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自己的身體說過話嗎？你感謝過自己的各個器官嗎？
最近在《科學養生》上看到一文，講到作家賈平凹是如何自愈疾病的。
知名作家賈平凹是文壇上着名的老病號。他三十多歲時患了乙肝，當時他幾乎跑遍了西安市所有有名的醫院治療，都沒有治好，差一點就死了。可是他到了四十五歲以後，卻“意外”地好了。爲此魯豫曾經專門採訪了賈平凹這個問題。
魯豫問：“您的那個肝炎，聽說是自己治好的，你用的什麼方法？”賈平凹說：“最主要一點是精神放鬆。還有一招就要跟自己的肝聊天。對待任何東西，要有感恩的心。你要善待你身體的各個器官。晚上睡覺時，感謝身體每一個器官。”
肝難受的時候，他會對肝說：你病了，卻還要爲我工作，你要忍着點啊；肝好點的時候，他會說，謝謝你啊，你這麼聽話，我今天舒服多了。他每天和自己的肝說這說那，就像是安慰另一個自己。當關懷肝的時候，其實就是在關懷自己。就這樣，多年以後，他的肝病奇蹟般地好轉了。很多年過去了，他活得越來越健康。
賈平凹曾在《金融時報》上撰文說，我是文壇着名的病人，差不多的日子都是身體這兒不舒服那兒又難受。尤其在三十出頭的年齡裏患上了乙肝，一直病蔫蔫的近二十年。這幾年胳膊腿兒來了勁，肝病竟沒事了。得知肝病沒了，許多人都來討藥方，我的答覆是：有兩點可以使自己健康，那便是精神放鬆和多做好事。
我是這樣放鬆精神的：不就是個病嘛，我們每個人都要體驗到死卻無法再總結，而病是生與死的過渡，是可以成爲滲透人生的一堂哲學課啊！能很快治好當然好，一時治不好就與病和平相處，受折磨要認定是天意，就承受折磨，最後若還治不好，大不了就是死麼，活着都不怕還怕死？
至於做好事，能幫別人就幫別人，幫不了別人就傾聽別人訴說。與生人相處要尊重生人，與熟人相處要寬容熟人。
以下文字摘自賈平凹的《我的人生觀》第六章“病是一種哲學”：
我三十多歲的時候是身體最不好的時候，得的是肝病，是乙型肝炎，當時誰也沒辦法治。西安市的大小醫院，也不是大小醫院，基本上有名的醫院吧，我都住過。每年都住，經常是一住就半年，最短也要兩三個月。當時我那些病友現在大部分都去世了，有沒去世的現在在街上碰到，一談起來，說誰誰誰又死了，心裏就特別感慨。
這病到了我四五十歲以後，基本上就好轉了，徹底好了，也不知道咋好的。好多人都問我怎麼回事，我自己也說不清，因爲人們總覺得，按一般常識來說，乙肝它治不好。
我自己感覺精神放鬆是最重要的，還拿肝病說吧，一個是自己緊張，再一個是家庭緊張。家庭緊張自然就限制你，說這病是傳染病，你吃飯當然就要給你定碗筷啊，毛巾啊，便池啊等等這些，這些全部把你限制了以後，它是不是也一直在說，你是病人，你是病人，強化了你的記憶。人被暗示之後，心裏發愣的時候，就是起作用了。所以說我覺得首先這個家庭應該，得徹底忘掉你是個病人，精神上要放鬆。你不放鬆，你越對他好，他越強化他自己是病人，這不好。開頭得這個病的時候，家裏人揹着我都哭了，覺得那是沒救了，沒希望了。記得那是九幾年住院的時候，有一個作者來看我，那是個很老實的人。他來，在無意中，把他的想法就講了。他說在路上我纔想呢，才子多命短啊，說到這兒，他自己先笑了起來說，你看我這個胡說。我知道他那意思，是說我命也不長了，因爲當時我自己壓力也特別大。前兩年我還碰到一個戰友，就是病友嘛。他說，你那時可真嚴重，你都肝腹水了麼。
我覺得人得了病以後，他的這個思維有不一樣的地方，敏感，起碼他感受力強的很。就有點兒像窮人，心事特別多，總害怕別人瞧不起了，或者誰把自己不當回人了。得了病以後吧，外頭的風吹草動，大自然的東西你容易感受得來。原來別人講這個生命體驗，我理解生命體驗就像一棵樹一樣，春天來了它肯定發芽，夏天來了它葉子變得茂盛，秋天就落葉，冬天它枝梢就乾枯了。人也是，你比方說人的身體，三十歲的時候對大自然是一種感受，四十歲是一種感受，五十歲六十歲又是另外一種感受。你做一個健康人是一種感受，作爲病人，他感受肯定要更靈敏一些。他經常會以一個弱者的角度來看問題，他不是很強的，他都是病懨懨的，調子也灰，不可能出現那種昂揚的東西。他做人，包括做文章，都是悲觀的，灰調的。起碼我自己體會吧，那種很清悽很陰柔的部分就多了。他不是在那爭強好勝啊，使強用狠啊，這些東西都沒有了。但如果我很強盛，那肯定也是慷慨激昂的，連說話都是很大聲很陽光的，絕不是現在這樣子了。
另外我總認爲人有些病是宿命裏帶來的，因爲有些病無緣無故就好了，也沒治過，還有些病就要害上好長時間。我曾經跟我的孩子也講過這話，孩子有一度也得過病，但是在她得病的過程中也是，怎麼治都治不好。後來我就跟她說啊，你得的這個病吧，許是上天降給你的災難，起碼你要懂得承受這個災難，或者說是去享受它。既然是人家給你的，你就先忍耐着吧，在忍耐的過程中，學會享用它，這樣就不再是煩惱了。就像一個人在休息的時候，外面嘈雜的很，吵得你越煩，你越睡不着這個覺。那你就乾脆欣賞它，覺得這個也挺好聽的，欣賞了它就會過去。
我一直有個習慣，就是在家寫作的時候，窗簾從來沒有拉開過，而且一天到晚開着燈。我喜歡沒有窗戶的房子，別人老說我有林彪的習性，但我自己覺得這樣好，心裏能清靜。所以病房那時候也有病房的好處，心能靜下來，一個人，再沒有人來打攪你，再一個它想象力豐富。病了以後，比如打點滴，你躺在牀上，幾個小時一直就是望着那個天花板不動，人往往是靜定思遊，那樣子腦子的想象力更好一點兒。我記得在《上海文學》上發表的《太白山記》就是在那時寫的，當時是在西安醫學院附屬醫院。還有早先的《黑氏》，也是在病房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