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英在看孩子發來的短信
提到艾滋病，好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什麼?是死亡陰影籠罩下的恐懼，還是艾滋病人絕望的眼神?是避而遠之的恐慌，還是事不關己的冷漠?對於艾滋病，好多人只是一味地盲目恐慌或抱有難以根除的偏見和歧視;而這種無知恰好是造成艾滋病迅速蔓延的因素之一，在第24個“世界艾滋病日” 來臨之際，本報記者走近艾滋病患者，通過與他(她)們的交流來深深體會同一片藍天下的不同命運，實地瞭解他(她)們在國家“四免一關懷”政策支持下、在全社會關愛下，生產生活的情況。
4年前，本報記者在“世界艾滋病日”之前趕赴我省天水某縣C鄉H村採訪了一位女艾滋病患者。她曾經萬念俱灰，將3個孩子送到孃家，準備永遠離開家鄉。然而，在政府“四免一關懷”等政策的幫助下，加之基層衛生疾控人員親人般的關懷與鼓勵，這位女艾滋病患者逐漸打消顧慮，堅強地面對生活。4年來，她一個人扛起了5口之家的家庭重擔。時隔4年之後，西部商報記者再次採訪了這位堅強、憨厚、勤勞的女艾滋病患者翠英(化名)。
開場
4年之後謹慎夜訪
據記者調查，儘管政府部門積極開展各種預防艾滋病的宣傳活動，但是，部分人還是談“艾”色變，唯恐避之不及，卻並不瞭解它。“消除歧視，正視艾滋病，關愛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我省一位資深防艾專家說。正因爲擔心引起別人對翠英的歧視，這次採訪依然在極其保密的情況下進行。
2011年11月24日晚9時許，位於天水市某縣大山深處的C鄉H村已經沉浸在深沉而寧靜的黑夜當中，忙碌了一天的村民們早已關門休息。和4年前截然不同的是，上山的村道已經由坑窪不平的土路變成了平整堅實的水泥路，儘管有“熟悉地形”的縣疾控中心性艾科的李醫生帶路，但是，黑暗中我們還是走錯了路。根據李醫生的電話預約，住在半山腰的翠英生怕採訪車在夜晚“貿然”進村引起周圍鄰居們的猜測，她在電話裏再三告誡李醫生，車子在靠近山頭的埂邊停下，她和丈夫沿着山間小道來迎接我們。
我們在半道上見了面，原本可以進行的寒暄被“取消”了，翠英夫婦握着手電筒走在前面帶路，記者和李醫生跟在後面。要到翠英家，必須經過村前的十多戶村民家，擔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我們都沒有說話，擡輕腳步從村民的院落前走過。儘管這樣，不知誰家的狗還是汪汪地叫個不停。夜色中，翠英家院子裏的路燈顯得特別明亮，“快進門，屋子裏暖和。真是麻煩你們了!”翠英說。
堅強
一人扛起5口之家
這間十多平方米大的土坯上房裏被整理得井井有條。記者發現，眼前的翠英看上去比4年前更加精神了，讓人根本不敢相信她是一位艾滋病人，只是繁重的勞動使得她的雙手結滿了厚厚的老繭。而一旁的丈夫因爲長期患病，身體顯得很虛弱。“明早，我就要送娃他爸去市裏看病，他的病不能再拖了。”翠英說。記者瞭解到，翠英的3個孩子目前都已長大成人，爲了減輕家裏負擔，3個孩子都在外面打工掙錢。
提起這幾年來的艱辛歲月，翠英的丈夫心裏充滿愧疚與感動。“我的心臟不好，還有糖尿病等其他病，家裏的重活幹不了，裏裏外外都是娃他媽一個人操持。”翠英的丈夫說道。據翠英介紹，從2003年年底她被檢測出艾滋病病毒以來，他們家就陷入了“不幸”當中。她和丈夫根本無法接受這一現實：在別人面前怎麼擡起頭?3個尚未長大的孩子怎麼辦?他們以後長大了還能和其他孩子一樣結婚嗎?賴以生存的村莊還能住下去嗎，井裏的水還能讓他們一家人吃嗎?生怕別人說三道四，3個非常好學的孩子不得不放棄學業，先後離開村子到外地打工。
翠英說，這輩子她最感激的是縣疾控中心和鄉衛生院的3位恩人。要不是3位醫生像親人一樣關懷她、鼓勵她，這個家不知道會是個什麼樣子?當時爲了保密，縣疾控中心將她的日常治療破格劃到了鄰鄉衛生院，逢集日去衛生院領取抗病毒治療藥物，而且，疾控中心的醫生都是夜晚到家裏來詢問她的病情變化。爲了消除他們心中的顧慮，疾控中心的醫生在她家裏一起吃飯。正是因爲疾控中心的醫生多次上門開導、鼓勵她，她才從恐懼、絕望中走出來。
