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頔有一首歌裏就這麼唱的：那時你愛顧城的詩 也學他總戴帽子。帽子是詩人顧城身上一個很獨特的標籤，一直以來人們紛紛猜測他頭頂上這頂十分怪異的帽子究竟有何用意，但是都無疾而終。有人說顧城頭上的帽子其實是褲腿做的，至於顧城爲什麼要帶一頂用褲腿該做的帽子，無人知曉。關於顧城爲什麼喜歡戴帽子，我想多半還是來源於一種詩人的心態。
顧城的帽子是個打眼的標籤，也是一個惹人誤解的話題，還是個一經思考讓人有些爲難的話題。關於這頂帽子，有各樣猜想和推測，如果在網上搜“顧城 帽子”，會發現不少人在關心這個問題，比如：顧城爲什麼總戴帽子?爲什麼顧城總要戴一頂奇怪的帽子? 顧城爲什麼要戴白帽子，有什麼意義麼?顧城總是戴着一頂用褲腿改造成的帽子，爲什麼是褲腿做的?顧城帽子很特別啊!有什麼含義嗎?
初見面時(1987年夏天)，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一天到晚都戴着的一頂布帽子，高高的一個圈圈，總不脫下來。“這是我的‘思維之帽’，可以把外界的紛擾隔絕。”我聽過他這麼對人說。“我怕冷呢，所以總戴帽。”——這是另一版本。謝燁給他縫了好幾個一模一樣的布圈圈，料子各異，笑眯眯地、溫順地給他戴上。
這是顧城在新西蘭的朋友、奧克蘭大學的同事葉宋曼英在1993年10月15日寫的《紐西蘭的歲月——顧城夫婦生活點滴》裏專寫了一節“顧城的帽”。按同事的說法，顧城的帽子，是布縫製的，是謝燁給他縫製的。
顧城總是頭戴一頂用牛仔褲褲腿製做的帽子出現在各種場合。我多次說過讓他把這破帽子扔了，我覺得晦氣，可他卻說這帽子是他的煙筒，他有氣就能從那裏冒跑了。
這是詩人芒克的說法，他認爲是牛仔褲腿制的。
顧城的帽子並不是褲腿做的，是他用同樣的布料做的。當然你願意這麼說就說吧。
馬頔有一首歌裏就這麼唱的：那時你愛顧城的詩 也學他總戴帽子。帽子是詩人顧城身上一個很獨特的標籤，一直以來人們紛紛猜測他頭頂上這頂十分怪異的帽子究竟有何用意，但是都無疾而終。有人說顧城頭上的帽子其實是褲腿做的，至於顧城爲什麼要帶一頂用褲腿該做的帽子，無人知曉。關於顧城爲什麼喜歡戴帽子，我想多半還是來源於一種詩人的心態。
顧城的帽子是個打眼的標籤，也是一個惹人誤解的話題，還是個一經思考讓人有些爲難的話題。關於這頂帽子，有各樣猜想和推測，如果在網上搜“顧城 帽子”，會發現不少人在關心這個問題，比如：顧城爲什麼總戴帽子?爲什麼顧城總要戴一頂奇怪的帽子? 顧城爲什麼要戴白帽子，有什麼意義麼?顧城總是戴着一頂用褲腿改造成的帽子，爲什麼是褲腿做的?顧城帽子很特別啊!有什麼含義嗎?
初見面時(1987年夏天)，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一天到晚都戴着的一頂布帽子，高高的一個圈圈，總不脫下來。“這是我的‘思維之帽’，可以把外界的紛擾隔絕。”我聽過他這麼對人說。“我怕冷呢，所以總戴帽。”——這是另一版本。謝燁給他縫了好幾個一模一樣的布圈圈，料子各異，笑眯眯地、溫順地給他戴上。
這是顧城在新西蘭的朋友、奧克蘭大學的同事葉宋曼英在1993年10月15日寫的《紐西蘭的歲月——顧城夫婦生活點滴》裏專寫了一節“顧城的帽”。按同事的說法，顧城的帽子，是布縫製的，是謝燁給他縫製的。
顧城總是頭戴一頂用牛仔褲褲腿製做的帽子出現在各種場合。我多次說過讓他把這破帽子扔了，我覺得晦氣，可他卻說這帽子是他的煙筒，他有氣就能從那裏冒跑了。
這是詩人芒克的說法，他認爲是牛仔褲腿制的。
顧城的帽子並不是褲腿做的，是他用同樣的布料做的。當然你願意這麼說就說吧。
針對詩人芒克的說法，顧城的姐姐顧鄉給他寫過一封公開信，進行反駁。1990年9月，顧鄉在顧城幫助下移居新西蘭，隨後也在激流島安家，她見證了弟弟的成長，也見證了弟弟最後的死亡。她承受巨痛寫下的《我面對的顧城最後十四天》，是瞭解顧城海外生活的基本讀物。
這個問題最權威的解答者，還是顧城的妻子——謝燁。她在《遊戲——我和顧城》這篇文章裏，回顧倆人從戀愛到婚姻的過程，描寫了許多充滿快樂情趣的細節和場景。關於帽子，她這樣寫到：
我萬萬沒有想到他還會搖縫紉機，自己做了個高高的花布帽戴在頭上。我吃了一驚，倒挺好看，脫口叫了聲：“可汗!”
