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歲媽媽攜子做親子鑑定
你能想象一個14歲的未成年少女思思化名）竟然已經當媽媽了嗎？湖南一位14歲的少女媽媽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其曾三度懷孕，二次產子。
今天下午，思思（將帶着剛出生13天的寶寶，坐上前往北京的火車。思思父母希望她到北京後，前往派出所爲孩子做DNA鑑定，以確定這個女孩兒的生父到底是誰。
這是已經第三次懷孕了。在思思父親的堅持下，她只能選擇生下孩子。父親的目的是，讓思思生下孩子，通過親子鑑定，找出孩子的爸爸。因爲，誰都不敢肯定，思思肚子裏的孩子到底是誰的，就連她自己也不清楚。
今天下午，思思將帶着剛出生13天的孩子乘坐9個多小時的火車，前往北京。“我的傷口還好疼。”
爲什麼不等到滿月再走？思思說，爸爸不讓她回家，“嫌我丟人”。
母親王小英從8月29日開始一直在醫院照顧思思，她說自己無法說服思思父親讓她留下，“她爸的脾氣，誰也犟不過”。
思思父親李春生有他自己的考慮。他認爲，如果思思回家，附近一條街上的人可能都會跑到家裏來看她，“不光是她擡不起頭做人，連我都不敢上街，他們都怪我這個做父親的家教不嚴。”
李春生不希望思思在老家久留，他更希望思思儘快回到北京。兩年前，思思生下第一個女兒時，已經讓李家在村裏、鎮裏顏面盡失。
李春生和妻子王小英至今堅持認爲，是學校老師性侵思思導致她懷孕生子，儘管警方的DNA鑑定結果顯示，鄰村一名74歲的老人才是孩子生父，此人至今仍在監獄服刑。
第二個孩子生父是誰再次成謎，李春生希望思思儘快回北京，給孩子做DNA鑑定。
孩子生父謎團
2013年，思思被性侵產子的事情引發廣泛關注後，她被北京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接到北京，在一傢俬立中學讀書，基金會安排了專業社工一對一幫扶思思。
但思思的境況並不樂觀。思思父母、基金會社工都發現，思思經常通過手機與一些陌生男人聯繫，並和深圳一家幼兒園的負責人夏某聯繫密切。
去年6月，思思二次懷孕，6月至8月間，她多次往返深圳、北京，並在夏某的陪同下在深圳墮胎。
基金會推測這個被打掉的孩子可能是夏某的，但夏某在接受京華時報記者採訪時予以否認。
今年1月，思思再次懷孕，“她說是住地附近一家手機店的老闆侵害了她。”思思父親李春生當即報警，但因證據不足，該手機店老闆後被釋放。
此後思思和母親王小英帶着小果兒（化名，思思生下的第一個孩子）前往深圳，住在夏某家裏。夏某自稱接納思思是爲了幫助她，但他的動機一直遭到基金會強烈質疑。
今年7月初，思思和夏某之間發生矛盾。思思向深圳警方報案稱被夏某性侵，肚子裏的孩子是夏某的。但同樣因證據不足，夏某被釋放。
“現在這個孩子不可能是夏某的，思思是在北京被發現懷孕。”9日，思思母親王小英告訴京華時報記者，她和丈夫都堅信孩子是手機店老闆的。但她並不否認，夏某與思思發生過關係。
京華時報記者此前從深圳警方和北京警方獲悉，兩地警方已經分別提取了夏某和手機店老闆的血液樣本，只等思思把孩子帶到派出所抽取血樣，就可以比對DNA，確認孩子的生父到底是誰。
孩子何去何從
對於思思生下的第二個孩子，李春生和妻子王小英意見很統一：送人。
思思的第一個孩子小果兒一直是王小英在帶，“我們只能照顧一個，沒有精力再照顧第二個了。”王小英說，家裏的經濟條件也不允許留下這個孩子。李春生打算爲這個孩子找一個收養家庭，做完DNA鑑定後就送人。
持續援助思思的北京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則更希望思思能夠自己撫養這個孩子，並一直努力說服思思。
“我們爲她找了一個專門安置單親媽媽的地方，她可以在那裏做手包等手工，邊幹活邊帶孩子。”對口幫扶思思的社工李梓琨說，基金會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思思慢慢意識到身上的責任，逐漸迴歸正常。她再三強調基金會的救助宗旨：“我們的救助對象只能是思思。”
李梓琨表示，如果思思自己願意帶這個孩子，基金會可以幫助她，如果她非要把這個孩子送養，基金會也管不了，“他們家裏人可以自己去聯繫收養家庭，基金會不會幫忙。”
思思在基金會和父母之間拿不定主意，“到時候再說吧。”她有些無助地看着記者。
李春生很期待這次的DNA鑑定結果，他甚至想好了鑑定結果出來之後的安排：找律師打官司。
“不管對方要不要這個孩子，都得承擔責任。”他說，就算不找他們要撫養費，對方也要承擔起對思思的責任，“她的名譽都毀了”。
“路”怎麼走
說起這兩年的種種遭遇，李春生很有悔意。
“思思第一次出事時，我就不應該讓她去北京。這樣也許就不會有現在的事，我也不會被燒傷。”李春生說，思思第一次生下孩子時，鎮裏不僅給家裏解決了三個低保名額，還答應在縣裏給思思安排一個學校，避免她可能遭遇的輿論壓力。
李春生說，當時如果讓思思不聲不響在縣裏上學，有什麼事家裏也能隨時照應，不至於像現在這樣，思思跑到外面見了很多事很多人，越來越收不住心，“2013年的事，又發生了一次”。
此次思思生下孩子後，李春生擔心村裏的人說閒話，特意帶着小果兒離開一家人所在的城牆村，搬到了梅溪鎮中荷居委會轄區。
第二個孩子出生後，梅溪鎮的民政工作人員和城牆村黨支部書記於志華等人專程前來家裏慰問，給了600元錢，並承諾要把小果兒納入低保，縣裏每年還會給小果兒發放600元的救助款。
李春生有些自責，感覺自己把村裏的臉都丟盡了。
城牆村黨支部書記於志華坦言，思思的事情，確實給村裏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羣衆有想法，鎮上、縣裏也覺得我們對思思的幫扶工作不到位。”
於志華說，村裏其實也很難，思思2013年就去了北京，這種人戶分離的情況造成管理上的困難。他說，李春生家的社保都是村裏交的，這次雖然又給了他們一 個低保名額，每個月才100多元，4個低保名額也只有400多元，李春生受傷無法幹活，這點錢畢竟是杯水車薪，一家人生活都成問題。
他表示，村裏也在和鎮裏溝通，但目前還沒能拿出一個好的解決方案。
李春生希望思思能夠改變。他跟自己的老父親、老母親還有親戚們都放了狠話：“如果思思再不改，小孩也沒有好的安排，我就只能走絕路了。”
對於未來，李春生並沒有太多的計劃，他寄希望於此次DNA鑑定結果出來後，通過打官司能夠拿到一筆錢。
倒是思思的母親王小英，對於思思的今後想得比較透：一旦成年，思思就得自己打工養活自己，“我們已經負擔了小果兒，不可能再負擔她了”。
王小英悄悄告訴記者，她打算等思思徹底恢復後就給思思上環，“不然我怕她還會懷孕，剖了兩次，再要懷孕命都要沒了！”王小英說這話時，思思正躺在牀上，一邊給孩子餵奶，一邊玩着手機。悲劇如何才能不再重複，對她來說，似乎仍是一個遙遠的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