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
綏遠戰役是日本侵華戰爭的一部分，也是他們所謂“滿蒙計劃”的一部分，所以綏遠戰役的打響是必然的。日本進攻綏遠之前其實已經做過不少戰備，這其中還包括對傅作義的收買，但顯然沒有成功。當時蔣介石的對日政策已經發生了轉變，所以國民黨在此戰之前也有較爲積極充分的戰備。
日本侵綏的戰備
侵佔中國的內蒙古，是日本侵略者“滿蒙計劃”的一部分。日本自1933年侵佔熱河和冀東之後就計劃建立一個類似僞滿洲國的“蒙古國”。爲此，日本將實現該目標分爲三步：第一步佔領蒙東。從九一八事變到侵佔熱河，這一步已經實現。第二步是利用內蒙古民族分裂主義者和上層統治勢力，如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等製造“內蒙古自治運動”。自日本佔領蒙東地區之後，就加緊實施這一步。第三步，在此基礎上侵佔察哈爾、綏遠兩省，建立一個名爲“蒙古大元帝國”或“大元共和國”的傀儡政府。
日本侵佔綏遠，必須先佔領察哈爾。1935年初，日本製造了察東事件。19356月，日本企圖通過簽訂秦土協定強迫中國軍隊從察東撤出。1935年7月25日，關東軍制定了《對內蒙措施要領》的絕密文件，決定了“擴大和加強內蒙古的親日滿區域，隨着華北的進展，而使內蒙脫離中央而獨立”的方針。1935冬，日軍藉口張北事件，指使僞軍李守信部佔領了察北六縣和察東八旗，又在1936年2月1日成立了僞“察哈爾盟公署”。日本在察哈爾得手之後，便把侵略的矛頭指向了綏遠。
綏遠在內蒙西部，北接外蒙古，南界晉、陝兩省，東臨察哈爾，西接寧夏、甘肅。控制了綏遠，就構成了對華北、西北的包圍態勢，就獲得侵入華北、西北的理想通道。“從東北經察綏，西至寧夏新甘，造成封鎖中國，隔絕中俄的陣線，是某(日)方最近一二年來努力的目標”。日本通過1936年5月建立的僞“蒙古軍政府”，控制了察北和察東地區，直接威脅着平綏鐵路和晉北的大同及綏遠的包頭。
爲了侵佔綏遠，日關東軍的《對內蒙措施要領》規定了從政治上對綏遠省的傅作義進行收買的政策;如果收買難以實現時，就抓住有利時機，把他(傅作義)打倒，驅逐到山西省內。接着，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徵四郎、參謀田中隆吉、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北平特務機關長鬆室孝良、太原特務機關長和知鷹二等人紛紛躥到歸綏(今呼和浩特市)，對傅作義威脅利誘，進行策反，聲稱傅若不與日本“攜手合作”，日本則支持德王以“武力解決”。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義的拒絕。於是關東軍決定發動對綏遠的武裝進攻。
1936年5月12日，在日本關東軍的操縱下，在化德成立了傀儡政權——蒙古軍政府。由日軍供給軍費、武器，在各機關、軍隊中配備了由日本人充任的顧問、指導官、教官。僞蒙古軍共編成2個軍、9個師，總人數在1萬人以上。第1軍軍長李守信，轄第1、第2、第3、第4師和炮兵團等，駐張北地區;第2軍軍長由德王兼任，轄第5、第6、第7、第8師和炮兵團等，駐化德。第9師爲警衛師。原在綏西五原、臨河一帶活動的土匪頭子王英也糾集了綏遠一帶的土匪遊雜部隊，拼湊成立了“大漢義軍”，以王英爲總司令，下轄4個旅，總人數達6000人以上，駐尚義、商都。
1936年10月，關東軍制定了侵綏計劃。關東軍參謀田中隆吉接任駐化德特務機關長，直接指揮僞軍行動。11月5日，田中隆吉召集德王、李守信、王英等佈置攻綏計劃。決定兵分三路：李守信第1軍部署於綏東興和一帶爲左翼;德王第2軍部署於綏北土木爾臺以北地帶，並以僞蒙軍第7師進駐百靈廟(今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爲右翼;以王英軍爲主力，進攻紅格爾圖和土城子。計劃先奪紅格爾圖，然後李守信和德王部從百靈廟和興和同時出動，會同王英部一舉攻佔歸綏市，再分兵進佔綏東集寧和綏西包頭及河套地區。
會後王英率部離開商都向西移動;李守信率第1軍從張北移至商都，作爲第二線;德王的第2軍主力佈置在尚義、化德一帶，爲後援，其第7師繞經後草地進駐百靈廟，爲北線作戰的主力。僞軍總兵力在1.5萬人以上。其目的是以商都和百靈廟爲據點，對傅作義部取外線包圍態勢，以便南襲歸綏，西攻包頭、固陽，東攫集寧，迫使綏遠守軍退回山西。同月中旬，僞蒙軍1萬餘人和王英的“大漢義軍”5000餘人在察綏邊境和綏北集結。田中隆吉吹噓說：“‘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一打就跑，我們沒費多大力量，就佔領了東北四省，建立了滿洲國。而綏遠軍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嚇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綏遠。”
