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血後，在常州打工的邳州人吳長棟被誤診爲HIV抗體呈陽性。雖然事情已經過去500多天，吳長棟依舊沒有從恐艾的陰影中走出來，他感覺自己得了“恐艾後遺症”
2009年11月5日，對在常州打工的邳州人吳長棟來說，是值得驕傲的一天。這一天，他走進常州的一輛獻血車，作了首次無償獻血。然而這份驕傲僅僅維持了一天，第二天，吳長棟便接到了邳州疾控中心打來的電話，說他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這一消息令吳長棟如遭五雷轟頂。回到老家之後，魂不守舍的他在父母的追逼下，道出了實情。吳家頓時像墜入了地獄一般。吳長棟偷偷買了安眠藥準備自殺，69歲的母親也不打算活了。
抱着最後一絲希望，吳長棟先後到徐州某醫院、徐州疾控中心、常州疾控中心、江蘇省疾控中心做血液檢測，結果所有檢測均爲正常。
拿着江蘇省疾控中心的報告單，因“被艾滋”被折磨得身心疲憊的吳長棟決定找相關部門討個說法。雖然事情已經過去500多天，但是吳長棟對快報記者表示，他依舊沒有從恐艾的陰影中走出來，他得了恐艾後遺症。
據悉，目前江蘇省衛生廳正在調查此事。
[獻血]：第二天被告知染上艾滋病毒
吳長棟出生於1975年11月，是徐州市邳州燕子埠鎮人，今年36歲。幾年前，吳長棟離了婚，年幼的女兒判給了他撫養。由於他要在常州打工，女兒便放在老家交給父母帶。吳長棟在常州的一家工廠開卡車，由於技術過硬，他的工作一直受到老闆的肯定。
2009年11月5日，吳長棟閒來無事，出來閒逛，當他到達湖塘樂購門口時，看到一輛獻血車停在那裏。“當時有個念頭想獻血，覺得獻血也是對國家的一種貢獻，如果有人輸了我的血活了命，那是一件很驕傲的事。”吳長棟說，他的血型是B型，身體一直都非常不錯。
有了這個念頭之後，吳長棟立即走上了獻血車。按照程序，護士給他做了基本檢測，並很快告知他，沒有問題，可以獻血。“聽護士這麼說，我真的很開心，然後就輸了400毫升的血。”吳長棟說。他隨後拿到了一個紀念封，還有一個寫着無償獻血的布袋，一本獻血證。“真的覺得這事特別自豪，回到廠裏之後，我立即就和工友炫耀，說我獻了血，我自己就是覺得這是一件很不了不起的事情。”吳長棟說。
但是，這份驕傲僅僅維持了一天。11月6日傍晚，剛剛吃過晚飯的吳長棟正在宿舍裏休息，手機“丁零零”響了。“我的噩夢從這個時候開始了!”吳長棟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打電話來的是吳長棟老家、邳州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艾科的胡醫生。“你是吳長棟嗎?”“是!”“這裏是邳州市疾控中心，你在常州獻血時，查出來血液有問題!”對方說。
“當時一聽有問題，我以爲是乙肝什麼的，根本沒想到艾滋病這一塊。”吳長棟說，在他的追問下，胡醫生表示他已經感染了艾滋病毒。“聽到醫生這麼說，我立時感到五雷轟頂，心想着這個世界上從此後一切美好事物都和我沒關係了。”吳長棟足足愣了幾秒鐘，這纔回過神來。“你趕緊回家來，有些事要問你，還有一些注意事項要和你交待。”胡醫生又說道。
吳長棟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掛上電話的，他只知道，“艾滋病”這三個字，瞬間佔滿了他的腦袋。
