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是好人還是壞人，在歷史上，年羹堯作爲大將軍，他手下的兵和權勢足以和朝廷所對抗，當然他也對清朝做出很大的貢獻，雍正本不想殺他，但是年羹堯自恃功高蓋主，做事肆無忌憚，所以纔會被雍正所除掉，下面跟男人世界小編來了解下吧。
康熙末年，“太平盛世”的局面滋長了晚年康熙的政寬事省思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爲他在這一時期處理朝政的基本原則。受此影響，朝野上下，虛詐、迎合、粉飾、浮誇等腐敗之風嚴重氾濫。尤其值得重視的背景是，雍正是在激烈的爭鬥中登上皇位的，皇族內已經失敗了的勢力還在活動，曾經支持過雍正的權貴重臣也慢慢地居功驕擅起來，這些都威脅着他作爲皇帝的最高權力。因此，爲了鞏固皇權，雍正不得不對威脅自己的皇兄弟進行嚴厲的打擊，對居功擅權的重臣給予堅決的懲治。其中，對擅權重臣的處治當以年羹堯最爲典型。
雍正爲什麼要處治年羹堯 雍正三年十二月，年羹堯被削官奪爵，定大罪九十二條，賜自盡。年羹堯之死，應該說是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驕橫僭越，絲毫不知自我限制。尤其因權高位尊、皇帝信任而忘乎所以，不守臣道，貪婪貪贓，植黨營私。“公行不法，全無忌憚”。終爲國法所不容，終爲雍正所廢棄。 雍正後來曾有硃批：“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堯乃一榜樣，終罹殺身之禍”。“年羹堯深負朕恩，擅作威福，開賄賂之門，因種種敗露，不得己執法，以爲人臣負恩罔上者誡。”也正如《清史稿》所書：“年羹堯憑藉權勢，無復顧忌，罔作威福，即於覆滅，古聖所誡”。歸納起來，年羹堯主要犯下了以下三個方面的罪過：
(一)妄自尊大，不守臣道。
年羹堯平定西北邊事後，權勢雖然顯赫，但這也完全不能與清初統兵的諸王相提並論。年羹堯竟然要與前任大將軍王皇十四子胤禵相比擬，甚至還想超越胤禵的地位。年羹堯身爲大將軍，與各省督撫往來文書應當用諮文形式，以示平等。但他視同等官位的官員爲自已的下屬，給將軍、督撫的函件使用令諭。 年羹堯進京陛見時，都統範時捷、直隸總督李維鈞都得跪着迎接。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員跪接，年羹堯安坐而過，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下馬問候他，他也只點點頭。雍正看見年羹堯隨從的武將和士卒穿着沉重的甲冑，便叫他們脫下來，竟沒有一個人敢脫。等到雍正告訴年羹堯，可以脫下甲冑，年羹堯下令，將士們纔敢卸下鎧甲。
雍正二年冬，年羹堯由京返陝路過保定，“戴翎子數人轎前擺隊，行館前後左右斷絕人行”，威風張揚。官員們送禮給年羹堯的稱爲“恭進”，年羹堯給人東西叫做“賜”，接受者要北向叩首謝恩，接見新屬員叫“引見”。年羹堯吃飯稱“用膳”，請客叫“排宴”。這一切在封建王朝中，已屬大逆不道。 在雍正面前，年羹堯也一樣狂縱悖逆。年羹堯曾選編了一本《陸宜公奏議》，進呈後，雍正說要給它寫一篇序言。尚未寫出，年羹堯竟草出一篇，要雍正認可。當時的君臣二人關係融洽無間，雍正表示讚賞他這樣做，以示雙方真誠相待，但這其實已越出了君臣關係的正常限度。年羹堯陛見，在雍正面前“箕坐無人臣禮”。他的諸多恃寵驕縱，“實爲近世所無”。年羹堯之不守臣道，走的是取禍之道。
(二)任人唯親，植黨營私。
