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山東濰坊地下水疑遭排污”的消息，迫使水利、環保和國家發改委三部委高官在“兩會”期間出面答疑，中國地下水的安全問題也就此浮出水面。相比被不斷曝光的江河等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的嚴重程度和治理困難拉響了更嚴峻的警報。
在中國，有六成人口是以地下水作爲飲用水水源，農村一些地區甚至直接飲用地下水，而地下水一旦被污染，由於其流動緩慢且具有隱蔽性和延時性，沒有技術能夠徹底清污，生態破壞更是不可逆轉。
目前，農村約有3.6億人喝不上符合標準的飲用水，近20％的城市集中式地下水水源水質劣於Ⅲ類，不適宜作爲生活飲用水源。被公開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地下水中檢出率較高的有氯仿、甲苯、四氯乙烯、苯並芘、氯苯、苯等，這些物質都會對人體粘膜產生刺激，其中，苯被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確認爲致癌物。
從國際經驗來看，地下水的治理難度、成本和週期遠遠超過大氣和地表水，且水質還無法完全恢復，因此，控污十分緊迫。美國上世紀80年代出臺的《超級基金法案》確立了“污染者付費原則”，使惡劣的地下水染事故銷聲匿跡。中國長期以來對污染責任人處罰、追責過輕，客觀上起到了縱容的反作用，從立法與執法入手，切斷地下水的污染源，嚴防新的污染物進入地下水，是迫切且理性的選擇。
——編者
像河南平頂山東王營村的其他村民一樣，李資（化名）家也是靠井水爲生。院裏的壓水井有30多米深，但打上來的水依然泛着渾濁的黃色，數百米之外，就是河南平頂山市生產醫用製品的重點企業聖光集團的生產基地。
廠區東牆外，也有兩口井，一根紅色管道將牆內五色混雜的生產廢水直接輸送到井中，雜草與零亂的垃圾雖然掩蓋了井口與管道，但濃烈的化學品氣味依舊瀰漫在空氣中。
這兩口井距東王營村只有百米之遙。5公里內，還居住着鄭營村、肖營村、北村、東村等十多個村莊的上萬人，這些人都靠打井取地下水爲生。廠區正南方不足4公里處，則是白龜山水庫，它被列爲城市飲用水水源地一級保護區，是平頂山市近110萬城區居民用水的水源地。#p#分頁標題#e#
地下警報
2013年3月7日，一位聖光集團內部人士向《財經》記者承認，“沒有專門的污水處理廠”。“從建廠到現在，一直是這樣排污水。”李資和東王營村一些村民們說，“喝這水拉肚子，水裏有說不清的化學品味。”村民多次上訪，但至今沒有得到政府部門的水質化驗結果。
現場可以看到，兩口排污滲井，一深一淺，中間由一根暗管相連。河南省地質調查院水環地調中心主任閆震鵬分析，污水如直排到中深層的地下水，就會快速擴散，污染面可以擴散到很大區域。
聖光集團是年產值達50億元的河南省重點企業，主要生產注射器、輸液器等醫用製品，其官網稱輸注類產品產能居全球第一，銷往全國30多個省市並出口東南亞、歐洲等40多個國家。但大量生產醫用製品的工業廢水每天亦如注射器一般直灌地下，這種排污方式，對地下水污染的嚴重性難以估算。
此前媒體不斷曝光由工業廢水或生活垃圾造成的江河等地表水污染，然而，地下水污染的嚴重程度和治理困難已然拉響了更嚴峻的警報。
與地表水呈現動態循環、更新週期短相比，地下水屬於循環更新週期長的靜態水。這意味着，一旦地下水被污染，其自淨能力更差，污染狀況存在時間更長，污染物及其危害基本無法治理。且污水深藏於地下，很難探知它在地下的反應速度、流向、氧化過程，是否會滲透、泄漏，也無從得知。
因此，中國法律嚴禁將污水直排地下。《水污染防治法》第35條明確規定，禁止利用滲井、滲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和傾倒有害廢水、污水和其他廢棄物。
遺憾的是，像許多形同虛設的法律一樣，《水污染防治法》第76條僅規定，企業的上述行爲，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爲，限期採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處以罰款；逾期不採取治理措施的，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單位代爲治理，所需費用由違法者承擔。現實情況就演變成大多數時候罰款了事。
