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井噴！天量“用塑”考問“限塑”
“要袋子嗎？大袋三角，小袋兩角。”這是許多超市收銀員面對結賬顧客的“開場白”；“要一個”，也是許多顧客自然而然的回答。2008年，國務院發佈“限塑令”：從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於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所有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一律不得免費提供塑料購物袋。然而，半月談記者在上海、廣東、吉林、湖南等地調研發現，已施行九年的“限塑令”效果堪憂，情況不容樂觀。
免費塑料袋仍在普遍使用
記者調研發現，免費塑料袋仍在多種生活場景大量使用，以個體商家爲主的農貿市場、批發市場是“重災區”。
在長沙市嶽麓區的濱江農貿市場，拎着塑料袋的市民隨處可見。幾乎每個攤位上都掛着一疊塑料袋，市民要買東西，賣家就隨手扯下一個。
在長春，記者在一些生鮮市場和小型超市發現，“限塑令”明令禁止的超薄塑料袋也在廣泛使用。一位蔬菜經營者告訴記者，這類袋子雖然輕薄，但是承重性好，基本上是消費者的“剛需”，拿回家還可以當垃圾袋使用。
事實上，免費提供塑料袋對於商家而言是有成本的。“我這個10多平方米的小攤，一年塑料袋的成本就有上萬元。”長沙一位攤主告訴記者。記者粗略地算了一筆賬：按8元每包計算，每包80個塑料袋，僅這個攤位一年就得用掉10萬個塑料袋。
既然有成本，爲何不收費？各地多位攤販一致表示，提供免費塑料袋是小本生意的“標配”。“不免費提供，人家很可能就不買你東西，總不能爲一兩毛錢的塑料袋黃了生意吧？”一位攤販說。
收費對需求的調節作用弱化
與農貿市場大量使用免費塑料袋不同，各地大型超市大都能嚴格落實“限塑令”，執行塑料袋收費政策。雖然收費能夠減少使用量，但很多消費者，尤其是年輕人對塑料袋的價格並不敏感。
在深圳市羅湖區的一家大型連鎖超市，多數顧客在結賬時都選擇購買塑料袋。記者在超市遇到了25歲的上班族蔣先生。“現在出門連錢包都不帶了，誰還會帶個購物袋？”一手提一個塑料袋的他說，自帶購物袋很麻煩，塑料袋方便，大袋三角、小袋兩角也不貴。
是否塑料袋收費太低，導致價格對供需的調節作用不夠明顯？在羅湖區另一家主營進口食品的高端超市，收銀員陳曉玲告訴記者，這裏的塑料袋最便宜的1.2元一個，屬於可降解的環保塑料袋，價格偏貴並未影響顧客的購買“熱情”。
新興消費方式成“限塑令”新盲區
近年來，外賣業呈現出井噴式發展，用手機點外賣成爲新消費方式，而商家在外賣配送時通常會使用超薄塑料袋包裝，塑料袋的消耗也成了一個天文數字。
在上海市徐彙區靠近一家三甲醫院的餐飲一條街，街上餐館的外賣產品中，很多都是裝在超薄塑料袋裏配送的。一家餐飲店老闆直言，各個外賣軟件公司經常向商家贈送塑料袋，如果青黃不接，就用超薄塑料袋對付一下。
一位基層監管人員說，“互聯網+”的消費場景往往是商家與消費者直接“點對點”，具有一定程度的隱蔽性，這給監管帶來了新的難題。
深圳的一位外賣小哥告訴記者，最忙的時候一天要送接近100份外賣，幾乎每個外賣訂單都用塑料袋包裝。
與網絡購物相配套的快遞業，也是消耗塑料袋的“大戶”。2016年度中國快遞領域綠色包裝發展現狀及趨勢報告顯示，2015年我國快遞業共消耗了82.6億個塑料袋。
超薄塑料袋禁而不絕 劉軍喜 攝
“限塑令”存在效能不足、監管九龍治水、執法成本高、處罰威懾低等多重難點。
九年效能不彰，誰在“拖後腿”
“限塑”出臺九年限不住，一些地區“禁塑”效果差，背後原因何在？
政策效能不足，處罰威懾低
