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判決書的公佈將修正藥業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修正藥業”)推到輿論的浪尖上。這一切直接與修正藥業董事長修某有關。
300家醫藥企被曝涉賄
記者從中國裁判文書網獲得的一份顯示爲“(2017)吉75刑初3號”的刑事判決書顯示，2007年，被告人褚來福在擔任吉林省靖宇縣縣長期間，曾收受修正藥業董事長修某給予的通化市制藥股份有限公司的25萬股權。
上述判決書顯示，修某曾證言送給褚來福股票，是因爲褚來福是縣長，其公司在靖宇縣有企業，爲了方便溝通，爲企業的發展提供幫助。至此，醫藥行業再曝出一起賄賂醜聞；而這，也成爲醫藥行業近期輿論的熱點。不過，修正藥業只是醫藥行業賄賂的冰山一角。
300修正藥業被曝涉賄
一位從事醫藥領域的法律人士告訴記者，醫藥行業的賄賂案件如果牽扯醫藥企業，則多會觸及“行賄罪”或“受賄罪”。由此，記者分別以“刑事案由行賄+藥”和“刑事案由受賄+藥”爲關鍵詞梳理了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佈的裁判日期在2016年7月31日至2017年7月31日一年期間的裁判文書。
數據結果顯示，如果以“刑事案由行賄+藥”作爲關鍵詞，那麼共計有43份裁判文書；如果以“刑事案由受賄+藥”作爲關鍵詞，則有175份裁判文書。記者在對上述218份裁判文書一一查閱甄別整理後發現，218份裁判文書中共計有170份涉及醫藥行業商業賄賂。
至少三百家醫藥企業捲入賄賂案
那麼，是誰在“扮演”着行賄者的角色？記者在對裁判文書的查閱過程中注意到，行賄者多爲醫藥企業及相關人員。這些相關人員中不乏企業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長、總經理等高層人員。
梳理結果顯示，在這170份裁判文書中，涉及至少324個與醫藥行業相關的企業或與企業相關的個人(含部分重複累計)存在行賄行爲；這些商業賄賂行爲大多發生在藥品或醫療器械的銷售流通環節，行賄方式主要爲回扣返點和違規附贈現金或禮物、爲受賄人家屬發放工資、節假日拜年送現金等。
舉例而言，在43份有關行賄罪的裁判文書中共計有36份裁判文書與醫藥行業商業賄賂有關，或許我們可以從中窺見行賄者們的“模樣”。
記者注意到，36份裁判文書中的行賄者中不乏單位行賄者；這包括但不限於山東萬通藥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萬通藥業”)、六盤水濟生藥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濟生藥業”)、安龍縣康莊中西藥有限責任公司、連州市北湖醫藥有限公司等企業在內。
一份“(2016)黔0221刑初35號”刑事判決書顯示，2008年至2015年期間，濟生藥業在水城縣供應藥品的過程中，爲能得到發耳鎮、阿戛鎮等33家衛生院採購藥品的生意和能及時簽字結算藥品款，違反國家規定，許諾藥款到賬後，按銷售款5%、8%或10%給予上述單位相關國家工作人員回扣好處費，分別向夏某某、詹某某等40人行賄共計人民幣1011.12萬元。
當然，在這些直接涉事的企業中，它們的高層人員亦捲入其中。梳理結果顯示，濟生藥業捲入其中的高層就是其副總經理(實際控制人)田某；此外，“(2016)魯14刑終238號”刑事裁定書顯示，被告人曲立紅是萬通藥業的法定代表人，萬通藥業爲增加公司藥品的銷售量，由曲立紅直接負責並決定，給予10名國家工作人員以藥品回扣、促銷費共計人民幣165064.1元。
除了企業直接作爲被告人捲入商業賄賂之中，更多的裁判文書顯示，行賄者們多爲醫藥企業的業務人員，這些業務人員背後的企業則間接捲入其中。梳理結果顯示，36份有關行賄罪的裁判文書中，共計有28份的被告人爲企業的業務員。
