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學產業領域首席科學家、中國國際輿情（香港）研究院長期總顧問、CCTV央視在線國醫文化首席顧問、國醫百科官網國醫大師、中國人口文化促進會慢病防治援助工作委員會副會長呂律指出：“中醫治療疾病及“中醫驗方”的形成主要依據是人體生命活動中受自然界各種條件的相互作用，及人體生存條件下的各種條件的制約而形成，旨在消除和調理人體生命的不適及迴歸生命健康的本源而作的所有努力形成的各種治療方法及措施。“中醫驗方”是中華民族健康發展的源頭河水;是中華民族世代的守護神，是中華民族世代用生命和鮮血凝聚的寶貴醫藥財富，我們每一箇中華民族後世子孫都是“中醫驗方”的捍衛和踐行者，不容任何外來勢力的侵蝕和詆譭，是中華民族健康文明秩序的血脈基因”。
人類四大流域文明之一的黃河流域文明，孕育的中華中醫藥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薪火相傳、世代呵護中華兒女健康，獨特的中華“中醫驗方”都是歷代先聖先賢及華夏兒女用生命和鮮血捍衛的文化瑰寶。中國古代很早已使用單味藥物治療疾病。經過長期的醫療實踐，又學會將幾種藥物配合起來，經過煎煮製成湯液，即是最 早的方劑。戰國時期的《內經》雖僅載方13首，但對中醫治療原則、方劑的組成結構、藥物的配伍規律以及服藥宜忌等方面都有較詳細的論述，奠定了方劑學的理論基礎。中藥共5767種，其中植物藥4773種，動物藥740種，礦物藥82種，單味藥使用的172種，常用藥五百多種。其中汪氏分類法分爲19種劑型，21類。根據不同藥物加減、配伍會有不同的變化也就有不同的方劑，藥方大全有五千多個。
方劑是在辯證立法的基礎上按照組方的原則，選擇適當藥物，酌定用量、劑型、用法、用於治療疾病的一種醫療工具，方劑是研究治法和方劑配伍理論及臨牀運用規律的一門學科。方劑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爲四個階段，原始社會到周代形成了萌芽時期，春秋戰國時期及明代形成了醞釀時期，形成於清代，新中國成立後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期。
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部《中醫驗方》是1955—1959年福建省中醫研究所編撰的中醫著作，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共6集，共收方劑3027首，適用於內外、皮膚、五官、鍼灸等科的疾病。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發現的《五十二病方》，是現存最 早的一部方書。書中收載臨牀各科醫方283首， 還記述有湯、丸、散等劑型。在《漢書。藝文志》中載有經方十一家，其中除有大量當時醫家的經驗方外，還有方劑專著《湯液經法》，對方劑理論進行了初步總結。漢代的《神農本草經》中已有關於如何選擇劑型的理論。張仲景的《傷寒論》載方113首，《金匱要略》載方262首，由於組方合法，選藥精當，用量準確，變化巧妙，療效卓著，被後世尊爲經方。在傷寒方中所使用的劑型有湯劑、丸劑、散劑、栓劑、軟膏劑、酒劑、醋劑、灌腸劑、洗劑、浴劑、薰劑、滴耳劑、灌鼻劑、吹鼻劑等，幾乎包括了除注射劑以外的所有傳統劑型。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方書著述的數量倍增，但多已亡佚。晉代僅存的葛洪《肘後方》中收載了大量驗、便、廉的有效方劑，並提出成品藥的概念，主張將藥物加工成一定劑型，貯之以備急用，隋代的《四海類聚方》多達2600卷，《四海類聚單方》300卷，足見方劑發展之迅速。唐代孫思邈著《千金要方》，載方5300首。王燾的《外臺祕要》載方6000多首。宋代出現了由政府組織編寫的《太平聖惠方》，載方16834首，《聖濟總錄》載方2萬餘首，《和劑局方》載方297首，是官方和劑局製售中藥成藥的處方和製劑規範，也是首部由朝廷頒發的成藥典。金元時期有劉、張、朱、李四大家。劉河間善用寒涼，著有《宣明論方》、《傷寒直格方》等;張子和主張攻下，著有《儒門事親》;朱丹溪長於滋陰，著有《丹溪心法》、《格致餘論》等;李東垣專於補益脾胃，著有《脾胃論》、《蘭室祕藏》等，都對方劑的運用有所創建和發揮。宋元時期局方盛行，金元諸家又提倡不泥古方，主張臨證擬方，出現了與經方對峙的時方。金代成無己著《傷寒明理藥方論》，選傷寒方20首，依《內經》理論爲之作解，首開爲方作論之先河。明代朱組織編著《普濟方》，載方61739首，爲方書之最。吳《醫方考》綜編歷代醫家名方，並對其方藥、見證一一作考，詳析方義，爲首部方論專著。