還沒等吳長棟從醫生的這個電話中清醒過來，他的手機又響了。他一看號碼，是家裏的電話，吳長棟的眼淚再也控制不住，任憑它直往外流。手機一直在響，吳長棟擔心自己不接電話會讓父母擔心，馬上找了塊毛巾擦了擦臉，又清了清嗓子，接了電話。“是我姐，我媽在她旁邊，我姐說，剛剛接到邳州疾控中心的電話，說我的血液有問題，她們想問問我到底怎麼了!”吳長棟說這個時候他才知道，疾控中心在打電話給他之前，已經把電話打到了家中。“我沒事啊，可能是甲肝吧，你們也太大驚小怪了，這算什麼事啊!我明天回來，你們別擔心了。”吳長棟故意裝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這句話一說完，他就以自己在忙爲由，匆匆掛了電話。“不知道那頭，我的家人是怎麼想的，反正有一天混一天吧，我不想讓他們擔心。”吳長棟說。
[恐懼]：哭了一夜後爲自己安排後事
吳長棟的姑姑是個醫生，上世紀80年代艾滋病剛進入中國的時候，他曾經聽姑姑說起過，一旦感染上了艾滋病，那離死期也就不遠了。當天晚上，吳長棟一夜沒睡，想着想着就開始哭。吳長棟一家兄弟姐妹共四個，他排行老三，是家中唯一的兒子，自小就是父母的命根子。而當時已離婚的他，正承擔者撫養女兒的責任。“想到父母很快就要沒我這個兒子了，想到我自己再也不能見證女兒的成長了，想到姐姐妹妹們喊着我的名字，想到我死後，他們可憐的樣子，我的心都要碎了。”吳長棟說。
那天晚上，他甚至已經安排好自己的後事，如果他真的要走了，他會把孩子留給姐姐，求姐姐幫忙撫養。“總之什麼都想到了。一閉上眼睛，就是女兒可愛純真的臉，老母親老淚縱橫的樣子!”雖然已時隔一年多時間，但吳長棟談到當天晚上的情形，仍然泣不成聲。
不過，在心裏給自己安排後事的同時，吳長棟又冷靜了下來，細細回想自己爲什麼會感染上艾滋病毒。“我查了資料說，艾滋病毒感染分三種途徑，一種是母嬰傳播，我都30多歲的人了，這肯定不會。還有一種是血液傳播，我從來沒有輸過血什麼的，也不可能。最後一種就是性傳播，我雖然和老婆離了婚，但從來不會幹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吳長棟說，他一遍遍問自己，怎麼會傳染上這種病，怎麼也想不通。
第二天，吳長棟的兩隻眼睛都腫得跟核桃似的，爲了不讓別人看出來，他用冷水敷了敷眼睛，但是不奏效。沒辦法了，他就戴上了平時開車時戴的墨鏡。“雖然很滑稽，但是不管這麼多了!”吳長棟說。
隨後，他找到了工廠老闆，提出辭職。當時工廠業務非常繁忙，而吳長棟在工廠乾的時間比較長，工作又勤快，他提出辭職，無疑是撂挑子給老闆看，老闆當然不同意。“他問我爲什麼辭職，我就是不說，而且心情不好，語氣也不好，就跟他吵了起來。”吳長棟告訴記者。
“老闆平日裏就對我比較好，鑰匙什麼的都交給我保管，對我很信任的，他看我執意要離開，最後還是同意了，並把工資結清了。”吳長棟說。拿上了工資，這個平日裏和工友們打成一片的男人也不敢和工友告別，一個人揹着包偷偷地離開了工廠。“是因爲很害怕工友們問，這麼丟人的事，還是一個人灰溜溜地走比較好。”吳長棟說。
[確認]：領取感染艾滋病毒告知書
“那天怎麼到火車站的我都不知道。”吳長棟說到了火車站後，他買了一張當天晚上的票。第二天上午8點多鐘，吳長棟回到了邳州農村的家。
吳長棟告訴快報記者，當時他父母還有二姐都在家裏。他回家後，家人們沒有表現出一絲喜悅，反而都是一副很恐懼的樣子。“孩啊，你到底出什麼事了啊?”老母親一把抱住了吳長棟反覆問道，“電話裏不是說過了嗎?沒什麼大不了的，是甲肝!”吳長棟儘量表現出不在乎的樣子。“看着他們不安的樣子，我的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和悲哀，但眼淚只能往心裏掉。”吳長棟說到這兒，眼淚又掉了下來。
他的這番“不在乎”短時間內騙過了父母，但是他的二姐卻並不相信吳長棟。“二姐懷疑我一個單身漢，在外面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染上了什麼病，所以她第二天一定要跟着我去疾控中心。”吳長棟說。
2009年11月9日，吳長棟找到了邳州市疾控中心的胡醫生。按照醫生要求，吳的二姐不能進到病房裏面來。“醫生問我平時有什麼不安全的行爲等等，又問了我不少其他問題，我都老老實實地回答了。之後，醫生讓我簽了一個HIV抗體陽性者告知書。”吳長棟說。
