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材單薄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田喜站在法庭上鎖的鐵柵欄裏，作爲被告人，他緩緩展開手中的一塊黑布，那是一個黑頭套，他雙手撐開，舉過頭頂，向身後展示。旁聽席上，頓時傳出了哭聲。
也許他沒有時間了，無論是否能走出河南省新蔡縣，還是艾滋病感染後生命的期限。他的名字，諧音是“添喜”，這個名字，幾乎成爲他生命中辛酸的反諷。這個受過18年教育、有6年訪齡的23歲年輕人，哭着做出了最後的陳述：“希望中國因臨牀用血污染事件中生命受到損害的尊嚴得到維護，希望事件發生的源頭能夠得到更多的關注……我是無罪的，我選擇上訴。”
2010年9月21日，田喜故意毀壞財物案開庭審理，這是一張讓新蔡縣領導和衛生部信訪辦都不陌生的臉———臉上有一些紅褐的斑點，臉頰消瘦，儘管剛剛大學畢業，但他看起來更像是一箇中年人。曾經的屈辱和酸澀，似乎都寫在了過早衰老的面容上，一如他曾對父母說過的：“一個60歲的老人也沒有我受的委屈多……你們不知道，我是怎麼熬過來的。”
“一家就他輸過血”
“你家孩子就是用腦子用太狠了！”鄰居們老開田喜的玩笑———這個已經上了高中的男孩子，三天兩頭還是感冒發燒，淋巴結腫大，成天病着，沒有好過5天，貼膏藥，輸液……母親陳明貴說過：“我說田喜呀，咋那麼多事，成天的病！”田喜開玩笑說：“媽唉，你就要錢不要人。”
雖然老喊腦袋發脹，眼不得勁，田喜還是捨不得請假，夜裏去輸液，“他在班上考了第三名都哭哭啼啼的，最低都得第二名。”孩子病得最厲害的時候就是高中最後一年，腦子脹，眼模糊，早晚拉肚子，老發低燒，母親只要摸到他手心裏熱，不要三天就得去找醫生，“母親記得有個檢驗科的醫生還說：“咦，這孩子的血相咋恁高吔？血相2000多，是不是敗血症？”
母親琢磨：“他太瘦了，我給他買個皮球，叫他去練習練習。”
最後，田喜的病竟是在無意之中水落石出的。2004年7月，縣上衛生防疫站和血站普查艾滋病，母親說田喜咱去檢查檢查，反正是不要錢，有病了咱就早治，沒病了咱就早防。
母親帶田喜去檢查的時候，孩子父親田德民說“咱家咋會有那病！”
1994至1996年，田德民都在古呂鎮新華街道居委會工作，幫助統計賣血的人數，凡是這三年有過賣血史的，都要通知他們去縣衛生防疫站檢測血液。田德民那時未曾想過，這跟自己家有什麼關係。
母子倆一起去檢查的，結果是母親沒有孩子有———“我們一家就他輸過血！”父母這才認定——— 田喜是因爲輸血感染艾滋病毒。
輸血，那還是1996年，田喜在古呂鎮一小上學，剛入三年級。打鬧的同學推了他一把，頭上磕了一個包。
母親記得，“孩子哭着回來了，我摸着他頭上的大包，看也沒有淌血，想着孩子睡一會就好了。”
新蔡縣第一人民醫院醫生一檢查，說是輕微腦震盪。需要輸血。母親回憶，“當時就把我嚇暈了，我說咋能給孩子磕恁狠呢？”當時剛從河南省醫學院畢業兩年的朱煥春醫生（現駐馬店中心醫院神經外科醫生）說，給孩子輸血，孩子恢復得快些，要不耽誤他的學習。
田喜當時住院花了1000多元，因爲學校買了保險，保險公司當時保留了全部的治療收費單據，爲田喜賠償了600多元。這些收據顯示，從1996年3月5日到3月12日，作爲治療的一部分，9歲的田喜接受輸血4袋，共800毫升，費用總額爲272元。
艾滋病檢查結果出來，是2004年7月，田喜剛剛結束高考。孩子的聲音撞着父母親的耳朵，從前他說，“我下決心，要在全年級拿第一名”，有一次真的考了全年級第一名，滿分900分考了860多分，他回來說：“我終於實現我的夢想啦！”……
“我尊敬的張英才老師，我即將和你永別了……”田喜開始給親戚給鄰居給老師給同學寫遺書。雖然他的分數是528分，卻連學校都沒有報。
“孩子當時不吃不喝，經常哭，夜裏不睡覺，寫資料，寫遺書，寫了撕，撕了寫，反覆地。”他寫了遺書，夜裏偷偷地不睡覺，母親到外頭看看，說：“田喜，你咋還不睡覺？”孩子哭，說“我眼淚都哭幹了。”