“你老是‘少數民族’，你當可汗吧。”
他很喜歡這個名字，走來走去。
他不再孤獨，他有了兩個名字。
事實上，顧城出國之前、結婚之前，就給自己做過直筒筒的高帽子。有顧城自己的話作證：“我小時候就做了這樣的一頂帽子，二十年前又做過一頂戴上了。那麼出國以後，我想西方是自由的，我就戴着它走到外邊去了。”
顧城的帽子，其實就這樣簡單：他小時候自己做的玩物，結婚之後他的妻子謝燁也有興致參與;用料都是普通布料，如花布、牛仔布、白布、燈芯絨布等;顏色各異，或藍色、或白色、或雜色;樣式一律，高高低低的直筒子，連帽頂都沒有，上下通透;製作過程也簡單，一塊布圈過來一縫，有時連邊也不鎖，難怪被視爲一截褲腿兒。《英兒》上篇“引子”開頭，顧城虛構的那位學工的博士說：“C的丈夫G是個有點奇怪的人，他不拘走到哪兒都戴着一個煙囪形的帽子，有時還是牛仔布做的，使人想到那是一節褲腿，走到街上於是總會引起笑聲，特別是那些德國的女孩子，經常會失聲大笑起來。”顧城對於帽子被視爲褲腿，也是自嘲的。
- 帽子的意義爲什麼有這麼多的猜測?-
讀者或朋友因顧城的帽子產生的各樣揣測，是有依據的，它們首先來自顧城自己花樣翻新的說法：
——有一個生長在美國的朋友，這些天我們天天碰面，直到剛纔他才問我，爲什麼要戴這個帽子。我知道他需要一個答案，我就說，這是一個天線，可以收聽福音。他聽了表示滿意，因爲帽子是有用處的。我也感到滿意，好像我眼睛上頭還有眼睛。
—— 呵，你可以告訴他，這是我的castle，一個古堡，我的家，於是我可以隨時從家裏往外看，這樣不會丟了。
——這頂帽子確實是我和外界的一個邊界，戴着它給我一種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好像就可以在家裏走遍天下。
——我很遺憾這個帽子會這樣地干擾大家。我好像平生做的唯一一件，完全由我選擇的事，就是做了這頂帽子，並且戴到了腦袋上。沒想到就被洞察出來。那麼我不知道這個帽子是一份貢獻呢?還是一個擾亂。人家質問我這個帽子的時候，我不想令人失望——我回答說這是我的家，我老呆在家裏很安全;我回答說我生氣的時候，這是個煙囪;今天我說，要是誰樂意往裏邊放錢，也並不太壞。
——如果簡單地回答那就是：爲什麼不戴呢?這是我做的帽子。就是這樣。沒太多的理由。有人問我，我說，呵，這是我的家，這是北京城牆，這是我的房子，也都沒錯，找點兒樂子吧。
(聽衆繼續追問：“是牛仔褲剪下來的?”)這個布是我在柏林買的，它正好是最前邊的部分，所以它帶一個邊兒，我一戴人家就認爲是個褲腿兒。也可以，用腦袋走路。(衆大笑)
——北京的城牆拆掉了，我呢，就給它搬到這兒來了。要不然我怎麼做夢老在北京城裏發愣，出不去呢?我就戴着它走不出北京而走遍天下吧。
——這倒的確是我自己做的帽子，看來它很成功是吧?詩不被看見，帽子老被看見。我的妻子建議我去報上一個專利，再去時裝展覽轉上一趟，也許賣詩不成，可以改行做帽子賣。
……
概括起來，是這樣一些：城牆，或者是北京被拆除的城牆;家，房子;城堡;煙囪，拔火筒;天線;大炮;花盆;褲腿兒;錢袋子——因爲沒封頂，可以直接往裏扔錢的。這裏，有形狀上的近似，有情感上的附着——不是附會哈，如安全、家、海外的牽掛，還有純屬玩笑的笑談。
這些說法，都體現出一種矛盾：一方面故意迎合，拿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理由”，讓聽衆“誤入歧途”;一方面自我消解，發一些牢騷：“詩不被看見，帽子老被看見。我的妻子建議我去報上一個專利，再去時裝展覽轉上一趟，也許賣詩不成，可以改行做帽子賣。”“不過是個說法吧，不必當真。” “找點兒樂子吧”。
給一個簡單的帽子，賦予這麼複雜的“答案”，顧城是什麼意思?帽子之於顧城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