“我跟醫生說，你幫我重新做檢測行不行，醫生說，他這個是從常州中心血站那邊確認之後傳過來的，不會錯的。他們不能給我重新檢測。”吳長棟說。之後，醫生又詳細給吳長棟介紹了他該注意哪些事項。
“出來之後，我就和姐姐說我這是甲肝。”吳長棟說，懷揣着這份HIV抗體陽性者告知書，他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家中。隨後，他按照醫生所說，把碗筷都進行了隔離。
不過，當時令吳長棟稍許欣慰的是，女兒被檢查出來是正常的。“我帶孩子去，家裏人很不解，我和他們說，甲肝也許也會傳染，所以帶孩子去做個檢查，我們也好放心。”吳長棟說，在等待女兒檢測結果的那段時間，他在心裏默唸着，一定要平安，一定要平安。
[坦白]：母親得知後當場暈厥
此後幾天，吳長棟盡力剋制住自己，雖然根本吃不下飯，但是在家人面前，他還是儘量做到和以前一樣。“飯大口大口地吃，活照幹，但是到了晚上他還是整夜整夜地失眠，而一到白天，他又很困。”吳長棟說，他雖然小心翼翼，但還是被細心的母
親看出了端倪。幾天之後，在父母的房間裏，吳長棟經不住母親的再三逼問，終於控制不住，大哭起來，並說出了實情。“我一說完，我媽媽就暈過去了，整個人都硬了，我們立即掐她人中，喊她，還好醒了過來。”吳長棟說，當天晚上，全家人抱在一起，哭了一夜。那天晚上，母親沒有責怪吳長棟一句話，只是不停地念叨着，爲什麼厄運會降臨到這個家。
和家人坦白了之後，吳長棟再也不需要僞裝自己了。白天，他就看着女兒和父母發呆，晚上則想着用什麼方式結束自己。“當時我想自己感染上這種病毒，活在世上只能給社會和家庭帶來危害。我那時真的很絕望。我想過上吊、想到喝農藥，但一一被我否定掉了，我怕孩子看到我死後很難看的樣子會害怕，最後想到了吃安眠藥。”吳長棟說。
打定主意之後，他藉口出門買東西，跑到外面買了一瓶安眠藥，想在晚上口服下去無痛苦地死去。但是，吳長棟也搞不明白，在他這次買了安眠藥之後，父母突然把他看緊了，就算他晚上睡覺的時候，父母也是輪流陪着他。有時候父母也故意安排女兒陪着在他房間睡。這樣，吳長棟根本找不到機會自殺。
[複檢]：4次檢測都沒事，但依舊心有餘悸
“我怎麼也想不通我怎麼會感染上艾滋病，我不是個隨便的人。”吳長棟說，冷靜下來後，他抱着一絲僥倖，決定再搏一搏，再去查一次。11月25日的前幾天，吳長棟來到了徐州市賈汪區醫院，用“張鵬”這個化名，做了一次檢測。“看着護士幫我抽血，我心裏一直在祈禱。”吳長棟說。11月25日，他拿到了檢測報告單，看到了他夢寐以求的“陰性”二字。雖然是“陰性”，但吳長棟卻一點都開心不起來，他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看錯了。在醫生的建議下，他第二天又來到了徐州市疾控中心做檢測。“還是用張鵬的名字，做了個快速檢測，結果還是陰性，這個時候我心裏好受點了。”吳長棟說。
吳長棟說他還是感到不放心，於是在12月4日、12月21日，他又用自己的真名在徐州市疾控中心做了兩次檢測。兩次結果顯示都爲“陰性”。“當時覺得太不可思議了，覺得這麼嚴肅的問題都會搞錯。”吳長棟說。在確認自己正常之後，吳長棟喜極而泣，並把好消息告訴了家人。“一家人都覺得像做夢一樣。”吳長棟說。
從被告知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到“恢復”成正常人，雖然只有半個月的時間，但吳長棟瘦了十幾斤，精神上承受了巨大壓力。“那半個多月，對我來說，天昏地暗的。”吳長棟說。
雖然被確認正常了，但吳長棟再也恢復不到以前的狀況。他每天就躲在家裏，看着女兒玩耍，看着父母幹活，不想出去和人接觸。而在家裏足足歇了半年之後，他纔想到重新出來找份工作。“但是心裏面像有了陰影一樣，晚上睡覺老是被嚇醒，做的夢就是有人告訴我，我得癌症了，得艾滋病了……”吳長棟說。
