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面前，她不曾放棄做人的原則；對他人負責也對自己負責，誠實和愛心給了她一次絕地逢生的機會。
厄運降臨，方知平安是福。沒有什麼比過去一年多裏接踵而來的不幸，更讓李大姐刻骨銘心———丈夫賣血染上的艾滋病發作，撒手人寰；3個月後，李大姐得知自己也被感染；半年後，體內發現子宮肌瘤，對生命的威脅超過血液中的艾滋病毒；然而對李大姐來說，通向手術室的路卻是那樣的漫長……
終有一線陽光穿透陰霾，照在她的身上。一次偶然之中的必然，讓李大姐作爲“艾滋病人就醫難”的典型，出現在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節目中。雖然始終以背影示人，鏡頭中的李大姐仍然撼動了億萬電視觀衆的心，一句“做人要誠實”，喚醒了許許多多“白衣天使”的良知。節目播出之後，李大姐如願接受了手術。事後，中央電視臺記者告訴李大姐，是她的勇氣和所作所爲感動了大家。
4月29日，電話中徵得同意，記者趕往李大姐位於運城市某縣農村的家中。
走進“失樂園”
這是一個靜謐的農家小院，陽光下一棵小小的槐花樹散着甜香，幾間房看上去有些年代，屋內擺設陳舊但不失整潔。李大姐中等個子，常見的齊耳短髮。身體看上去有點虛弱，但面色還好。
記者：你好，看你的氣色，恢復得挺好。我在電視上看到過你患子宮肌瘤後求醫無門的尷尬經歷，手術最終還是做了，在哪兒做的？
李大姐：手術在運城市中心醫院，住院在運城市傳染病醫院。
說話間，李大姐遞過一張照片，眼裏泛起點點淚光。那是一張“全家福”，照片中微笑着坐在李大姐一側的中年男子，高大魁梧很是排場，背後一大一小兩個男孩模樣乖巧，笑臉調皮。指着照片上的中年男子，李大姐說，這個人，就是她的丈夫。
2004年2月，李大姐一向精神的丈夫突然病倒，曾經的賣血經歷，讓他有能力爲孩子買回幾袋奶粉，給老母扯回一塊衣料的同時，也給了他索命的艾滋病。在縣人民醫院，李大姐小心翼翼地向大夫提出，想要交錢住院，得到的答覆是，不行。一個月後，丈夫雙目失明，兩月後，撒手人寰。這期間他接受過的全部治療，就是村衛生所的醫生給開的強的鬆、板藍根，注射過的幾支退燒針……
記者：丈夫賣血被感染，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李大姐：去年春節後他突然發燒、咳嗽，我陪他到縣醫院看病，大夫問他話的時候我才知道。他是從1994年開始賣血的。村裏有人組織賣血，一去就是半條巷，那會兒他在村裏私人開的工廠打工，掙錢不多，養活全家5口人吃力，覺得這是賺錢的好辦法，就瞞着我和老人去了。
記者：找村衛生所的醫生給丈夫開藥、打針時，你告訴他你丈夫是什麼病了嗎？
李大姐：我……說了。開始我也不想說，有人問的時候我說是肺癌，後來叫人家給他打針，我想咱是受害者，不能再害別人。我說，我給你說件事，你不敢給別人講，他的化驗單上就是那個病，你給他打針時候小心……我相信他，可是沒過多久，村裏就有其他人知道了。
記者：有沒有後悔當初不該說出實情？
李大姐：我不後悔。他們怎麼做是他們的事情，咱不能欺騙人。
屋漏再逢雨
丈夫去世後，李大姐隱約知道，自己極有可能已被感染。極度的恐懼下，她一面迴避這一事實，一面小心地和家中其他人分開了碗筷。丈夫去世兩個月後，縣防控中心工作人員來到家裏，動員她抽血化驗，兩個月後結果出來：HIV呈陽性。
#p#副標題#e# 記者：接二連三的不幸對你的打擊可想而知，你已經很堅強了。
李大姐：我不是堅強，是沒有辦法。取化驗結果時，我是騎自行車去的，回來時我腿軟得沒法騎車，一路推着車走回家，低着頭不敢看人。那時候爐火已經生到了家裏，我想等到了晚上，把門窗關嚴，讓煤氣把我毒死。死之前我想再多看看我的孩子。下午到了孩子放學的時候，我站在巷口，太陽在西邊照着，我看見我的小兒子和鄰居家的孩子們騎着自行車回來了，想到從今以後，別人家的孩子放學後，家裏有爸媽等着，我的孩子卻變成孤兒，不知道他還會不會有今天的樣子？那一刻我改變了主意，在那個病要我的命之前，我得堅強地活下去，看着我的兩個孩子長大成人。
記者：你和丈夫相繼感染艾滋病，周圍人們對你們有歧視嗎？
李大姐：……有。我丈夫生病後，大兒子的對象家把彩禮送了回來，說是他爸是那個病，害怕哩。我的孩子可好哩，後來這一年裏還有人提親，人家一打聽，就都不同意了。平時村裏有的人和我們說話時，用手捂着嘴。今年我查出子宮肌瘤以後，爲了準備手術費，想把家裏一千多元買來的高速鞋墊機處理掉，一說是我用過的，沒人敢要。
家裏沒了頂樑柱，日子還得照過。時隔不久，李大姐的小兒子退學，跟着哥哥去了縣城打工，李大姐拿出家裏一千多元積蓄，買了一臺高速鞋墊機，和婆婆一起加工鞋墊，一天收入10元左右。這樣的日子過了沒有多長時間。今年1月5日，因爲時常肚子疼，李大姐到縣婦幼保健院去看病，當天B超結果出來，大夫說是子宮肌瘤，得做手術，否則肌瘤繼續增大，將導致大出血，甚至癌變。