母親還問他，你是不是心中有人？他說，有。
2004年9月，田喜得到了一張編號爲896號的“新蔡縣艾滋病人員證明”。病一檢查出來就要吃藥，藥是縣衛生防疫站開的，兩個月後，新蔡縣第一人民醫院進一步檢查，田喜合併有乙肝和丙肝。
同年11月1日，17歲的田喜跟隨本地艾滋病患者一起上訪，爲了尋求合理的賠償和救助，他第一次在衛生部信訪辦登記。
這時候他才慢慢知道，新蔡縣是駐馬店市繼上蔡縣之後的另一個艾滋病高發縣，2004年4月，衛生部公佈了首批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包括上蔡縣、新蔡縣等（新華社2004年4月6日報道）。上世紀90年代初，河南境內出現興辦血漿產業經濟，1995年國家整頓血漿市場，其後不久河南血漿艾滋問題曝光，已禍延之後的一兩年，而醫療臨牀用血或許更爲久遠（詳見高耀潔《中國艾滋病調查》）。
“只有上學一條路”
掙扎着，田喜又想着上學了。
他說：“媽，現在我也沒有錢瞧病，我坐着等死，也是要死。我長大了幹活沒有勁，我只有上學一條出路，我不上學就沒有出路了。”
2005年，復讀了3個多月後，田喜以508分被北京城市學院錄取。
當時父親田德民要去送他，孩子不讓送，“那還要掏路費，省下錢給我，我還能上學用。”
去北京之前，田喜存了幾十張獎狀，剛剛得知病情時，他就讓母親把獎狀都裱了起來，帶在了身邊。他對母親說：“媽，我要是以後有了意外，這些獎狀你還可以留下來做個紀念。”
田喜上大學之後的事，都是他後來一點點告訴家裏的。
去了北京的學校，他不能參加軍訓，老師問他爲什麼，他說了實話，輸血感染了艾滋病，體質弱，受不了。老師也勸過他，上學吃力，身體恐怕支持不了，田喜堅持要上學。老師說那你就不能住集體宿舍，你長期吃藥，肯定要引起同學們的懷疑，要是知道了，對你的壓力更大。老師幫他聯繫了現在住的房子，那是一個9平方米的地下室，距離學校十幾分鍾路程的昏暗地下室。母親後來到北京看病，他連住處都不讓去瞧瞧，“他給我說那屋裏只能住一個人，我知道他就是怕我們看見難過。”
田喜每年的學費是1.4萬元，新蔡縣政府共從縣財政提款3.9萬元，支付了學費的80%，田德民每次去領錢，都寫下“艾滋病人生活補助”收條。田喜生活費和看病都是自己掏錢，後來母親才知道，兒子在學校掃地，一個月有50元錢。
“他在北京，可能有一天，我們再也見不到他了。”不知道何時開始，父母在心裏悄悄做好了這個準備。上大學之後，田喜買了一部手機———他對父母親說過：“我的手機只要還響着，就證明我還活着。我的手機要是斷了，那恐怕就找不到了。”
那就是一個很普通的諾基亞手機，不帶彩鈴，用了好幾年，已經都破破爛爛的，看不出啥顏色了。除了2010年3月打不通，這部手機從沒有斷過，24小時開着，母親任何時候打都是通的。
在電話裏，田喜哭過，有時候身體不舒服，心裏確確實實難受狠了，他就說：“不要說了……”傷心地掛掉，不再跟父母說。
他曾說過，“爸，媽，你們不知道在北京的6年，我是怎麼熬過來的……我今年23歲，一個60歲的人也沒有我受的委屈多……”
因爲在北京上學，田喜目前戶籍身份證件均註明爲北京市。2009年畢業以後，父母每個月給他寄2000元錢。田喜不是沒有找過工作，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下一份求職信，除註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份之外，還寫道，“需求如下：月薪1000元以上……”他在北京的地下室房租爲700元。
朋友曾問起工作的事，田喜說，“……沒人敢要。”
今年春節，他好不容易回了家，姐姐也從外地回來，母親就說，咱照個全家福吧。田喜把母親給他買的西裝翻出來穿上，那是上大學之前買的，花了70元錢。照片上只有他緊抿着嘴角，旁邊寫着“SW EET EV ER Y D A Y （甜蜜每一天）”。#p#副標題#e#
孤獨維權者
