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蓋茨基金會爲代表的國際基金組織在中國防艾過程中究竟扮演着怎樣的角色？它們遭遇到了怎樣的成長的煩惱？記者特此奔赴南京尋找答案……
南京某個街角的酒吧，12月8日這晚的9點和別的夜晚沒有什麼不同，勁爆的音樂節奏有些震耳欲聾，近百名男同性戀者聚集在這家同性戀酒吧，喝酒聊天。
每個進入酒吧的人都可以獲得兩張卡，一張是標有“選擇安全之路”的宣傳卡，另一張則是“南京市健康體檢卡”。在衛生間邊的一個小窗臺上，貼着一排黑字：憑此卡可到省疾控中心或秦淮區疾控中心進行HIV、梅毒免費檢測，憑此卡的回執單到本酒吧免費領取價值30元的酒水或飲料。
接受本報採訪時，酒吧老闆的眼神有些憂鬱，最近酒吧的熟人中有人檢測出HIV呈陽性，“我一直以爲艾滋病離我們很遠，但看到身邊的人檢出陽性，說實話剛開始我心裏真有些恐慌。”他說，過去七年裏這裏一直風平浪靜，似乎從來沒有人會把艾滋病當回事。
現在，當地疾控中心在酒吧投放了大量的安全套和宣傳材料用於防艾，每晚這些套套都會被拿光。有時，還有人上臺作預防艾滋病的宣傳，動員顧客們前去檢測。遇到週末，醫生還會到現場進行採血，現在每次都有10人左右接受採血。酒吧老闆說：“我認爲這並不會掃顧客的興，因爲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艾滋病在這個圈子的傳播。”
今年年初，這間酒吧申請了蓋茨基金會中國防艾項目（以下簡稱“中蓋”），酒吧每動員檢測1例可獲得62元的經費資助。
目前，在全國14個城市，接受中蓋資金的組織已有300多家，這類非政府組織（NGO）一方面動員檢測以發現新的感染者，另一方面對感染者進行關懷。
然而，最近《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打破了原有的這份寧靜。該文聲稱，現金獎勵艾滋病檢測讓中蓋在華防艾變味，一些NGO組織的目的就是從蓋茨基金會斂財，一些賣血者因爲看中其中幾十元的好處一天多次抽血。文章在美國引起強烈關注，甚至引起其他國際基金會的憂慮。然而，事實究竟如何呢？#p#副標題#e#
檢測是第一大難關
據估計中國大約有74萬艾滋病感染者，其中大概有2/3的感染者仍不知道他們自己的感染狀況
一切要從兩年前中蓋雄心勃勃的計劃說起。
中蓋項目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和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辦公室與美國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合作實施的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蓋茨基金會承諾給予該項目5000萬美元的經費，在全中國北至哈爾濱、南至海南，包括北京、上海、西安、南京等在內的14個城市開展工作。項目於2007年11月啓動，爲期5年。
項目受益人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和高危行爲人羣（男男性行爲者MSM、女性性工作者CSW和注射吸毒者IDU）。目前，針對感染率在中國MSM人羣上升較快的趨勢，中蓋對項目進行了適度調整，將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重點放在MSM人羣上。
可以說，兩年來，中蓋遇到的第一道難關，就是如何動員高危人羣參與檢測。
中國衛生部最新報告顯示，中國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累計爲319877例，這只是獲得衛生部門確診的數字。而中國衛生部與世界衛生組織等的聯合評估結果認爲，截至2009年底估計中國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約有74萬人，這意味着大概有2/3的感染者仍不知道他們自己的感染狀況。
“這些人相當部分並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而這個時期傳播風險極高。”蓋茨基金會高級項目官員趙金扣博士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採訪時說。
中蓋的操作模式是，與中華預防醫學會及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合作，尋找合適的NGO，項目經費直接用於NGO開展活動，包括在艾滋病高危人羣相對集中的場所如酒吧、浴池等開展防艾活動。
在南京，NGO與政府已經形成了一定的互動。每週，疾控中心都會派出醫生專門到酒吧和浴室進行採血。一家浴池老闆說，浴池會給檢測者10元代金澡券的獎勵，據澡堂夥計說，現在每週檢測的人維持在20多人左右，而以前這個數字是零，“因爲他們害怕個人隱私會暴露”。而醫生在檢測前的一系列諮詢交流慢慢打消了他們的疑慮，同時醫生會給每個受檢人進行專門的編號，以避免重複。
