郫縣古城及周邊處於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帶，地理區位重要，歷史文化綿延不絕。在這片海拔高度約565米的平原上，從上世紀末就開始了考古發掘。
3月6日上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外公佈，在郫都區古城鎮指路村附近發現一處戰國秦漢聚落遺址，這處距今2000多年的遺址中，不僅出土了古代“豪車”才配有的傘部配件“蓋弓帽”、大量秦漢時期土著居民和中原移民留下的器物，還發現了四川地區目前爲止所發現年代最早記錄鄉一級基層聚落的考古實物材料。
指路村遺址考古現場負責人楊波稱，該遺址堪稱成都平原目前所見保存最好的戰國秦漢時期聚落遺址，甚至在全國範圍內也是不多見的。該遺址對認識成都平原向漢文化變遷的過程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它的發掘，將爲研究漢代基層聚落提供不可多得的新資料。
郫都區指路村地下藏着一個漢代的“鄉”距離郫縣古城僅百米
資料圖，據受訪者提供
郫都區距離成都市區西北約22公里，位於成都平原中心，岷江支流青白江、走馬河、柏條河、徐堰河等河流縱貫全境。指路村遺址位於古城鎮的指路村，距離寶墩文化時期的郫縣古城北城牆約100米。
從上世紀末開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便開始了發掘工作。多年考古工作發現，在郫縣古城周圍有漢代遺存。在之前的基礎上，考古隊在指路村秦漢遺址進行了調查試掘，發現其可能是一個漢代基層聚落，即指“鄉”和“裏”一級的單位。
郫縣古城的範圍大約是30萬平方米，而指路村遺址則是它的10倍，面積達到300萬平方米。楊波說，因爲這裏此前是一處農田，人類活動較少，翻耕土地也比較淺，因此遺址保存的原貌較好。同時，這也是一處延續性強、規模較大的漢代基層聚落遺址，在四川地區比較罕見。
2017年6月15日至10月8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聯合在該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主要選擇了兩處堆積豐富、埋藏較淺、遺址較爲核心的約700平方米區域開展工作，便於更好的反映發掘面貌。
距離郫縣古城如此之近，古人爲何沒有直接在其基礎上生產生活，反而放棄了它？楊波認爲，這與當時的水患有很大關係。郫縣古城靠近岷江水系，此前的考古工作中，發現其在先秦時期有多次洪水淤積現象，寶墩時期後，郫縣古城遺址區域人類活動痕跡已經很少。這可能也是2000多年後，先民在指路村遺址重新匯聚成爲聚落的原因。
出土“X子鄉”陶片四川發現的年代最早“鄉級”實物
楊波介紹，出土的器物中，一塊雙耳罐殘片尤爲重要。“這塊陶片上刻有‘X子鄉’的字樣，比較確切的表明了指路村遺址的性質應該是鄉一級的基層聚落。這在漢代考古中，是極爲罕見的。”楊波說，指路村遺址的發現，是首次在遺址科學發掘中出土的帶有鄉名的陶文，極有可能是遺址在秦漢時期的名稱，尤爲可貴。
楊波介紹，此前，在四川涼山州也曾發現過碑上刻有縣鄉級文字，但其年代在東漢時期。而此次發現的“X子鄉”陶片，則是到目前爲止，四川地區發現的西漢時期最早明確了鄉鎮一級單位的實物。
楊波說，西漢時期，鄉、裏一級算是基層聚落較小的行政單位。陶片的發現爲漢代基層聚落考古提供了詳實的實證資料，考古隊通過發掘過程中對其他遺物、遺蹟的多方佐證，最終確定了該遺址的性質，爲漢代鄉一級的基層聚落。
楊波推測，“X子鄉”的名字由來可能與當時生活在此地的人物爵位相關。“古人取名字時可不是隨便的，而是有所指向、有所代表的。”他說，一般名稱會有一定的民族性或帶有思想觀念，而這個“子”似乎反而沒有體現什麼。從移民的來源地考慮，在戰國到漢代時期流傳着一種說法，“子”是一種爵位，那這裏生活的人們會不會是從某些封地而來？