陳向陽在一家艾滋病民間組織工作，他是五六年前在一次會議上與田喜相識的，“那時候就覺得這個孩子很瘦，但精神很飽滿。”之後，他兩次接到田喜關於河南艾滋病友求助的電話。陳向陽始終感慨的是，“田喜自己的情況其實並不好，但每次都不放棄幫助病友的機會。”他接觸到的艾滋病患者大多絕望消極，而田喜始終表現得積極向上，“我只能說，我敬佩這個年輕人。”
曾在民間組織工作的祝麗被田喜叫“姐”，認識之初，細心的祝麗就發現，田喜去哪都隨身帶着自己的保溫杯、自己的牀單，吃飯時用公筷夾菜———“有一段時間，他好像連住的地方也沒有。”
祝麗曾收到很多田喜發來的短信，他的口頭表達能力並不好，但短信寫得“語言特別美”，“心裏特別孤獨和脆弱”。
有一次，田喜問祝麗：“姐，艾滋病患者的事，你能聯繫記者報道嗎？”祝麗說：“能。”他一下領來了10個艾滋病家庭的孩子。
祝麗後來轉到北京記者站工作，田喜又幫助她聯繫採訪了許多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大概是因爲同樣的命運，田喜跟他們關係都很好。”
大約是2007年艾滋病日的前一天，田喜來到祝麗所在報社的辦公室樓下。11月底，北京的天氣已經非常冷，風又大，這個瘦小的男孩只穿着一件薄外衣，露出裏邊的T恤衫，上面隱約寫着“我是艾滋病人”，祝麗趕緊把他拉到了樓上。
“田喜說想公佈自己艾滋病人的身份，我就一直勸他，他泣不成聲，說，‘姐，我真是太絕望了。’”那是祝麗印象中田喜哭得最傷心的一次。後來他再說類似的話，總是帶點笑，有點玩世不恭的，“我總隱隱覺得，在生活的某一個時刻，他是準備迎頭痛擊的，儘管他是個非常善良的孩子，可是那種仇視，是掩蓋不了的。”
祝麗感到，即使在艾滋病的組織裏做志願者，田喜仍然十分孤獨，“除了傾聽，我不知道還能做點什麼。”即使田喜有意無意地對別人說，“我有個姐，在香港做記者！”祝麗聽了，也只沉默着，“這有點孩子氣，可也許是田喜保護自己、和別人鬥智鬥勇的一個辦法。”
在網民“老虎廟”的印象中，田喜是孤單的，“向來不湊熱鬧，我行我素，因此我們最初對他的幾次勸阻均告失敗。”
不同於其他訪民，田喜早就不屑於遞材料，“他要做的是直接與官員對話。”這樣的對話要求有很多次，目標從河南駐馬店的新蔡縣，到省裏，後來就到了北京，他成了衛生部的常客。
2010年4月8日，國家衛生部辦公廳特爲田喜印發了一期《衛生信訪信息》。其中提道：“田喜的高考、求學和尋求就業之路發人深省，這樣的患者在贏得自尊的同時也應當得到他人的尊敬，也是同類人的一個範例。目前，在田喜最需要援助的時候，誰能向他施以援手？”
這份《衛生信訪信息》由衛生部辦公廳報送各部、廳，各級衛生局，同時也抄送駐馬店市人民政府和新蔡縣人民政府。“老虎廟”記得，田喜接到這封《信息》如獲至寶，馬不停蹄連夜奔回老家，遞給了縣上。
牢獄之災
田喜的小學老師李素萍已經61歲，時隔十幾年，她記憶最深的就是這個孩子的控制能力，“你就是孩子在他身邊打呀，鬧呀，玩呀，人家就穩如泰山，在那好好地學習，下課了，我說，你回去玩玩吧，鍛鍊鍛鍊身體，他就笑笑———我不是說他超常，他的控制能力特別強。還那麼小的一個孩子！”
一位當地政府官員也曾私下對田德民說，“我看到的田喜，想法很好，是一個很有理性的孩子，很有抱負的孩子。就是現在我也無能爲力，看到田喜寫的材料我也掉淚，我就是無能爲力……”
網友“老虎廟”記錄，田喜曾被拘留兩次。田德民回憶，2009年12月18日，田喜被新蔡縣古呂鎮領導接回，在家被36人輪流看管。
據田德民說，2010年7月23日，在北京的田喜突然接到新蔡縣縣委書記的短信，大致如下：你是大學生，你應該知道怎麼辦，你回來我們會解決你的問題，星期一你到我辦公室找我。
7月23日當天，田喜就回來了，到7月26日，星期一去找，書記不在，8月2日早晨8點，田喜又去找，等了半個小時，縣上辦公室的人說又去開會了。當時田喜回來後“十分氣憤”，對父親說：“這個領導是在拖我。我誰也不找了，我到醫院去。”
作爲當年輸血方的新蔡縣人民第一醫院，14年來從未給予田喜任何賠償。
於是，田喜去找醫院院長李俊洲。
“李院長，我來想找您談談我當年在醫院發生的這個事故。”