造成地下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工業廢水、生活污水的任意排放或灌溉，其他污染源還包括農藥化肥、廢渣等。
一位河南省環保廳人士告訴《財經》記者，向地下非法排污的企業一般有兩種情況：一是離地表河流較遠，不便直排污水；另外一種是自身無法滿足環保要求，又從污水處理的成本考慮，最終選擇向地下排污。
企業通過滲坑或滲井排污地下並非聖光集團獨家，各地都有。2011年5月，新華社等媒體報道，河北省元氏縣數十個化工廠，將含有化學污染物的污水通過滲坑直排，造成地下水污染，上萬羣衆十年來被迫買水生活。而目前發現企業的“地下行動”已經升級，華北地區一些企業甚至動用高壓泵將大量污染直接灌注地下。
國內地下水的真實狀況到底如何，是一幅輪廓模糊的地圖。即便環保部、國土部也缺乏翔實的材料，以證實星羅棋佈的大小企業幾十年來偷排或向地下直排污水的情況。被曝光的地下水污染情況，多是如聖光集團般星星點點的局部事件。
迄今爲止，由中國地質調查局繪製的《中國地下水污染狀況圖》，只粗略地反映了幾大區域的地下水質量狀況，以及不同地區的污染組成差別。比如，東北地區由於重工業和油田較爲密集，地下水污染嚴重；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這類城市及工礦發達的地區，淺層地下水污染普遍；華北地區地下水不僅污染普遍，且仍呈加重趨勢。相比而言，東南地區和西北地區地下水，受人類活動影響相對較小，污染相對較輕。
不過，一些機構進行的局部調查足以讓地下水污染的嚴重狀況浮上水面。#p#分頁標題#e#
河南周口市沈丘縣擁有全國聞名的多個癌症高發村。這個縣臨近淮河最大支流——沙潁河，但全縣居民日常用水都要依靠地下水。溯沙潁河而上，至平頂山市新華路大橋下，色如墨汁、狀如醬油的污水，從岸邊的城市排污管和地下井中肆無忌憚地噴涌，瞬間融入這座城市唯一的內河——湛河。而後，污水沿着河牀在10多公里外匯入沙潁河，最終奔向淮河下游的漯河、周口兩市以及安徽、江蘇等的平原地區。
一羣正在橋下打牌的市民說，污水如此排放已達20年。
即使企業僅排污於地表，但由於地表水與地下水互相滲透、連通，隨着時間積累，巨量的污染物逐漸下滲，透入更深層。2005年環保部門就調查發現，當地50米深的地下水已經不能飲用。沈丘縣環保局一位官員告訴《財經》記者，歷經七八年後，受污染的地下水更深了。沈丘縣一些村莊的深井已打到地下過百米，水質還是不合格。
作爲淮河的最大支流，沙潁河的污染物幾乎佔到淮河干流污染物的一半。歷年來，沙穎河一直是淮河治污的重中之重，沿岸不少小型污染企業被兼併、關停，但在關關停停的事件演變中，排污總量並沒得到有效控制。
從上游以煤炭、鋼鐵、化工、製藥等爲主要產業佈局的平頂山，到以食品加工、造紙、皮革爲產業龍頭的漯河市，再到因味精化工廠而聞名的項城市，“從沙潁河上游到下游，污染物一路添加，可謂淮河十年治污一場夢”。環保組織“淮河衛士”負責人霍岱珊說。
沿沙穎河流域的多地環保部門向《財經》記者表示，污染形勢沒有減緩，正在擴容之中的上游工業園區，還將給地表水、地下水防控帶來新的難度。
地處沙潁河上游的平頂山市葉縣龔店鄉，將要沿河新建一座工業產業園區。葉縣前棠村、後棠村的村民們說，按規劃，佔地數千畝的產業園區將向東一直延伸，還要容納節莊、常李、竹園等村莊。而“這些地方現有的飲用水都沒有達標。已經喝着不安全的水，還要新建化工產業園，周邊的居民算是倒黴了。”一位村民說。
平頂山市總人口約500萬，其中農村人口390多萬。該市水利局人士透露，目前只有47％的農村人口能通過集中供水吃到深井水，而剩餘近200萬人依靠自打的手壓水井，只能抽取淺層地下水，“一旦地下水污染，村民的生命健康將受到很大影響”。
事實上，沙潁河兩岸多個地區癌症高發，但由於水源污染普遍，一些地區民衆明知“有毒”，不得不繼續飲用。
城市不能倖免
中國60％的人口是以地下水作爲飲用水水源。目前農村約有3.6億人喝不上符合標準的飲用水，農村地下水污染情況嚴重，與近年高污染、高排放的企業從城市轉向農村密切相關。但這並不意味着城市人羣就可以倖免。
