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潔員撿發票賣錢獲刑：積攢1800餘張一卡通發票出售時抓獲）
保潔員撿發票賣錢獲刑10個月，到底冤不冤？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的法官這麼迴應。
近日，一則題爲“北京一地鐵保潔員撿1800餘張一卡通發票賣錢，被判十個月”的新聞在媒體平臺上傳播，引發網友熱議。
大家紛紛感慨“太重了”、“應該判緩刑”，並質疑法院的量刑依據。
針對此問題，記者獨家採訪了案件承辦法院——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的法官，詳解此類案件的裁判標準。
承辦法官表示，網上報道對案件事實的描述大體準確，但並未涉及部分影響量刑的細節：
被告人謝某於2017年6月27日19時許，在北京市海淀區上地城鐵站，以人民幣1100元的價格向他人出售北京市國家稅務局通用定額發票（地鐵一卡通充值發票）1841份，被民警當場抓獲。
經鑑定，涉案發票均系真發票。
報道中所稱謝某所售發票是撿的、並不知道出售發票是犯罪行爲，屬謝某的個人辯解，並無證據支持。
相反，購買方稱他知道謝某是地鐵站保潔員，之前曾向謝某購買過發票，纔會本次繼續訂購，兩人是通過電話聯繫的。
公安機關從買方隨身處起獲的手機側面支持了這種說法。
手機內經查找，有命名爲“立水橋發票1.8量大”字樣的聯繫人，撥打電話實驗證明爲謝某號碼；買方解釋“立水橋”指代謝某工作的地鐵站，“1.8”指代銷售價格爲票面金額的1.8%，“量大”指代謝某可提供發票數量。
但對於此前交易，因無其他證據佐證，公訴機關未納入指控範圍。
關於發票來源，雖然謝某一直堅持是自己撿的，但部分發票屬於聯號票、且票面整潔、邊緣碼放整齊，與其他部分褶皺、零散外觀明顯不同。
此外，謝某、買方均證實本次交易是買方首先向謝某訂購5萬元面值的發票，謝某表示需要確認手頭數額，而後答覆有6萬的票，並提出交易價格爲票面金額2%，買方同意後兩人在約定時間交易，被民警當場捉獲。
審理階段，法院爲謝某指定了法律援助律師，後經審理，以非法出售發票罪判處謝某有期徒刑十個月，罰金人民幣一萬元。
關於非法出售發票案件的量刑標準，根據201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六十八條規定，“非法出售普通發票100份以上或者票面金額累計在40萬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
實踐中，法院一般也以100份作爲構成犯罪的標準；份數、票面金額、被告人是否有前科、是否系“職業”售票人、發票來源、再犯罪可能性均影響最終的量刑。
海淀法院在2017年度審結非法出售發票罪55件，分別判處拘役三個月至二年有期徒刑不等刑罰，並處一萬元至五萬元罰金；同時，58名被告人中21人被判處緩刑，緩刑適用率爲36.2%。
以55起案件爲樣本，最常見發票爲出租車專用發票和一卡通充值發票，分別佔比30.9%、21.8%；與之對應的，出租車司機、地鐵工作人員均爲非法出售發票罪的高發羣體，地鐵清潔員、綜控員多人涉案。透視全部案件，一條從業者收票—中間人倒票—抵扣者約票的黑色產業鏈條，正在從線下蔓延至線上，隱隱鋪開。
刑罰的預期效果包括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既要讓未犯罪的人不敢犯罪、也要讓已經犯罪人不敢再犯。
結合本案，承辦法官表示，謝某的交易數額爲1800餘份，是定罪標準的18倍，這是判處十個月的主要原因；沒有對謝某判處緩刑，主要是考慮到雖然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謝某曾有銷售行爲、發票系其收購後轉賣。
但不論是其索要對價的方式、還是磋商的過程，可以看出謝某對發票交易並不陌生，如果對其判處緩刑，可能會形成“只要交罰金就可以了事”的印象，不足以防止她後續再犯的可能性，也不利於對周邊潛在犯罪者形成震懾。
而“不知道是犯罪”，屬於對違法性認識的抗辯；但構成犯罪並不要求明知道行爲構成犯罪，只需知道行爲被禁止的程度即可；發票不可買賣當屬常識性問題，因此並未影響對謝某的量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