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佑安醫院的護士在爲艾滋病人張樹桓（化名）打針的左胳膊捆上塑料袋方便他洗澡。張樹桓發病後高燒不退。
28歲的張樹桓（化名）得知感染艾滋病後，爸爸說他“活該”並掛斷電話，女友也和他分手。現在，身無分文的張樹桓躺在佑安醫院，半個月來，每天高燒。
儘管北京市衛生局已爲他協調到免費的抗病毒治療藥物和原本只爲京籍感染者提供的6000元治療補貼，可是，佑安醫院感染科副主任汪雯說，目前，他面臨的關鍵問題是“找到發病原因，退燒”，只有病情平穩，才能用免費抗病毒藥。防艾志願者組織認爲，應儘快建立感染者關懷體系、設貧困艾滋病人救助基金，才能更有效地幫助艾滋病人度過危險。
貧困病人救命錢無着落
肖冬是北京民間同志防艾社團“你好，志願者”的負責人，上週，他輾轉聯繫到佑安醫院破格收治張樹桓，並自掏3000元錢爲張樹桓交住院押金。隨後，肖冬爲張樹桓尚無着落的數萬元醫療費奔走，呼籲網友幫忙。截至昨晚，肖冬只募集到5200元，大部分來自艾滋病感染者和高危人羣的互助。
從去年7月至今，肖冬已接到5位急性發病的感染者求助。“我可以幫他們聯繫醫院，但面對4萬至10萬醫療費，只能一次募捐，誰也不知道他們是否能等到救命錢。”去年8月，在京打工的感染者小楊生命垂危。雖然，志願者爲他籌到10萬元，卻最終搶救無效。
感染者不知該向誰求助
除了很多艾滋病感染者身處社會邊緣，經濟狀況差，無北京戶籍無醫療保障之外，感染後，缺乏對身體的瞭解是導致突然發病，又無錢治療的主要原因。
汪雯介紹，如果張樹桓在獲知感染後，早點監測身體情況，及時向政府申請服用抗病毒藥，就不會急性發病，高燒不退。
肖冬坦言，目前，艾滋病的檢測設在疾控中心，而感染者和病人的治療設在傳染病醫院，兩者的信息不暢通。很多感染者只是從諮詢檢測門診拿到HIV陽性的報告，但缺乏後續的關懷和指導，不知道以後去哪檢查，不知何時服藥，也不知出現異常時去哪獲得幫助和治療。
肖東說：“僅告知他們後續檢測的地點和時間，沒有追蹤關懷和幫助，多數感染者很少主動檢查，甚至在感染後迴避體檢，怕遭歧視。”肖冬去開展防艾宣傳的酒吧和其他娛樂場所，經常看到一些感染者仍在“夜夜笙歌”。而按照艾滋病的傳播規律，一個感染者不自我保護，很可能把感染風險傳播給他人。
■ 建議
儘快建立感染者關懷體系
佑安醫院感染科病房樓裏的愛心家園，是多年來一直爲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提供關懷和幫助的志願者組織。這裏的負責人福燕是佑安醫院感染科護士長，她認爲，疾控部門和醫院應儘快聯手建立對感染者的系統關懷和生命指標評測體系，只有儘快幫助感染者獲得定期的健康指標評估，才能保障政府提供的藥物和福利能及時、有效地遏制感染者發展成病人。
設貧困艾滋病人救助基金
肖冬則希望成立針對幫助貧困艾滋病人度過危險期的救助基金。
“這是目前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肖冬說，目前，國內只有用於預防艾滋病宣傳的公益基金。肖冬爲之做過努力，但目前尚無進展。肖東所在的“你好，志願者”社團，和其他此類社團，目前只有志願防艾一項工作被社會和政府認可，尚不能在民政部門註冊，沒有法人，也無法開立賬號，更無法申請成立針對艾滋病人救助基金。
■ 說法
感染者“隱身”難跟蹤關懷
據瞭解，對檢測出的艾滋病如何進行後續關懷和管理，一直是衛生部門治艾工作面臨的挑戰。“爲了動員更多高危人羣自願檢測，目前北京的艾滋病檢測門診嚴格遵循保密原則，受檢者可匿名”，豐臺區疾控中心艾滋病自願諮詢檢測門診醫生說，這種匿名制，保護了檢測者的隱私，但也造成很多感染者的隱匿性，很多感染者在得知感染後，就換掉檢測時留下的手機號，“疾控部門很難再爲其開展後續的關懷和服務”。
北京市疾控中心相關負責人說，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流動性強，特別是外地戶籍在京的感染者，疾控部門很難掌握其姓名、居住地等信息，很難建立對他們的管理和關懷服務系統。
救助貧困病人需各界聯手
針對貧困艾滋病感染者發病後無錢治療的困境，市衛生局疾控處相關負責人介紹，目前，北京已逐漸突破戶籍限制，爲常住北京的外地戶籍貧困艾滋病病人爭取免費抗病毒藥物，甚至是一部分免費的治療。但對於外地戶籍，沒有醫療保險等基本社會保障的危重病人的應急救助體系，不僅是艾滋病人面臨的難題，更需要各部門和社會各界共同支持，探索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