國土部2005年對全國195個城市監測結果表明，97％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污染，40％的城市地下水污染趨勢加重。
根據《全國城市飲用水安全保障規劃（2006-2020年）》，全國近20％的城市集中式地下水水源水質劣於Ⅲ類，即不適宜作爲生活飲用水源地。部分城市飲用水水源水質甚至出現了致癌、致畸、致突變污染指標。
城區居民通常不被認爲是受地下水污染影響的主要羣體，是因爲一方面城區對地下水的使用盡可能嚴控，首要選擇水庫等地表水作爲水源；另一方面城市供水檢測、處理等相對嚴格。
然而，城市化的加速發展，使市政管網建設未必跟得上城市擴張的腳步。#p#分頁標題#e#
聖光集團就位於平頂山市政府所在的新區，由於舊城區的污水管網沒有鋪設銜接過來，而新區也沒有污水處理廠，周邊就近又沒有河流，因此該集團就利用滲井直排污水。
《財經》記者調查發現，即使在北京，主城區之外的一些地段，比如東五環路外的管莊鄉，東一時區、防腐廠小區等居民區近十年來都是小區自採地下水，業主們因水質問題一直向物業公司、居委會以及衛生、環保部門反映，但始終未能和市政用水管道聯網。東一時區小區所處地塊是原鐵道部下屬的枕木防腐廠，多種化學品在此使用數十年，抽檢的土壤與地下水中含有致癌物。該小區自打井的水源正是取自污染場地內數百米深層的地下水。
像城市加油站之類典型污染場地的地下水，污染情況更爲嚴重。天津環境監測中心曾對天津部分加油站調查顯示，大部分地下水樣品中總石油烴檢出率爲85.4％，石油烴中含有致癌物質芳香烴。像北京、天津、石家莊這樣的大城市，加油站分佈密集，而一旦地下水被污染，就可能擴散，造成更大面積的污染。
環保部、水利部和國土部對全國城市地下水污染趨勢的分析結論是：衆多中小型城市存在着廣泛分佈的污水滲坑和滲井，導致地下水硝酸鹽、氯化物和有機物污染，污染程度和麪積逐年增大；由點狀、條塊狀向面擴散，從局部向區域擴散，由淺層向深層滲透，由城市向周邊蔓延。
2013年春節期間，“山東濰坊地下水疑遭排污”事件引發社會各界關注，在全國“兩會”上，水利部部長陳雷稱“地下水污染已經引起了高度重視”；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指出，“不排除現在地下水有污染進一步加重的趨勢”；而環保部部長周生賢也表示，目前已經出臺治理規劃，但因種種原因，“包括現在調查的情況有些還不確切、有些調查方法還需要調整、有些地方還需要補充調查”。
與不斷加劇的地下水污染相比，地下水的治理卻處於起步階段。從國際經驗來看，一旦遭受污染，作爲水源的地下水沒有治理技術和方法能夠徹底清污，即使改善，所需的成本和時間也超乎想象。而在國內，全國地下水的監測、評價材料甚至都殘缺不全，水利、環保、國土等幾個部門的數據和技術至今不能共享。2013年3月8日，環保部才發佈獲國務院批准的《華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提出到2015年初步建立華北平原地下水質量和污染源監測網。
2005年，國土部曾牽頭啓動“全國地下水污染調查評價項目”，截至2011年底，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華北平原、淮河流域和下遼河平原等地區都已完成調查。然而，參與此次調查的國土資源部人士表示，出於多種因素考量，完整的調查數據無法披露。
2013年2月25日，黃樂平、韓世春、葉明欣三位北京律師依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通過電子郵件和EMS快遞，向國土資源部申請公開2011年全國200個城市地下水水質監測的詳細結果。一個月後他們收到了國土資源部的書面回覆，其中包括厚達400頁的水質報表。
中國環境科學院研究員趙章元受邀仔細研究了這些報表，他向《財經》記者表示報表有很多不足，最爲突出的問題是：第一，關於受污染或者檢測指標超標的水質，究竟是淺層地下水還是深層水，報表中沒有隻字提及，因此影響範圍和深度不明。第二，這些報表都僅是針對城市的地下水監測，沒有覆蓋到目前污染尤爲嚴重、覆蓋人羣更多的廣大農村地區。另外，從檢測指標上，報表顯示，主要以無機物爲主，比如氨氮、硝酸鹽、亞硝酸鹽等，而目前地下水的重點污染物——有機物基本沒有涉及，比如石油烴、芳香烴等都沒有監測。