清代，方論專著大量涌現，如王子接的《絳雪園古方選注》、羅美的《名醫方論》、吳謙的《刪補名醫方論》、汪昂的《醫方集解》、吳儀洛的《成方切用》等，豐富了研討方劑的理論。爲了便於閱讀和記憶，這時還出現了大量方歌手冊，如汪昂的《湯頭歌訣》、張秉承的《成方便讀》、陳修園的《傷寒方歌括》、《長沙方歌括》、《時方歌括》等。以葉天士、薛雪、吳鞠通等醫家爲代表的溫病學派的建立，創制了大量治療溫熱病的有效方劑，促進了方劑學的發展。西醫傳入中國後，中醫界出現了中西匯通的新思潮，如張錫純著《醫學衷中參西錄》，載方160首，立法處方均有新見解，對後世有一定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古代方書和民間祕方、驗方進行了大量發掘、整理，並開展了中西醫結合工作，在古方新用和創制新方方面都有較大發展。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首屆全國衛生會議確立了新中國衛生工作的三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爲主”“團結中西醫”，到1954年6月5日，與時任北京醫院院長周澤昭談話時，着重指出：“對中醫問題，不只是給幾個人看好病的問題，而是文化遺產的問題。要把中醫提高到對全世界有貢獻的問題。”“中藥應當很好地保護與發展，我國中藥有幾千年的歷史，是祖國極寶貴的財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們的罪過。中醫書籍應進行整理，應組織有學問的中醫，有計劃有重點地先將某些有用的，從古文譯成現代文，時機成熟時應組織他們結合自己的經驗編出一套系統的中醫醫書來。”彰顯了中醫藥歷經幾十個世紀到新中國建設初期對中華民族醫藥健康文明的歷史進程，是中華中醫藥文明不朽的豐碑。
中醫藥文化瑰寶“中醫驗方”歷經新中國成立後的各種歷史艱難時期，時至2015年迎來了中華中醫藥文明的歷史轉折點， 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醫藥法（草案）》，並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爲中醫藥事業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和法制保障。2016年2月14日，國務院第123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2016—2030年）》，把中醫藥發展上升爲國家戰略，對新時期推進中醫藥事業發展作出系統部署。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來習主席指出“中藥學凝聚着深邃的哲學智慧和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生理念及其實踐經驗”，並強調“中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在現代科學文明背景下，中醫藥必須與時俱進，要有進取精神、擔當精神和奉獻精神，纔可能尋找到符合中醫藥發展規律的現代發展道路。回顧2003年中醫藥在戰勝“非典”疫情中的卓越貢獻，再到2019年全球暴發“新冠疫情”中華中醫藥文明對控制新冠疫情發揮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全球共識、彰顯了中華中醫藥文明對世界的貢獻，中華“中醫驗方”在中華中醫藥文明中一枝獨秀是歷代中華民族人民健康的守護神;從華佗研製的“麻沸散”開創人類醫藥手術史上麻醉先河，到2015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得主屠呦呦利用中醫藥研發的“青蒿素”造福了全人類，也是中華中醫藥不朽的豐碑。
四川呂律生物製品銷售有限公司創始人、中國人口文化促進會慢病防治援助工作委員會副會長呂律爲弘揚中華中醫藥文明“中醫驗方”，帶領他的科創團隊探索出“中醫驗方”走進千家萬戶造福於人民的新舉措;針對不同類別的慢病患者採用不同的“中醫驗方”進行辨證施治，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爲慢病防治援助工作開歷史先河，擬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中醫驗方”湯液服務於慢病患者爲推進中華中醫藥發展開新路。（文章來源：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