中國軍隊的戰備
1936年春，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態度已有變化，蔣介石調中央直屬部隊5個師進入山西，準備進攻長征到達陝北的紅軍，同時也準備支援晉綏軍，抵抗入侵綏遠的日僞軍。5月27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要求其增兵援助綏遠傅作義：“弟意於此省府改組以及四省邊區名義發表時，一面應對包綏從速佈防，以示決心……預請當機立斷，迅即增防。”但閻畏懼日軍進攻山西及紅軍再度渡黃河東征，猶豫不決，請求中央軍支援。7月中旬，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表示對日本入侵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併成立國防會議。7月31日，蔣介石再電閻錫山，闡明局勢，令其“從速決心增加綏防五師之兵力”。8月10日，蔣介石又電閻錫山，命令對進犯綏遠的僞蒙軍採取攻勢：“欲使匪僞不敢再擾亂綏遠，則我軍僅主防禦，不能達成我目的，必須於其擊潰之時，或偵知其後方司令部與麕集所在地，我軍出其不意猛力襲擊，予以一大打擊後，即時退回原防固守，則匪以後必不敢輕動，此爲必操勝券與一勞永逸之計。”在蔣介石的極力推動下，在日軍欲取綏、晉的情況下，閻錫山也提出了“抱着弱國的態度，守土抗戰，踢破經常範圍，加緊自強”的方針。
中國國民政府綏遠省主席兼第35軍軍長傅作義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的原則同日軍和德王進行堅決鬥爭，在軍事上也作了相應的準備。料敵必將大舉侵綏，一面加緊準備抗擊，一面向蔣、閻報告。閻對綏遠軍隊的部署和指揮關係作了如下調整：“第19軍(王靖國部)在晉部隊(該軍原有4個團在綏)及第68師(李服膺部)並獨立第7旅(馬延守部)、獨立第8旅(孟憲吉部)、炮兵4個團，爲先遣入綏增加抗戰之部隊，爾後視情況之必要，凡屬晉省部隊，全數入綏抗戰。先以68師一部開綏，其餘分駐晉北及大同附近集結，由……(傅作義)隨時調要(用)。”
1936年8月9日，第68師一部到達興和、豐鎮，擔任前方警戒。1936年9月18日，中央軍炮兵1個大隊抵綏。1936年10月14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告知已調湯恩伯第13軍(2個師)和門炳嶽部騎兵第7師增援綏遠。1936年10月21日，蔣介石又電告閻錫山：“談判仍無進展，默察情勢，綏遠敵在必得，且預料其攻綏時期，當不出下月初旬。”並指示：“乘敵準備未完以前，決經(以)優勢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東取積極攻勢，並以有力部隊由豐鎮進至興和，遮斷匪僞南北之連絡，迅速撲滅匪軍，以絕其佔領綏遠之企圖。”
1936年10月30日，閻錫山、傅作義面見蔣介石，研究了兵力部署及作戰等問題。1936年11月11日，閻錫山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太原綏靖公署主任的身份發佈關於綏遠作戰序列的命令：
一傅作義爲晉綏剿匪軍總指揮兼第1路軍司令官，第1路所部爲第35軍，附第205旅(欠第407團)、獨立第7旅，補充第10團並炮兵第21、第29團及小炮大隊(欠第1、第3中隊)。
二湯恩伯爲第2路軍司令官，指揮所部第13軍，附第72師及炮兵第27團。
三李服膺爲第3路軍司令官，指揮所部第68師，附炮兵第24團及小炮第1、第3中隊。
四王靖國爲預備軍司令官，指揮所部第70師(欠第205旅，該旅第407團由師直接指揮)，附獨立第8旅。
五趙承綬爲騎兵軍司令官，門炳嶽爲副司令官，指揮騎兵第1師、第2師及第7師。
參戰部隊的主力由傅作義的第35軍及趙承綬的騎兵軍組成。第35軍轄2個旅、6個團：第211旅，下轄第419、421、422團;第218旅，下轄第420、435、436團。該軍和騎兵軍各以一部駐綏東、綏北前線。王靖國率第70師駐綏西包頭一帶。李服膺率第68師集結於晉北高陽、天鎮等地。湯恩伯率第13軍由陝西向綏遠開拔(綏戰開始後，該部還在途中，未參戰)。
1936年11月5日，僞“蒙古軍”正、副總司令德王和卓特巴扎布向傅作義發出通電，爲侵綏戰爭製造藉口。1936年11月8日，傅作義在覆電中對德王作了駁斥。蔣介石也致電德王，對其進行規勸和責備。但德王在關東軍的慫恿指揮下發動了對綏遠的進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