年羹堯任川陝總督時，使用屬員全憑自已的喜好。山西按察使蔣洞有着這樣一段具體而翔實的記敘：“爲川陝督臣，恣憑胸臆，橫作威福，每遇文武員缺，無論大小，必擇其私人始行請補。或一疏而題補數人，甚至或至數十人，吏、兵兩部幾同虛設。更可駭者，巡撫提鎮布按大吏皆皇上所特簡者也，而年羹堯必欲擠排異己，遍樹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間己傳聞某人爲巡撫提鎮布按矣，聞者亦疑信將半，未幾而其缺果出矣，未幾而其人果得矣。” 及至年羹堯擢升大將軍，常以軍功保舉官員，濫用私人。吏部看是年羹堯的舉薦，也格外重視，另立一類，稱之爲“年選”。年羹堯甚至不顧清律的規定，爲其僕人桑成鼎以軍功求職，桑成鼎先任西安知府，後任直隸道員。受此非法優遇的還有年羹堯的家人魏之耀、劉以堂等。 年羹堯保舉官員時，大多營私納賄。如被年羹堯奏參過的葛繼孔，通過兩次打點，送銅器、瓷器、玉器、字畫等物，年羹堯因而答應對其“留心照看”。
因被年羹堯密奏而罷官的趙之垣，送了價值十萬兩銀子的珠寶之後，年羹堯轉而保舉其可以起用。借雍正二年進京之機，年羹堯特地將趙之垣帶到北京，“再四懇求引見”，力保其人可用。 這樣，年羹堯逐漸形成了以自己爲中心的朋黨集團。該朋黨集團還有王景灝、胡期恆、金啓勳、王篙、劉世奇、黃起憲等數十人，這些人不一定都是年羹堯的死黨，但都與他休慼相關，榮辱與共。這個集團的形成，嚴重地影響了朝廷政令的實施。雍正登位前親身參與過爭位鬥爭，深識朋黨之害，故而登基後嚴禁黨爭。而年羹堯卻大肆營私結黨，危害政治清明。痛恨朋黨的雍正，起初在年羹堯屢立戰功時，還能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到後來越發不能容忍。
(三)爭權奪利，多行不義。
雍正即位後，隨着年羹堯的權勢愈來愈重，其橫行不法、貪黷侵蝕的事情也隨之越來越多。如平定青海後，年羹堯在軍餉上大作手腳，不據實奏報，專權處置。後經統計，年羹堯貪黷侵蝕的錢糧總計達數百萬兩之多，使戰時的國庫一度吃緊。 因權力之爭，年羹堯常與其他重臣發生衝突。在雍正的竭力撮合下，年羹堯與隆科多勉強相安無事。胤祥既是雍正最親近的同胞兄弟，同時又是總理大臣，處理着朝中很多重要政務，在雍正心中的地位是任何人都無法企及的。而就是對這樣的重臣，年羹堯也時有妒意，沒有放棄攻擊。他對直隸總督李維鈞說：“怡親王第宅外觀宏廣，而內中卻草率不堪，虛情假意，他的志向由此可見。” 對朝廷的官員，年羹堯蠻橫無理，以所謂的“軍前效力和學習理事”名義，扣留了許多中央或外省官員的子弟在其幕中。這些人中，有些是出於自願，大多數則屬被逼無奈。川北鎮總兵王允吉退職後，年羹堯強令其送一子“來我軍前效力，受我未了之恩”。
名爲效力，實爲人質，以迫使這些官員依附於自己。 更有甚者，年羹堯的屬下也有恃無恐，輕視百官。一次，年羹堯路過河南懷慶府，懷慶府官員身穿官服跪着向年的捕官回話，這位捕官竟安然接受。年羹堯的家人魏之耀，穿着朝服與布政使、提督、總兵等大吏同坐。魏之耀進京，文官得道旁作躬，武官得跪在道旁行禮，魏之耀乘轎而過，全不答理。 年羹堯與朝中大臣李紱、蔡珽不和日久，十分孤立。李紱任吏部右侍郎時，正趕上議敘造營房一事，其中就有年羹堯的兒子年富。吏部中趨炎附勢之人提出按軍前效力從優議敘，而李紱認爲違例，堅決不同意。年羹堯大怒並“痛詆九卿，切責吏部”。此外，年羹堯還多次中傷河南巡撫田文鏡等人。
雍正是如何處治年羹堯的