主幹道上發現“豪車”才配有的蓋弓帽
專家：這裏也許曾住着王侯貴族
楊波說，在對遺址的清理過程中，發現了不少重大遺址和遺蹟，其中一條漢代道路吸引了考古專家們的注意。這條道路爲東北-西南走向，寬度在4米左右，路面上鋪設的卵石雖然被破壞嚴重，但仍保存着一定的排列規律。道路兩側，爲了防止路面積水開挖了兩條排水溝。
“根據這條路的規模和設施處理，我們初步判斷他是漢代基層聚落的主幹道，是進出聚落比較重要的道路。”楊波說，今後可以順着路的走向進一步鑽探和發掘，有利於弄清楚遺址的佈局。
有趣的是，工作人員在這條路附近，還發現了一個長約5釐米的蓋弓帽。蓋弓帽是什麼？楊波解釋，這是古代牛車或馬車頂部，用於支撐傘架的車輛配件。它的發現意味着，這裏曾經居住着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只有他們的“豪車”才配擁有蓋弓帽。
此外，不到1000平方米的地方，共發現了3口水井。3口水井的年代有早晚，但是形制大致相同，都是陶質井圈。遺址出土的器物以陶器爲主，陶日用器主要有罐、甕、盆、鉢、釜、豆、甑、釜形鼎等。
通過出土器物初步推測，楊波認爲，這處漢代基層聚落年代跨度主要在戰國晚期到東漢晚期，中間有過兩次興衰，從秦代到西漢初期以及東漢早期出土器物比較豐富。他認爲，聚落變化可能與當時的移民情況有關。
據《華陽國志》記載，“惠王27年，儀與若城成都，週迴十二里，高七丈；郫城週迴七裏，高六丈；臨邛週迴六裏，高五丈。”古籍裏提到過郫城、邛城、成都城三座城市，楊波推測，築城需要大量勞動力，而勞動力的來源除了當地招收，另一個就是從外地引入。“安置外來人口總需要一個點，有一種推測，這個聚落也有可能是當時用於安置這些外來人口的。”
指路村漢代“鄉級”聚落形成或與秦滅巴蜀後三次移民風潮有關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同樣，回望歷史時，社會大變革時期轉型時期，也必然是人們所關注的。楊波說，指路村遺址的年代點恰好就在這一時期，出土器物反映了巴蜀文化、土著文化向中原統一的漢文化的轉型。
楊波說，遺址中不僅存在大量例如釜形鼎等巴蜀文化器物，也有不少帶有中原文化色彩的器物，例如甕、盆、甑、罐等。從房屋遺址看，發現了不少瓦當，這也是漢文化的一個佐證，當時的巴蜀地區並沒有使用瓦當的習慣。而出土的甕棺也是秦漢時期較爲常見的形式，這種用盆和甕搭配的方式具有典型的關中平原特徵，在古蜀地區是不存在的。同時，這次發掘的房屋建築方式差異明顯，反應了漢代人居住方式的轉變，也爲四川地區漢代居址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楊波說，考古發掘出土器物中，存在的帶有外來文化色彩的器物佔有很大比重，這說明此地確實是一個受到外來文化影響的重要地區，而這些器物的主要來源地爲秦。
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統治者爲了鞏固江山，採取了一系列移民措施。楊波介紹，這些移民措施中，一是當地屯兵，屯兵就意味着有一批人要駐紮；二是移民支邊，這又分爲兩類，一種是犯罪後被遷移的，例如呂不韋和嫪毐造反後，全家被遷徙至巴蜀地區。
另一種是漢代後鼓勵支邊形成的一股移民風潮，例如卓文君和司馬相如。到了漢武帝西南開發時，又擁有一次大規模移民。這幾次大規模移民都爲巴蜀地區帶來了不同的文化碰撞，以致於多種文化器物再次顯現，這爲研究巴蜀文化的消化、漢文化的興起和擴張，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材料。（記者 戴竺芯 攝影報道）
原標題：成都發現漢代基層聚落遺址 挖出豪車配件蓋弓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