此外，一些必檢項目，在很多城市的報表中缺漏項較多。比如衡量水污染的重要常規指標大腸菌羣以及細菌總數等，在報表中均未呈現。而鉛等重金屬指標在北京的監測點中空缺，36項指標中，有11項空缺。
這份報告的統計結論爲，全國200個城市的地下水水質監測結果，較差和極差的水質監測點比例爲55％，較輕污染的佔40％。
對此，趙章元表示，十年前（2001年）針對118個城市的調查數據，只有少數業內人掌握，當時以上兩個數據分別是64％、33％。這十年之中，因爲修復技術的複雜性與難度，以及並沒有實質修復和治理工程，從全國整體趨勢來看，污染源不僅沒有得到控制，相反還在持續加劇。但最近的檢測結果顯示，水質反而變得好轉了？這是解釋不清的矛盾。
趙章元仔細研究後認爲，這次反饋的監測點報表上沒有提供合理的解釋，而相關部門對重點指標的缺漏等問題，使這份調查的結論不具說服力。
監測懵懂未覺
事實上，環保、水利和國土等部門都曾開展過地下水調查，但調查面積僅佔全國國土面積中的極小部分。至今，“對地下水整體情況只知道個大概”。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政協委員、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如是說。
自2011年起，由環保部牽頭，聯合國土部、水利部、財政部正式啓動的“全國地下水基礎環境狀況調查評估”（下稱“地下水基礎調查”），是首次對地下水較全面的調查。除了開發利用方面，還涉及危險廢物堆存場、垃圾填埋場、礦山開採區、石油化工區、工業園區等重點區域的地下水的調查評估。按照計劃，到2012年12月底，北京、山東、貴州及海南的試點工作完成。2013年起，全面啓動調查評估工作。
然而，《財經》記者從陝西、河南、河北等地瞭解到，該工程至今還未實質性啓動。“我們都在配合環保部的工作，但目前沒有接到環保部的通知到底該怎麼做。”一位河南省環保廳人士說。
環保部門對地下水狀況掌握甚少，茫然無措。主要原因是，環保、水利、國土三部門對地下水皆有管轄權。國土部下屬的中國地質調查局，最具地下水方面勘查、監測、鑽探和鑿井的專業技術實力，也是以往國內地下水普查的核心技術骨幹；水利部門則承擔了龐大的農村飲水安全工程項目，工程經驗豐富；反而是主導此次最新普查的環保部，並沒有足夠的監測能力。雖然國務院1998年的“三定方案”明確職能劃分，但這幾個部門的職能未能截然分開，且彼此信息交流不暢。
“國土部門的地質調查數據通常很難要到。”上述河南省環保廳人士稱，“當然，我們掌握的一些數據也不會輕易對外提供。”#p#分頁標題#e#
而現實的用水需求，使許多地方在尚未摸清底細時就超采地下水，尤其是各地的地下深井，在打井鑽探時基本不會科學選址和地勘論證，通常採取就近取水的原則，四處鑿井。“這造成的結果是水文地質參數不清，資源量不清，同樣給地下水普查增加了難度。”河南省地質調查院水環地調中心主任閆震鵬說。
建於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地下水監測網，目前有2萬多個監測點，能夠正常運轉的只佔三分之一。監測範圍僅爲國土面積的10.2％，這與中國地下水資源開發利用的現狀嚴重脫節。
一些公開發表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地下水中檢出率較高的有氯仿、甲苯、四氯乙烯、苯並芘、氯苯、苯等。這些物質都會對人體粘膜產生刺激，長期接觸會引起頭暈、噁心等症狀。其中，苯已經被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確認爲致癌物。
而像四氯乙烯這類不溶於水、且密度比水大的污染物，一旦出現在地下水中，基本無法清除。“它們會向下運動，直達水體底部的隔水層。”美國優斯集團（URS）地下水資源工程師張傳綿說。
地下水看不見、摸不着，治理難度遠大於空氣治理，投入也更高。
美國也曾經面臨社會發展帶來的地下水污染問題，在1980年頒佈的著名的《超級基金法案》中，就附有污染場地名錄，收集了應優先防控的污染嚴重的場地。