東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王勇認爲，“限塑令”本身缺乏一定的科學性、合理性：一是政策規定的是“限”而非“禁”，且缺乏對“限”的程度、衡量標準等方面細節的考量；二是政策單向性強，經濟槓桿效能差，缺乏激起公衆參與興趣的考量。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說，“限塑令”很大一個不足在於政策的制定、執行和監察沒有形成一個完整閉環，如何引導民衆、監管市場並促進良好消費和循環系統的形成，需更詳細地分解任務，將激勵和制裁措施真正運用下去。“從公共治理角度看，這項政策另一個重要缺陷在於沒有後評估制度，一兩年熱度之後基本銷聲匿跡。”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限塑令”涉及的部門包括髮改委、質監、工商、環衛、環保、科技、財政、稅務等。然而，記者在多地聯繫監管部門採訪時發現，不少基層部門對本部門是否負有相關監管職責並不清楚，安排執法計劃進行定期監管的更是少之又少。一些部門直言：“我們還有這工作？”“不歸我們管！”
在2015年起正式實施“禁塑令”的吉林，半月談記者採訪瞭解到，“禁塑令”處罰力度偏低，對企業和個人分別處以最高3萬元和最高200元的罰款，遠低於違法收益。
長春一位批發市場管理人員說，執法成本過高也是一大問題：“查處一個使用不合格塑料袋的攤販，罰款200元也要層層上報，僅案卷就要做十幾頁，執法人手有限，市場攤販衆多，根本罰不過來，只能法不責衆。”
採訪中，記者還發現，不同地區之間監管力度不均衡並缺乏監管協作機制，刺激超薄塑料購物袋、非環保塑料袋在一些監管較鬆的地區生產，再流向生產環節監管嚴格的地區使用，對後者的監管工作造成衝擊。
垃圾分類“腸梗阻”致塑料袋難降解、難資源化
因價格、技術等原因，能實現全降解的環保新材料塑料袋市場拓展困難。垃圾分類回收再利用體系尚待建立的現狀，導致不可降解塑料袋難以資源化利用，而全降解塑料袋也難降解。
業內人士說，符合國標的不可降解塑料袋進貨價高於超薄塑料購物袋3～5倍，小規模經營者已很難承受，而全降解塑料袋價格又比普通塑料袋貴上好幾倍，即使是大型商家，也很難全部改成全降解塑料袋。
吉林推廣的環保塑料袋原料是玉米澱粉，但由於技術原因，這些全降解塑料袋強度、韌性較一般塑料袋差，很多時候“一碰就破”。而此類塑料袋要實現數月內全部生物降解，需要很多條件。
華東師範大學生態與環境科學學院環境科學系主任張勇說，全降解塑料袋的處理和廚餘垃圾類似，需單獨分揀出來，在堆肥厭氧高溫條件下才能實現全降解，不分類直接送到垃圾場填埋則無法實現快速降解。
真正限塑關鍵是出實招
對於目前國家層面的“限塑令”和一些地方的“禁塑令”等地方性法規，應加強具體條款的指向性，提高處理力度，明確執法流程，形成中央+地方的完善法律法規支撐體系。而當下的“限塑令”“禁塑令”還應配套相應保障制度，如增加激勵手段和產業政策，鼓勵企業生產符合規定的塑料袋，對環保塑料袋或其他塑料袋的替代品增加激勵政策，讓相關政策法規深入塑料製品產銷的每個環節。
專家表示，在流通環節“限塑”“禁塑”的成本，遠遠高於生產環節和回收環節，應通過補貼等方式向可降解新型材料產業過渡，並利用價格限制等措施逐步剝離商家與塑料袋生產企業的利益關係，減少其生產與銷售，從供給側改善塑料產品供應環境。
公衆對不合格塑料製品的使用危害缺乏足夠認識，是記者採訪時最明顯的感受。一些地方主管部門負責人建議，應開展多層次的公衆知識普及宣傳，讓公衆瞭解使用不合格塑料製品的危害。商家、行業協會等各方也應積極參與到社會共治中來，承擔相應社會責任。同時，相關部門應加強動態監管執法力度，簡化執法流程，讓及時懲處與積極引導共同發揮作用。(半月談記者 周蕊 陳宇軒 劉碩 史衛燕)
原標題：“限塑令”施行九年：外賣、快遞成消耗“大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