不手術便只有等死，可是，到哪裏去做這個手術？第二天李大姐便在弟弟的陪同下，懷揣縣疾控中心一位科長給開的介紹信，去了200公里以外的臨汾市“綠色港灣”。“綠色港灣”是臨汾市傳染病醫院開設的艾滋病區，像其他定點醫院一樣，這裏也不具備手術條件。但是在當時，這裏給了她僅有的一線希望——一天查病房時，李大姐聽到這裏的刁士琦副院長對一位馬大夫說，得幫她想辦法，咱們要是不管她，誰還管？李大姐頓時覺得有了依靠，隨後，這裏的馬大夫電話諮詢她在北京一家醫院當婦科大夫的同學後，對李大姐進行了保守治療，希望通過服用藥物使肌瘤逐漸萎縮。然而效果並不理想，一個多月後，再做B超，瘤子沒有萎縮，反而更大了。
絕地又逢生
幸運的是，正是在“綠色港灣”的這段經歷，給了李大姐日後接受手術的機會。今年春節後，回到家中一籌莫展的李大姐接到了中央電視臺記者從“綠色港灣”打來的電話，他們在那裏聽說她的情況後，想要採訪她。
記者：事實上手術中醫生割破手指被感染的可能性極小，有沒有想過，如果不出示那份介紹信，或許你的手術用不着拖那麼久，早就做了？
李大姐：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幾十年我都是這麼過來的，欺騙人的事情咱做不了啊！去“綠色港灣”在那個時候已經是在碰運氣了。去之前我的打算是，那裏要是不收我，馬上回家收拾東西去省城。
記者：接到中央電視臺記者要求採訪你的電話時，心裏怎麼想？有沒有顧慮，比如擔心上電視後被村裏人認出來？
李大姐：我想人家採訪咱是爲了幫咱說話，我應該接受。正月十二，他們給我打電話說要來家裏採訪，問我可不可以。我說，不可以。你們不是壞人，我不拒絕你們的採訪，但是正月裏鄰居們常在門前站着，你們帶着攝像機，不方便。後來是在縣城賓館和他們見的面。我還跟他們提，要是上電視，圖像得處理一下。後來河北的《39健康網》還來過一個記者，到家後他說，大姐，我來之前沒敢給你打電話，怕你不接受採訪。我說，不怕，你大老遠來了，我不會那樣做，但是我兩個孩子還要活人，還要找對象，你能不能不寫我的真實姓名？
2005年3月19日晚，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經濟半小時》暗拍節目“艾滋病人就醫難”片段———
第一站：運城市婦幼保健院
醫生：子宮肌瘤是大了，但手術倒是可以做的……
李大姐（掏出縣疾控中心出具的介紹信）：我跟你說一下，我有一個特殊情況。
醫生：現在你們等一下，我上去給你們問一下……
焦急等待二十多分鐘後，這位女醫生回來了：因爲你這是一類傳染病，我們醫院有明文規定，不準收這種病人。
#p#副標題#e# 第二站：運城市傳染病醫院
有了上次被拒絕的經歷，李大姐這回顯得有些顧慮。但最終她還是掏出了那份證明自己攜帶艾滋病毒的介紹信。
醫生：哎呀那個什麼，上去找喬大夫去。把那個病歷也拿上。
看完介紹信，這位女醫生馬上起身離開了座位，連李大姐的病歷都不願再碰一下，以最快的速度把她請出了辦公室，讓她去找一位專門負責接待艾滋病人的醫生。
一個多小時後，快下班時，這位醫生從外面回來。
醫生：定點醫院我們主要治療艾滋病機會感染，手術病人我們就不接收，手術病人就不在我們的接收範圍內。
……
普通醫院不願意接收艾滋病患者，傳染病醫院又沒有手術條件，節目中，一位業內人士分析得好：最主要可能咱們有些同志，有些醫院害怕職業暴露，害怕影響醫院的經濟效益。
記者：你在求醫過程中，遇到的首先是來自一些醫生的歧視。心裏是不是很委屈？
李大姐：……咱得的這個病不好，到處給人家添麻煩。
記者：節目播出後你的手術問題很快得到了解決，事先有沒有想到？
李大姐：我不大敢那樣想，咱身體條件夠不上。兩位記者回北京後，給我來過一個電話，說是國家衛生部部長要見我，讓我去一趟。當時我身體承受不了，沒有去。3月19日節目播出，兩天後，運城市衛生局局長和傳染病醫院院長來找我，態度都特別和氣，他們說以前做得很不夠，讓我收拾一下，準備住院做手術。當時我還不敢相信，覺得好像是做夢。
記者：其實真的是你的勇氣和誠實感動了衆人，吸引了那麼多的好人來幫助你。
李大姐：我有時候一個人想，如果不是縣疾控中心的科長告訴我臨汾有個“綠色港灣”，我就遇不上刁院長；如果刁院長說，我們這裏是抗病毒治療，你到別的地方去，我不在那兒住那些天，北京的兩個記者就不會知道有我這個人，瘤子可能現在還在肚子裏。做完這個手術以後我就想，這個世上還有那麼多好心人，我得堅強地活着。
記者：今後怎麼打算？
李大姐：等身體再恢復好一些，我就能繼續做鞋墊掙錢。現在我知道有抗病毒藥物，就盼着能研究出個疫苗……
後記
後記：應該說，在許許多多艾滋病人中，李大姐只是不幸又幸運的一個，艾滋病人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目前還存在法律的空白。回到省城後，記者獲悉，就在4月底，北京市人事局、衛生局轉發了國家年初頒佈的新的《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試行）》，新標準中，不再明確禁止艾滋病毒攜帶者考錄國家公務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