雍正做事從不墨守陳規，他常常告誡子臣：“不可行則變，因時而定，因人而定，因事而定”。這也同樣成爲雍正駕馭權臣的基本方略。正因爲如此，儘管年羹堯備受恩寵，但在其多行不義之後，也照樣受到了嚴厲處治。 對年羹堯的處治，雍正是分步進行的，基本做法是“欲擒故縱，先縱後懲”。先給年羹堯以無上的榮恩，使其職位一升再升，權力達到人臣頂峯，從而使年羹堯得志猖狂，露出把柄，以達“師出有名”而徹底剷除的目的。雍正二年冬，年羹堯從陝到京，雍正若無其事而又熱情地召見，並且稱讚他“公忠體國，不矜不伐”。“內外臣工當以爲法，朕實嘉重之至”。
然而，剛過了僅僅一個多月，雍正的態度就發生了逆轉。 首先，表示不滿。雍正親口對大臣們說：“年羹堯保舉人有誤，他保舉的廣西布政使劉廷琛，現已被罷免”。而針對當時京城盛傳“皇帝多是聽從於年羹堯”的謠言，雍正則駁斥道：“夫朕豈幼衝之君，必待年羹堯爲之指點?”“年羹堯之才爲大將軍、總督則有餘，安能具天子之聰明才智乎?” 雍正向直隸總督李維鈞透露：“近者年羹堯奏對事，朕甚疑其不純，有些弄巧攬權之景況”。“朕今既少疑年羹堯，明示卿朕意，卿知道了，當遠些，不必令覺，漸慚遠之好”。他告訴李維鈞：“年羹堯居心不純，你同他的密切關係是奉旨形成的，不必害怕驚慌，但要與年逐漸疏遠。” 雍正對湖廣總督楊宗仁說：“年羹堯何如人也?據爾所知，據實奏聞。‘純’一字可許之首?否耶?密之。” 他同時告誡四川巡撫王景灝：“你雖是被年推薦的，但也不要依附於他，必須清楚，朕並不是年羹堯所能左右的皇帝。” 安徽巡撫李成龍與年羹堯有通家之誼，雍正也暗示他：“近日年羹堯擅作威福，逆奸納賄，朕甚惡之。”雍正又告訴署涼州總兵宋可進：“年羹堯不喜爾，爾須加意防範，勿露破綻，被伊指摘。” 如此等等，得到雍正知照的官員很多，意思都是一樣的，就是要疏遠年羹堯。
有人看出了雍正的心思，建議趁年羹堯在京，不要放回陝西，以免放虎歸山，把他留在京城控制起來。但雍正認爲當時條件還不太成熟，於是就把年羹堯放回了陝西軍營。 其次，公開指責。雍正作好了向年羹堯公開問罪的準備，並蓄勢待發。年羹堯本人也有所警覺，在離京後給雍正的奏摺中，誠惶誠恐地說道：“奔走御座之前三十餘日，毫無裨益於高深，只自增其謬。近己擬心，惶汗交集。”一副大禍臨頭之相。 雍正並沒有因此而心慈手軟，在給年羹堯的回奏上寫了一段寓意深刻而又相當嚴肅的話：“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爲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至返恩爲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爾等功臣，一賴人主防微杜漸，不令至於危地;二在爾等相時見機，不肯蹈其險轍;三須大小臣工避嫌遠疑，不送爾等至於絕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樞要在爾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
關於對清朝康雍乾三帝加強皇權該作如何評價，學術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認爲有一點是應當肯定的。這就是，康雍乾三帝總結了中國曆代特別是明代覆亡的教訓，懂得治理好國家除了必須全國政令一統於君主，推行勤政務實的政風外，皇帝還必須親自了解下情。像康雍乾三帝這樣重視對地方下情的瞭解，在歷代帝王中可以說是僅見的。這種政風大大減少了治政中的失誤，避免了可能產生的社會矛盾和動亂，有利於多民族國家的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由此出現了我國曆史上爲時最長的太平安定時期——“康乾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