之所以難下結論，是因爲當前疫情介於可能發展的兩個極端之間——既有可能在今後數週內煙消雲散，也有可能僅是流感大暴發的開場戲。
毫無疑問，每一次疫情暴發都有其獨特的一面，如果有特效藥物或者可以預防，就不可能升級成瘟疫。既然人類並不能主宰大自然，就應該回歸到主體與客體合一的狀態，德國哲學家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過：“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哲學家的警示並非危言聳聽，因爲迄今爲止人類依然在以生命爲代價向大自然交學費。
應該說，此次“豬流感”的爆發恰巧驗證了恩格斯的話，而這還不僅是大自然的一種報復行爲，工業污染、大氣變暖等已造成了更多的菌體變異。工業化文明越來越像一個潘多拉的魔盒，釋放出來的魔鬼並非SARS、禽流感、口蹄疫，也就註定了不會以豬流感結束，比豬流感更加兇猛的病毒還有多少?還有多少類似“豬流感”病毒尚未出籠?由此想開去，似乎已經看到了懸在人類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晃動，這是比任何瘟疫更可怕的災難前兆。
中國道家哲學主張“天人契合”，理論上的“超脫”高於“頓悟成佛”，把“修心”置於了最高境界。極其遺憾的是，人類文明並沒有朝着這樣的最高境界進發，而是在利己方面發揮的淋漓盡致，即使被感染患病，也是衷心地祈願上帝、佛祖、真主首先佑護自己。豈知，人類生命不過是地球生態之網中的一個結點，一旦生態鏈條被撕斷，自己也將萬劫不復。從另一個角度說，積極應對疫情固然重要，但應對畢竟總是被動的，主動的應對應該是尊重自然，師法自然，在自然面前把“人”字寫得越小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