深夜被嚇醒之後，吳長棟就會馬上找出自己檢測結果爲“陰性”的檢測報告，看到“陰性”兩個字，他會告訴自己，之前的事只是一場夢。後來，爲了讓自己心裏更安慰一點，他去了江蘇省疾控中心做檢測，檢測結果依舊是“陰性”。“我跟自己說，江蘇省疾控中心這麼權威的部門做出來的報告都說我是個正常人，那說明我真的就沒事了，我一遍一遍地告訴自己。”吳長棟說。
拿到江蘇省疾控中心的報告之後，吳長棟才扔掉了安眠藥，心理上也稍許好受一些。
去年上半年，吳長棟回到常州幹起了老本行，繼續開起了大卡車。雖然生活恢復了平靜，但他說自己就像變了一個人一樣。不像以前那樣，會和工友們說說笑笑，人變得很敏感，不再開朗。在他的世界裏，他聽不得任何關於艾滋病的事，家裏人也不能再提到這個詞，甚至於他對血也害怕得要命。有時連在街頭偶爾看到獻血車，他都會不寒而慄。他感覺自己得了“恐艾後遺症”。
鬱悶之餘，吳長棟決定去維權。他先去了常州中心血站，要求血站恢復他的名譽，但是血站的答覆是，他們都是在按照正常程序工作的，責任不在他們。“後來我在常州找了個律師，那個人叫我把事情全權委託給他，但是事情過了一年，也沒有任何說法，現在我已經跟那個律師解除了合同。”吳長棟說。
下一步，吳長棟決定再重新找個律師，爲自己討個說法。“這件事情給我和我的家人精神上打擊實在太大，到目前爲止，也沒有任何一個部門跟我道個歉。我不知道責任究竟由哪個部門承擔，但至少他們把我弄錯成艾滋病人，這是一個事實，我前前後後到徐州、常州和省裏面做了多次檢測，每次檢查都說我是正常的。這事有關部門總應該給我一個說法吧。”吳長棟說。
[吳母]：如果兒子沒去複查，不敢想象會怎樣
近日，快報記者和吳長棟的母親取得了聯繫，這位年過6旬的老人一聽說是問兒子當時被通知感染上艾滋病這事時，立刻就在電話那頭痛哭起來，“我真的是嚇壞了啊!我就這麼一個兒子，如果他真的有事的話，我肯定也不會活了!”老人表示，當時他們接到疾控中心的電話之後，就一直忐忑不安，當她第二天看到兒子一臉無助地出現在家裏時，就意識到情況不是那麼簡單。雖然兒子之前一直跟她強調，只是個小病，但她覺得兒子是在欺騙她。“他裝得很正常，吃飯也很正常，但是白天的時候，我看着他在那發呆，眼睛腫得和桃子一樣，就知道他晚上哭了。我問他怎麼回事，他總跟我說，‘娘啊，我沒事。’但我孩子在說這個話的時候，都不敢看着我。”老人清楚地記得兒子當時的神情。
老人說，吳長棟被她逼問急了，有時候乾脆回到房間裏把門鎖起來。聽到從房間裏傳出的兒子的哭泣聲，老人的心都揪在了一起。“我兒子一直是個很堅強的人，如果不是什麼很嚴重的事，他絕對不會這樣的。”老人說。
“後來他跟我說，他感染上了艾滋病，我和老伴都覺得天塌了，我孫女還這麼小，以後該怎麼辦?!”老人說。在兒子告訴他情況後的那些天裏，老人說自己幾乎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她也擔心兒子會想不開，所以一直和老伴輪流看着兒子。那些天，雖然吳長棟瘦了一圈，但他的母親也因爲擔心他白了頭。
“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我兒子不去複查，如果當時一下想不開就這麼喝藥走了，那我們母子倆現在都不會活在世上了。現在我們家肯定一團糟，留下個孩子這麼小。”老人說，她都不敢想了，想想就覺得後怕。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結果上報”
[常州中心血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結果上報”
吳長棟是在常州獻血時被檢測出來有問題的，日前，快報記者趕到常州市中心血站。政工科主任鄧光華介紹，吳長棟此前曾來找過他幾次，要求血站給他恢復名譽。他是在2009年11月份獻的血，當時設備初篩時是呈陽性，他們用吳長棟的血再次查一遍，依舊是陽性。
