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勢者的血，草芥般的命
在中國艾滋病流行的初期，被公示於衆的傳播情況主要包括：1、邊境地區因靜脈吸毒而導致的局部區域性播散；2、散在的來華人員及出國人員感染個案，主要爲性傳播途徑，也有部分是感染途徑不明的；3、血製品，主要是進口的第八因子，造成的血液病患者的感染，其中部分是兒童。以上情況，可以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疾病控制中心的相關報告。
到今天，河南省艾滋村的現狀已爲公衆所知。事件的披露是經歷諸多的波折，在海體媒體報道後纔在國內掀起了波瀾。一個村子裏，一週有七戶傳出哭聲，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事一樁接着一樁。艾滋病從感染到發病大約有七八年時間，或者更長，從發病到死亡也會有一兩年的時間。常識告訴我們，今天那些被歧視、掙扎在痛苦中的人們，他們在90年代的中期已經因賣血被HIV擊中。
10年的沉默，10年，整整10年，誰關心過他們？誰把他們的生命如同自己如同自己親友的生命那樣掛記過、對待過？血，一提到污染的血源，我們的專家我們的官員就沉默了，甚至還會有一次次的“闢謠”；披露真相的人，還會因“泄露國家機密”受到迫害。這是爲什麼爲什麼呢？！
剛開始接觸艾滋病問題的時候，我遇到專家的時候總是希望從他們嘴裏套出一句話：“你認爲中國現在有多少感染者？是怎麼分佈的？原因是什麼？”日子久了，我不再問這樣的話，我知道那是一句不可能有真實答案的話。因爲，不完全的估測，在90年代時有過非義務獻血的人大約在300萬以上。這部分人經常處於流動狀態。那時在河南、安微等地，非法的和那些管理不嚴格的辦過證的血站，常常是用東風車從一個村子裏拉人去血站，第二天早晨再送回來。更多的人則是被血頭“養”在一個地方，一月的採血次數女性都會在20次以上。在採血過程中，往往是採用單採槳的辦法。（注：抽出全血，爲生產血製品的需要，只要其中一部分成分，把血槳回輸。以節省生產成本。）混合和回輸設備一旦污染，這一批獻血員則無人能逃過劫難而感染丙肝、乙肝或艾滋病病毒。
在整個90年代中後期，我曾多次試圖跟蹤採訪血站和生物製品污染情況，但沒有一次成功過。那一幕幕情景，至今不願再去追憶。
記得在一次有關艾滋病和性問題的國際會議上，閉幕式前，我作了幾分鐘的即席發言，記得有幾句話是這樣講的：“我們專家提到艾滋爲什麼不說血的問題呢？講那麼多關懷那麼多倫理，有什麼用？我建議各位專家再開艾滋病會議前，臨行前看一下《大清炮隊》：災難將至，大臣們忙着遞摺子，最後的結果都是海水變成一片紅色……”這話激怒了一位專家，用半個小時的時間進行的“批判”，不外：艾滋病不是洋炮隊，現政府也不是大清之類。事後，我也反思，那位前輩也是無奈同時出於愛護之情善意提醒我吧。
爲了揭開血源污染的真實情況，1997年年底我終於得到了一個李姓獻血員家庭的線索。第一次得到他們兄弟在家的消息後，我馬上飛到山東。然後坐出租車趕到了200多公里的外李家，把車停在村外很遠的地方，步行進村，以免引起外人注意。但李家兄弟又“外出打工”了，我只見到了李老二的已感染HIV的媳婦、他們的孩子和家中的老人。由於有尚不知情的老人和鄰居在旁，爲了不給當事人帶來不便，我放棄了事先準備好的採訪計劃，沒問任何問題。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中第一次採訪失敗。幾個月後，我再赴山東，完成了那次採訪。
便是付出了鉅額差旅費的單位，表示“不願惹事”，沒有發表那篇稿件。“善意的提醒”也接踵而至，但我還是抱着最後的希望，把照片和原文複製一份交給我最好的朋友保管，把寫好的採訪報道交給了《某某週末》。編輯朋友最後告訴我：“都準備開機印了，接到電話了，文章發不出。”文中有一段話是這樣寫的：
僅僅是因爲窮，我們就顧不上關心生命的份量嗎？到底是因爲科學基礎的薄弱，還是因爲文化中缺少對生命意義的必要尊重，纔有了今天艾滋病在中國的大流行？這是十分痛苦的思考，因爲，的確存在這樣的事實：一個人，會僅僅因爲所處的社會地位的低下，就可能被剝奪健康地活下去的權利，就不得不認爲自己“命輕”、“命賤”，甚至不知道自己因何而死。生命的份量竟然是如此之輕！我也因此認識到，艾滋病的流行與控制，並不是簡單的醫學問題，而是涉及到文化、政治、經濟、教育等等的綜合社會問題。我一直盼着有那麼一天，血源污染的真實情況更清楚地展示出來，以使人們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