縣疾控中心性艾科的李醫生告訴記者，翠英的家境貧寒，當時3個孩子都小，丈夫還一直有病。家裏的農活都由她一個人幹。這幾年來翠英家不僅養了十多頭牛，而且還栽種了5畝蘋果樹。加上地裏的農活，翠英一個人每天起早貪黑，一個人扛起沉重的家庭重擔。尤其是去年以來，丈夫的病情日趨嚴重，多次暈倒。爲了給丈夫治病，最近，翠英將牛全部賣掉，又賣了糧食爲丈夫籌集治病費用。
真相
爲了生活賣血染病
提起她感染艾滋病的經過，堅強的翠英在向記者訴說的時候，忍不住潸然淚下。1986年翠英和丈夫結婚，因爲丈夫的兄弟較多，原本貧困的生活因爲分家而越發拮据。1990年他們的第3個小孩出生了。翠英爲了減輕身體單薄的丈夫的負擔，儘管丈夫不同意，但是她決心跟着別人一道偷着賣血。
“娃他爸身體不好，從身體裏抽血誰能情願，爲了3個娃娃不捱餓，我第一次抽血500毫升，血站給了我45塊錢。一下能掙45塊錢，當時雖然覺得賣血不光彩，但是這些錢不能不要呀?”翠英告訴記者。就這樣，翠英在5年的時間裏，賣了20多次血。原來當時血站主要是單採血漿，他們從賣血者身上抽血漿後，經過離心設備的處置，使得血漿和紅細胞等分離，然後血站再將紅細胞輸回賣血者體內。雖然賣血者體內的紅細胞並不減少，但是他們卻付出了一個改變個人乃至家庭命運的代價——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2003年11月，該縣對既往賣血農民進行了拉網式的艾滋病病毒檢測，經過縣疾控部門的篩查檢測，翠英被查出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這一結果，對於翠英和她的家庭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夫妻兩人整整大哭一天。她想到了死，但是，3個孩子怎麼辦?留在村子裏，她根本承受不了全村人的歧視和風言風語。2004年大年初二，她把3個孩子全部帶到了孃家，翠英和丈夫準備永遠離開家鄉。
“我不怕死，我死了解決不了啥問題呀，我娃娃們還小，如果讓別人知道他們的媽得了艾滋病，以後娃娃們還怎麼活人哩?”她把3個孩子託付給孃家，變賣農具和家畜，出租土地。兩人到外出打工，在這期間丈夫因爲過度擔心和驚恐得了心臟病。
希望
在關愛下勇敢生活
據縣疾控中心性艾科李醫生介紹，目前，該縣存活的8位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中，大部分都和翠英一樣因爲以前家庭貧困賣血才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當時，經過聯繫，縣衛生局、疾控中心的領導在電話中向翠英講述了黨和政府對預防艾滋病的許多優惠政策，並且承諾絕對爲艾滋病人及家屬保密。帶着一絲希望，2004年6月，翠英夫婦回到了故土。
在醫務人員的啓發和引導下，翠英開始考慮怎樣配合醫務人員與病魔抗爭，怎樣開展生產自救用自己的雙手努力地生活下去。當疾控中心的醫務人員與翠英一起同桌共進晚餐之後，翠英頓時打消了今後與家人在一口鍋裏吃飯是否會傳染艾滋病的疑慮。從此，籠罩在翠英心頭的陰雲終於徹底散去。
“疾控中心和鄉衛生院的3位醫生就是我的救命恩人，積壓在我心裏的委屈只能向他們訴說，也只有他們纔像親人一樣勸我想開些，勸我勇敢面對生活。”翠英說。國家的“四免一關懷”等政策實施後，從2004年10月開始，翠英家每月領到100元的補助，而且扶貧辦、農業等部門積極採取幫助措施，翠英將政府補助的錢積攢起來，再從銀行貸款，開始養牛和栽植果樹。縣疾控中心的李醫生告訴記者，翠英的治療非常規範，她已經很自覺地按照要求服用抗病毒藥物，她的身體狀況很好。
11月24日晚11時40分許，就在記者採訪即將結束時，翠英還給記者看了遠在上海打工的小兒子給她發來的手機短信：“媽，你和爸爸還好嗎?你們不用擔心我，你和爸爸多注意身體，你把家裏的銀行卡號發過來，過幾天我給家裏打錢……”翠英告訴記者：“我能堅持活到今天是黨和政府關懷的結果，是疾控中心‘親人們’關愛的結果。現在我真的不怕艾滋病了，只希望娃他爸身體早日康復，希望我的3個娃娃都能好好地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