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潤生(1913年7月18日-2015年10月9日)，山西省太谷縣人，1934年考入北平師範大學文史系。黨內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農村改革重大決策參與者和親歷者，被譽爲"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他一直認爲"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問題"。他多次向中央諫言，主張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參與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對於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先後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2015年10月9日晨6點20分於北京醫院病逝，享年102歲。
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經典語錄
1.愛人民首先要愛農民。
2.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問題
3. 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民還是古代化，中國就不會現代化!
4.我們欠農民太多。農民窮，中國窮，農民古代化，中國不可能現代化，誰要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忘記農民，誰就是數典忘祖!
5.我在農村問題上有一條原則：尊重農民，讓農民真正解放。
6.工人有工會，要允許農民成立農民協會，使農民依靠它行使已經擁有的權利。
7. “我現在腦子裏有兩個問題放心不下，第一個是怎樣減少農村人口，使農民取得完全的國民待遇;第二個是農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1986年時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顧委委員的杜潤生向鄧小平這樣說，20年後仍然這樣說。
8.農民有了經濟上的自主權，政治上也應有相應的民主權利，要摒棄一切歧視農民的做法，使農民變成有完整權利的公民。
9.一種關係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羣衆創新加上政治組織支持這兩方面的因素一起發生作用。這就是爲什麼60年代有20%-30%的生產隊已實行包產到戶，卻未獲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風行全國，從而振興了農業。——
10.要說中國農村改革，那是從上到下無數人努力的結果，尤其要歸功於農民自己的創造精神。我的思想從來是在農民的自發行爲、地方的選擇和歷史經驗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變化的，絕非先知先覺的“一貫正確”。
11.產生“三農”問題的原因很多。農民獨立發展的機會還不充分，他們還缺乏充分的市場自由和遷移就業自由，經營的自主權是殘缺的。
12.中國農民對土地利用得非常好，用有機肥把土地保養得很好，產量高，現在南方的土地畝產糧食1噸多，中國農民的創造性是了不起的。
13.農民是中國共產黨的可靠同盟軍，他們付出五六十萬人的生命，換來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這是第一條大功勞。第二條，中國農民用佔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佔世界20%的'人口，外國人都說這是個奇蹟。
14.民主恐懼症，是特權勢力特有的病竈，怕民主也就是怕羣衆，歷史是羣衆創造的，怕是沒有用的
15.如果改革的程序不科學、不透明、不民主，遺留問題很多，將來也許改革要重來。
16.人們思想不統一，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制度安排，賴以抵制危險的思想風暴，從而任其轉化爲政治實踐。
17.當時土地改革對保護勞動者財產利益，沒有嚴格地依法執行，留下了不良影響。中國長期的皇權統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從來不講保護個人財產權利不受侵犯。影響所及，今日實行市場經濟，也難以確立交易信用。——多年後杜潤生反思土改。
18.人民公社制度作爲一項社會試驗，劃定一個地方實行，本不應非難。但人民公社一聲號令，一下子就捲入6億人口，付出代價太大了。‘浮誇風’‘共產風’，走向極端，造成大災難。
19.我們需要一個透明的政府，需要一個屬於公民的社會，要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質文明下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現代的文明國家。我國人口多、資源少，但我們需要有民主、有自由，要成爲世界的榜樣。
20.我認爲，中國改革要過兩大關，一是市場關，一是民主關。市場關很明確，過民主這一關比過市場關還麻煩，弄不好就帶來政治波動，可能會亂。但反過來說，不搞民主，就不會亂? 可能出現權貴資本主義，可能有更大的動亂。
21.講穩定，要靠多種措施，重要一條是學會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離不開民主，有民主才能充分暴露矛盾，並分批解決矛盾，避免矛盾總暴發。——1997年一次座談會
22.構建一個透明的政府，尊重人民的知情權。貫徹執行行政許可法。有法可依，執法必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改革的辦法從源頭上防治腐敗。
23.只有法律，而沒有強有力的、擁有獨立審理權力的司法執法機構和民間法律諮詢服務組織，就算不上是法治國家。文化程度發展不平衡的農村居民應該是法律保護的重點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