因爲兩次初篩呈陽性，血站按照國家規定填了信息，並上報國家信息網上。“正常程序是我們填寫了吳長棟的信息後，這信息會自動傳到吳長棟屬地疾控中心，再由當地疾控中心通知吳長棟本人，按照保護隱私的原則來說，也只能跟他本人說。我們當時在網上填寫的是血站篩查，我們血站沒有確認他爲陽性的資格。”鄧光華介紹。
鄧光華介紹說，常州血站對HIV的篩查是由機器進行的，機器對照試劑和反應結果比對，吳長棟兩次初篩都是陽性，可能是吃了海鮮等食物或者一些藥物後出現的假陽性結果。
“我們的責任就是根據結果上報，疾控中心應該知道血站沒有確診的權力，他們應該帶着吳長棟去做進一步確診，不一定要等吳長棟自己主動提出來，他們應該主動提出帶吳長棟進一步覈實。”鄧光華說。
據鄧光華介紹，每年常州獻血者共有四萬多人，每年都會有十幾例被檢測出HIV結果呈陽性。但是，從1993年起，開展艾滋病檢測之後，由常州血站確診的只有兩例。“也就是說，每年這十幾例的陽性基本上都是假陽性，導致這種結果的因素很多，因爲血站的檢查機器靈敏度很高，一些人吃了藥或者海鮮等，都有可能會干擾檢驗結果，出現這種假陽性反應。”鄧主任告訴記者。
“在處理過程中我們不存在過錯”
[邳州疾控中心]：“在處理過程中我們不存在過錯”
記者近日也聯繫到了邳州市疾控中心性艾科醫生胡醫生，胡醫生表示，吳長棟這件事，是他本人具體負責的。邳州疾控中心2009年11月6日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信息專報系統網絡直報中，看到了吳長棟的傳染病報告卡片。報告卡片中，註明“確認結果陽性”。他們按照相關規定，對吳長棟進行了告知。而因爲吳長棟所留的電話是家中電話，所以他們就打電話到了吳的家中。
“當時是他家人接的，我們只告訴他家人，吳長棟在常州獻血時，懷疑血液有問題，我們沒有把他感染艾滋病這件事告訴他家人。”胡醫生說，他明確，在保護當事人隱私方面，他們並沒有過錯。這件事他們也和省疾控中心彙報過。
“因爲當時那張報告卡片上是‘確認結果陽性’，所以我們無需進行復查。”胡醫生說。“網絡直報是確認陽性，按照程序，我們不需要再次對他做檢測，在這件事情上，我們也沒有任何過錯。這件事情之後，他也沒有來找過我們，也沒有律師和我們聯繫。這件事從發生到處理的一系列過程我們不存在過錯。”胡醫生表示。
“責成常州、徐州兩地進行調查”
[江蘇省衛生廳]：“責成常州、徐州兩地進行調查”
快報記者隨後和江蘇省疾控中心取得聯繫，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員表示，目前江蘇省衛生廳正在調查此事。
江蘇省衛生廳有關人士表示，衛生廳領導從相關渠道獲悉此事立即高度重視，目前已經責成常州、徐州兩地進行調查，但是調查結果還沒有出來。相關人士又表示，可以明確的是，吳長棟並不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而這件事發生在2009年，現在他們正在調查差錯出現在哪裏，目前一切都在調查過程中。
有關人士透露，按照邳州疾控中心的說法，他們看到的報告卡是確認陽性，那就說明，有人點了報告卡上確認陽性這一欄，有人把它選中了。“有權進入這個網絡系統的部門很多，現在我們在查到底哪個部門點了確認‘陽性’這一欄。”有關人士表示。
江蘇當代國安律師事務所主任魯明表示，有關部門對吳長棟的行爲應該屬於侵權行爲，侵犯了吳長棟的健康權。魯律師介紹，健康權既包括生理機能的完好，也包括心理狀態的完好，而有關部門的行爲，讓吳長棟受到了驚嚇，產生了不健康的狀態，侵犯了當事人的健康權。“現在調查正在進行，調查結果出來之後，吳長棟可以向有過失的部門追責。”魯律師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