在中國到目前爲止，已有11000多人在中蓋動員下接受了檢測。#p#副標題#e#
靠同病相憐者來說話
“我對他說，我是過來人，知道你的處境，有話無處說，有淚無處流，我們感染者就算是同病相憐吧”
在南京市秦淮區疾控中心，幾本《非政府機構動員檢測人羣登記表》記錄着這一年多來疾控中心與NGO合作的成果。據秦淮區疾控中心副主任來亦超介紹，中心從去年下半年到現在已經接受了NGO動員來的1200多名MSM人羣。與官方對社會大衆所做的宣傳相比，這種直接由特殊羣體動員的效果顯得更爲立竿見影。此前，來疾控中心檢測的人大多都不是這類高危人羣，其中部分是恐艾症者。
然而，檢測還僅僅是第一步。在中國，真正的防艾難題還在於之後的隨訪管理環節。
檢測出新的感染者後，對這類人羣進行干預、諮詢、治療成爲疾控中心的重要工作內容。與一般傳染病不同，目前的治療手段無法完全治癒艾滋病，因此疾控中心需要對感染者和病人進行終生關懷。但是，由於嚴重的社會歧視現象存在，雖然鼓勵被檢測者提供真實姓名和地址，仍有部分匿名檢測者無法取得聯繫，更沒有辦法進行進一步的隨訪關懷。在檢測人羣登記表上，本報記者看到在陽性感染者的備註欄裏，有些電話號碼後面標註着“撥打無人接聽”或“是空號”。
面對這一難題，中蓋和一些NGO的辦法是，靠同病相憐者來說話。
現在，如果秦淮區疾控中心檢出新的感染者，醫生會向他們介紹“南京快樂人生互助組”，這是承擔艾滋病關懷職能的一個NGO。
“快樂人生”的志願者之一唐朝自己就是一名感染者，坐在本報記者面前，他的樂觀讓人根本無法與服藥四年的病人聯繫起來。
唐朝關懷的一個例子是讓感染者老劉“走出來”。老劉50多歲，今年5月他被確診感染，一度絕望的他先後吃安眠藥和割脈自殺。唐朝說，老劉是站在南京長江大橋上、準備第三次自殺時給他打的電話。唐朝接通電話後，在電話裏即表明了自己感染者的身份，“我對他說，我是過來人，知道你的處境，有話無處說，有淚無處流，我們感染者就算是同病相憐吧。”老劉這才答應和唐朝見面談談，後來，另幾個成員每天都會給老劉打電話，還邀請老劉參加組織活動。後來，老劉自己成了組織的一名志願者。
按照中蓋協議，“快樂人生”每年成功關懷一個人，根據設定的考覈指標，小組可以獲得300元的資金。現在“快樂人生”有了自己專門的辦公室，至少成員接電話不用再像以前做“兼職”時那樣偷偷摸摸了。#p#副標題#e#
讓NGO走出灰色地帶
一個NGO成員介紹說，在酒吧發放安全套時經常擔心，“遇到警察無法解釋清楚”
面對外媒就蓋茨基金會以現金激勵模式運作的一些質疑之聲，蓋茨基金會中國項目主任葉雷博士表示，各個草根抗艾NGO組織會發揮想像力、運用各種方法開展工作，現金補助也是客觀存在的一種。“因爲有時這樣做的確可以動員更多高危行爲人羣來接受干預和檢測。”葉雷說：“但是對於一些組織和個人弄虛作假、在短時間內重複多次檢測，我們是堅決反對的。”針對存在的少數違規情況，中蓋正在制定更嚴格的評價體系，隨時對NGO的申報人員進行評估，大浪淘沙，以便找到真正願意並有能力爲防艾事業做貢獻的NGO組織。
不過目前最大的問題還在於，由於中國NGO需要找到主管單位纔可以在民政局申請註冊，而在目前社會環境下，誰也不敢給同性戀小組和感染者小組充當主管人，這導致了不少防艾NGO無法註冊，處於灰色地帶。中蓋考慮到中國國情的特殊，對NGO是否註冊並沒有要求，只要具備一定的條件皆可跨入這個門檻。
“江蘇同天”作爲一家成立於2002年的NGO組織，一直致力於爲MSM人羣提供艾滋病干預。骨幹成員黑子介紹說，由於沒有一個合法的身份，同天在組織活動和發放安全套時經常擔心，“有時在酒吧活動，遇到警察我們都無法解釋清楚”。
不過，對於NGO在防艾方面的重要性，中國官方已經有了越來越清醒的認識，尤其是在國內同性戀人羣高感染率出現的新形勢下。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吳尊友曾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說，草根組織介入是防艾工作特別需要的，同性戀社區能接觸這些高危人羣，NGO、醫院、疾控部門可以密切配合。
葉雷認爲，中蓋項目的運作模式是目前中國現有狀況和社會體制法律環境下的一個理想的運行模式。“中蓋希望可以借鑑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和中國一起探索出一套在MSM人羣中有效防控艾滋病的機制。這樣，即使像我們這樣的國際資助項目結束了，仍可以有可持續發展的模式留下來，在中國繼續發揮積極作用。”
據防艾專家、青島大學教授張北川介紹，除了中蓋，在中國開展艾滋病項目的還有全球基金及其他一些中美、中英合作項目，中國已經申請了5輪全球基金，每次都獲得了幾千萬美元的資金，其中部分用於艾滋病項目。
面對中國的艾滋病現狀和防艾難題，NGO與政府互動合作可能是迎難而上的唯一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