就是說它適合我的腦袋，或者說我的腦袋適合它。我的腦袋喜歡戴着它呵，這個理由很簡單，好像也很充分。
這是一個簡單而又充分的理由：喜歡。
他談論帽子的矛盾而有趣的態度，大概不外乎兩個心態：
一是好玩。既然喜歡，就滿足自己的喜歡，讓自己開心;也希望別人開心，滿足他探詢的意願，讓探詢者也覺得好玩：“我知道他需要一個答案”，“所以得給她們個理由呵，要不然人家該心情不好了。人都是，一個事兒都得有個解釋。我們要給生活增添光彩。”
二是洞察。即，顧城在思考和交流的過程裏，洞察了事物-表達-談論的本質，使其對語言有一種哲學似地感悟。看看他另一段因爲帽子引起的感慨：
剛纔一個小女孩兒很高興地點着我的帽子，我想她是問我我的帽子是怎麼回事兒;我就用中文跟她講，又用很壞的英文跟她講;她當然是一點兒也沒聽懂;最後她笑了，我也笑了，我們都很開心，就結束了。
我覺得事情往往就是這樣的，當語言無可奈何的時候呢，我們倒好像更清楚是怎麼一回事。而當我們使用語言的時候，語言就開始製造道理，道理呢，就把我們帶跑了，於是反讓我們離開了事情本身。
比如要是我懂那個小女孩的語言，她也懂我的，那我也許就會說出許多關於這個帽子的道理來，講它的來歷，我爲什麼戴它，我和這個帽子的關係等等;而越說呢，可能就離這個帽子越遠。因爲所有這些說法，我知道都是遇到提問之後產生的;我原本就戴着這個帽子，其實並沒有這些問題。
現在我們坐在這裏開會，開會就要產生道理，只要我們明白這些道理不過是開會的產物，它同真知的距離不會比一個小女孩兒的微笑接近，而且甚至還很有可能讓我們失去這個微笑;認清了這點之後，我就可以往下說了。
他很明白，道理很可能是問出來，是開會開出來的。在他看來，所有道理之下，別無道理，別無意義。語言是一種溝通工具，也是製造道理的工具，是製造溝通障礙的武器。許多時候，放下這個工具，放下這些道理，即是解除障礙、達到真正的溝通。
不過，爲了保持、收藏小女孩兒的微笑，不讓這個微笑消失，這些無用的溝通、無法搬開的障礙，卻必須存在。這其實是詩，正是一種詩性的心態，哲學的心態。
一百六十年以前，當西洋人進入中國，我們的祖先曾對他們的高鼻子、藍眼睛、金髮產生了強烈好奇心，洋人遭遇過、甚至仍然在遭遇許多圍觀;一百一十年前，當中國人走進西方世界，西洋人也曾對我們祖先的辮子、小腳、長衫子興趣濃厚，我們的祖宗們因此受到許多蔑視和戲弄。
如果說，帽子即個性。一開始，顧城製作這頂與衆不同的帽子，可視爲一種個人趣味的自我肯定，一種與衆不同的個性展示;然而，他走進人與人交流的空間，感受帽子招致的玩笑、批評甚至攻擊，他體驗着個性的阻礙。戴與不戴、有選擇的戴、無所顧忌的戴，帽子成爲標籤，以近乎對抗的姿勢，表明自主選擇和自由存在的狀態。
面對從中國到西方，從黃種人到白種人、黑種人，從傳統文化到西方文明對一頂帽子的質疑，他終於以玩笑的口吻，一種體諒和認同的形式，迴應而非迴避非議。最終呈現的，是一種超越功利的審美態度，一種超脫得失的自在表達。
顧城的帽子，即如他的詩歌，“這頂帽子確實是我自己做的。我覺得每個人應該做自己的帽子，就像每個人寫自己的詩一樣。”(《真理是簡單的——朗誦之後答聽衆問》，1992年5月13日紐約。見“演講答問卷”《看見睡蓮之後》第二輯)
1993年10月7日顧城自掛樹上的前一天，在他《寫給兒子》的第十一節，顧城寫道：
Sam，世界上有很多人笑我，笑你爸爸的帽子、樣子，也有人恨我，因爲我恨他們。Sam，只有你應該這樣做，可你不笑我，也不恨我，小時候你只是說：調皮的爸爸。
明瞭顧城的帽子的各樣道理，再看到這樣一種惶恐和懺悔，難免有一種悲涼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