例如，“(2016)黔0423刑初171號”判決書顯示，被告人包某某曾任A公司業務員，2010年1月至2013年12月，其負責貴州省鎮寧自治縣境內衛生院的藥品營銷業務期間，爲開展業務、增加藥品銷售量，先後送給12名國家工作人員共計現金人民幣166000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涉事其中的企業中，亦不乏一些國外知名的企業捲入其中。一份案號爲“(2016)浙01刑終721號”的刑事裁定書顯示，被告人鍾瀾在擔任杭州市下城區長慶潮鳴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副主任、杭州市下城區婦幼保健院副院長期間，曾收受輝瑞投資有限公司醫藥代表熊某所送的現金人民幣3000元，併爲其謀取利益；此外，“(2016)皖12刑終503號”的刑事裁定書顯示，設備供應商美國GE公司的業務人員亦曾爲謀求利益，進行過商業賄賂。
“院長”成爲高發羣體關鍵詞
有行賄者，自然缺不了受賄者。那麼，又是誰在“出演”受賄者的角色？梳理結果顯示，在這170份與醫療行業商業賄賂有關的裁判文書中，涉及至少307個與醫藥行業相關的單位和人存在受賄行爲；這些受賄者的身份多集中在醫院及相關機構，這其中醫院的院長及包括藥劑科、醫療器械科、麻醉科等相關科室負責人成爲受賄的“重災區”。
記者不完全統計，在175份與受賄罪相關的裁判文書中有134份與醫藥行業商業賄賂有關，這其中被告人身份曾擔任醫院院長、保健院院長等職務的受賄者不少於43人。
“(2017)桂07刑終67號”刑事裁定書顯示，被告人鍾小渺曾任浦北縣婦幼保健院副院長。2009年至2016年期間，被告人鍾小渺在擔任浦北縣婦幼保健院(以下簡稱“保健院”)副院長期間，利用其分管藥品、耗材、醫療設備採購的職務便利，在保健院購進藥品、耗材、醫療設備的過程中，曾多次收受供應商李某2、盛某、柯某、阮某、唐某送給的好處費共計137.3萬元。
再例如，被告人陳少軍在任職連州市西岸鎮中心衛生院(原連州市西岸醫院)院長期間，曾向4家醫藥企業或醫療器械企業的高管或業務人員收受賄賂共計人民幣338600元；涉事其中的企業爲連州市北湖醫藥有限公司、廣州市卓健商貿發展有限公司、廣州華生龍醫藥公司、廣東中正國建有限公司。
當然，除了院長們，醫院相關科室負責人也成爲行賄者們的注意對象。“(2016)魯1502刑初210號”刑事判決書顯示：“被告人唐某3曾在擔任某甲醫院藥劑科前住院藥房負責人期間，曾利用職務便利，爲藥品代理商王某2、王某3謀取利益，非法收受賄賂人民幣363000元。”
無獨有偶。“(2016)閩0521刑初1123號”刑事判決書顯示，被告人陳冬雲曾在惠安縣醫院麻醉科主任期間，利用其負責申請、領取麻醉科藥品品種及數量的職務便利，接受江蘇揚子江醫藥經營有限公司業務代表高某讓其多領用該公司藥品的請託，爲高某在藥品銷售方面謀取利益。
當然，“有付出就有回報”。自2015年4月起，陳冬雲曾先後從高某處11次非法收受按約定根據月領用量賄送的藥品回扣合計人民幣120600元。
如何根除 業內人士建議應用重典
那麼，是怎樣的原因造成了醫療行業出現如此頻繁的商業賄賂行爲？醫藥行業資深人士、北京鼎臣諮詢創始人史立臣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從醫藥行業的企業角度來看，商業賄賂行爲之所以在醫藥行業如此頻繁，主要原因在於醫藥行業產品的同質化嚴重。而這也造成了企業爲了爭奪市場，不可避免地會採取一些不正當的市場競爭行爲。
“如果從醫院或醫生的角度來看，可以說，在醫藥行業儼然已形成了一種行業潛規則。”史立臣說。在史立臣看來，這樣的商業賄賂行爲必然會破壞到整個醫藥行業應有的市場秩序；這也會衍生出醫生傾向開高價藥或輔助類藥品，增加患者用藥壓力等問題。
“同時也會造成一些質量無法保證的產品進入到市場中，造成藥品在質量、藥效等方面無法得到保障，甚至使患者得到無效的治療。”史立臣說。
那麼，針對醫藥行業這顆“頑疾”該如何進行根除？“實際上，國家在這方面已經有很多努力的動作。”史立臣說，“比如，藥品零差價、藥房分離、醫藥代表備案制等。”
不過，在史立臣看來，根治醫藥行業的商業賄賂頑疾還需用重典，即加大對涉事企業的懲罰力度。“很多企業之所以屢屢敢於如此操作，一個原因就是其從中謀取的利益遠遠大於被懲罰的損失。因此，我建議還是應當對涉事企業、法定代表人及相關利益者加大處罰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