中國科學院大學水系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明玉介紹，修復一個黑名單上的污染場地，需對土壤和地下水同步治理，平均費用是3000萬美元。未來30年，清理美國污染場地的費用估計高達1萬億美元。
張傳綿對此體會深刻，她參與了一個約10公里長、4公里寬的污染場地治理項目。從20世紀80年代末，就開始做調查，打井取樣，分析數據，直到2000年才建立模型，模擬出地下的污染情況。隨後提出可行性方案，並不斷優化治理方案。直到2013年，治理措施才啓動。“從調查到上馬30年，治理還需要至少30年。”
目前，國內對地下水中的有機物監測還懵懂未覺。地下水水質監測參照的是1993年頒佈的《地下水質量標準》，檢測項目仍以無機物爲主，而近年來有機物污染已呈上升趨勢。大部分有機物難溶於水，其中一些密度比水大的污染物異常頑固，不但難以清理，而且總是會往深層滲透，黏附在土壤介質上就很難分離，且會持續緩慢釋放，最終成爲永久污染源。
與大氣和地表水污染不同，地下水流動非常緩慢，受污染後常常數年乃至數十年不爲人所知，具有隱蔽性和延時性。一旦發現污染，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就難以逆轉。即使開展較早的美國，也只能做到把主要污染物去除掉，無法百分百地恢復地下水水質。
張傳綿參與的另一個地下水修復項目，花費1300萬美元，只取出了60％的污染物，剩下的只能依靠控制，把污染物圍住，不讓其往下游走。
超級法案的力量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何悅等人建議，儘快出臺相關立法，目的是對水污染者課以刑罰，並處以高額罰款。長期以來，國內對污染責任人處罰、追責過輕，客觀上起到了縱容的反作用。
從環境保護角度講，當成本、時間、疾病無法控制時，避免污染的最佳手段就是防控，即切斷地下水的污染源，嚴防新的污染物進入地下水。被稱道的美國《超級基金法案》主要就是確立了“污染者付費原則”。
張傳綿認爲，美國環保局（EPA）在推動美國地下水治理方面功不可沒。它直屬於聯邦政府，不受州政府影響，握有實權，可對包括國防部、能源部等在內的任何機構開罰單。
重要的是，EPA的追溯權力沒有時限，且無需花費精力認定具體污染責任——當面對多個污染責任方糾纏不清時，可向任何一方提起全額賠償要求，然後由此責任方自行通過法律程序向其他潛在責任方追討治理費用。
比如，路易斯安那州環境質量局和EPA發現，該州皮卡尤恩城戴維斯街上，一家經營多年的木材加工廠使用的木榴油滲入了地下，對淺層地下水構成污染。因此，EPA將此地列入超級基金，並計劃投資500萬美元治理。但是，這個數目不足以完成污染治理工作。而原木材加工廠早已在1999年停業，被另一家木材加工公司收購，因此，這家收購公司不得不和州政府一同分擔剩餘的污染治理工作。
此外，美國還採取了劃定安全的調查區、嚴格的選址標準、建設要求等風險防範措施。1974年以前，美國也曾經出現過由地下灌注項目引起的環境污染事故，因此，1974年美國國會頒佈《安全飲用水法案》要求EPA制定法規保護飲用含水層。1980年EPA頒佈了《地下灌注控制》法規（UIC）；1984年美國國會頒佈的危險固體廢物修正案對地下灌注提出了“無轉移”要求。各州亦採用了更嚴格的法規，確保地下灌注活動的安全。自此，由地下灌注引起的嚴重的環境污染事故在美國沒有再發生過。
中國雖然在相關法律、法規、規章中，都包含了一些地下水資源保護的有關規定。但由於規定不細緻，可操作性不強，難以明確法律責任。
立法一說，呼籲多年。早在2003年，趙章元等專家呼籲的地下水污染調查及立法事項，已得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的批示。2007年，九三學社也在政協會議上提交了《關於加強我國地下水資源保護的提案》，建議國家制定專門的地下水資源保護法規，即《地下水資源保護條例》，通過法律或其他方式授權，使其調整範圍涵蓋與地下水有關的各種人類活動，但至今立法無果。
3月8日，水利部副部長李國英表示，對於地下水污染，水利部正開展立法前期調研，下一步將加快推動立法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