田喜後來給父母親回憶，李俊洲當時說，這事我不當家，確實做不了主，你去找縣領導，這是社會、政府造成的。
田喜非常氣憤，覺得“他就是在推脫責任”。李俊洲當時就要關門走，田喜把他辦公室的電話、傳真機等給摔了。
事後田喜對父親說：“我不找他，找誰？去找縣長？找大官也找不着，找小官也找不着，找誰都找不着，誰都不管這個事。”
8月5日早上，田喜又去找李俊洲，他悄悄地把釘錘帶走，只給父母說了一聲“我去找領導。”
田喜說，李俊洲鎖着門不讓進，敲門沒有人吭聲，他就用釘錘把門的扳手打掉了。8月6日，田喜又用竹籤或是牙籤塞住了李俊洲辦公室的門，“他不讓我進，我就天天把他的鎖眼塞住。”
8月6日下午，田喜被當地派出所拘留。
8月7日上午，他被釋放，他的家人收到了新蔡縣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暫緩的處罰決定書。
8月8日，李俊洲到家裏來看望田喜“我確確實實做不了主。”
田喜和母親商量，“看來應該給李院長送點禮。”母子倆分三次將禮物放在李俊洲家門口，沒有人開門，母親找了半截磚頭，砸門沒有人應，就把一個鐵釘釘進了鎖眼。
8月17日，田喜被從家裏帶走。8月21日，他已由“行政拘留”轉爲“刑事拘留”，關押在河南省上蔡縣看守所。8月26日，檢察院依法起訴他故意毀壞財物。
9月21日，案件開庭審理，法官問田喜對事實是否認可，他說，8月14日我沒有砸門鎖，但對基本事實沒有異議。
辯護律師樑小軍問，當李俊洲不理你，要你找上級解決時，你心裏是怎麼想的？
田喜回答：我覺得這個人麻木不仁。
檢方宣讀了公訴詞，認爲田喜構成犯罪，當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
在發表自己的辯護意見時，田喜拿出早已準備好的文字———那更像一個最後陳述：“在這次損毀他人財物的事件中，我知道自己是必須要爲此付出代價的……我願意爲個人的衝動行爲付出代價，但我是無罪的，我選擇上訴。”
之後，法官宣佈休庭，評議後再擇期宣判。
10月18日，新蔡縣法院通知田喜的父親，案件的宣判繼續押後一個月。
最後安排
時隔14年，河南省駐馬店市中心醫院神經外科大夫朱煥春已經不記得當年9歲的病人田喜。那時，他剛剛從河南省醫學院畢業兩年。提到輸血感染艾滋病，朱煥春沉默良久，才說：“今天，追問我個人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從提起訴訟被拒到站在被告席上，田喜也走過了6年。2004年11月，他曾經前往新蔡縣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被以“政府解決，不立案”爲由拒絕。2005年、2008年，他又向駐馬店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遞交立案申請，同樣遭到拒絕。
在地方政府、部委與法院之間徘徊了6年之後，23歲的田喜甚至已經把自己餘下的人生作了安排：“若是中途出現意外，願意將遺體無償捐給地壇醫院醫學實驗所用。”
這是讓母親感到最難過的。在看守所裏的田喜，並不知道母親是怎樣想念他的。
在年曆畫上，母親留下了兩張媽媽擁抱新生兒的油畫。嬰兒皎潔如月光的身體，媽媽安寧而憂傷的眼睛……田喜不在身邊的日子，他的母親無數次凝望牆上這兩對母子，一次又一次想起自己懷抱着健康的初生兒子，他張望這個世界時明亮的雙眼，他童年時笑起來的燦爛，他高考後一次又一次伏在小桌子上掉着眼淚寫遺書的模樣，他去北京上學時平靜的面容，他永遠不關的手機在深夜裏響幾聲就傳出的聲音“媽——— ”
在田喜被拘留的日子，母親沒有忘記爲門前的幾盆太陽花澆水。那是容易養活的一種花，母親說，只要一點陽光，它就能活，在到處是煤渣、塵土、柴草棒破敗的巷道里，它幾乎是唯一讓人眼前一亮的生命。在深秋十月陰鬱的天氣裏，它萎縮着花瓣，依然等待着盛開的陽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