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情緊急！
今年11月30日，衛生部公佈了最新艾滋病疫情評估報告。
截至10月底，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近32萬例，估計我國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約74萬人，估計2009年新發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8萬人。在新發的感染者中，男男性傳播上升明顯，從2007年的12.2%猛增至32.5%，成爲2009年新發感染的重要途徑。
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吳尊友日前表示，中國控制艾滋病面臨的最棘手問題是“如何讓感染者儘早被發現，及時進行規範治療。”這正是執行中的“中蓋艾滋病項目”的主要目標。吸收草根NGO加入項目，進行引導、培養。
國家衛生部部長陳竺，早前在中國艾滋病防治國際合作項目經驗交流會上透露：在中國已執行和正在執行的艾滋病防治國際合作項目達二百七十六個，涉及四十多個主要的多邊國際組織、雙邊政府、國際非政府組織及基金會等，項目經費累計約三十五點八億元人民幣。
無論成功與否，“中蓋艾滋病項目”的探索和成長都將爲中國防治艾滋寫下重重的一筆。
一個誕生才兩年的孩子，若放在人類社會裏，正是蹣跚學步、咿呀學語，不斷探索、成長的年紀。在美國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主任葉雷先生手中，也有這個的一個孩子，它的名字叫做“中蓋艾滋病項目”。#p#副標題#e#
雄心勃勃的計劃
兩年前，由衛生部和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辦公室與蓋茨基金會合作，實施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它的目標是在中國探索大規模艾滋病綜合預防模式，通過減少HIV新發感染數量控制艾滋病蔓延的可行性。這是中國艾滋病防治整體規劃的一部分。蓋茨基金會承諾給予該項目5000萬美元的經費，其中政府2000萬美元，非政府2000萬美元，技術支持1000萬美元。在全中國北至哈爾濱、南至海南，包括北京、上海、西安、南京等在內的14個城市開展工作，於2007年11月啓動，爲期5年。
“中蓋項目”目標人羣主要是中國大中型城市艾滋病傳播高危人羣，包括男男性行爲者（MSM）、女性性工作者(CSW)和靜脈吸毒人羣(IDU)。目前，針對感染率在中國MSM人羣上升較快的趨勢，中蓋對項目進行了適度調整，將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重點放在MSM人羣上。
在中蓋項目中，值得一提的是，強調了政府和非政府機構之間分工合作，中華預防醫學會和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是中蓋項目的重要合作伙伴。政府機構根據國家艾滋病防治要求，負責檢測、隨訪、流調、治療等工作；非政府機構負責外展干預，動員高危人羣參與檢測，並參與隨訪、關懷和支持等工作。
“雄心勃勃”，隸屬於新華社的主流媒體《國際先驅導報》曾這樣評價“中蓋項目。”
目前，在全國14個城市，接受中蓋資金的組織已有300多家，這些NGO一方面動員檢測以發現新的感染者，另一方面對感染者進行關懷。實施近兩年來，已有11萬多人在“中蓋項目”動員下接受了檢測。#p#副標題#e#
三位一體 看重草根
如何動員高危人羣參與檢測？這是擺在中蓋項目面前的一道難關。
今年“艾滋病日”之時，從廣州傳來的檢測報告讓人觸目驚心:今年,200個男同性戀學生(大多數是大學生)的自願檢測結果顯示，27人檢出梅毒，8人檢出感染艾滋,最小的只有17歲。
這還只是冰山一角。
公開數據顯示，全國平均有5%的男同性戀檢出感染艾滋病,再乘以龐大的人口基數,感染者數量驚人。採訪中，記者得知，這一比例在一些高發地區甚至達到了12%以上。這些感染者隱蔽在社會各個角落,政府力量很難有效干預。
“這些隱祕的高危人羣的確讓政府難以找到他們。”蓋茨基金會葉雷先生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以北京爲例，一般來說各區的疾控中心防艾科的工作人員就3個人，現有的人力條件下，由他們進行覆蓋，顯然不太現實。
今年，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局副局長郝陽曾表明，如果對一個高危人羣的干預覆蓋率不足60%，將很難扭轉該人羣艾滋病病毒感染快速上升的局面。因此，擴展對高危人羣的干預覆蓋，成爲當務之急。
那麼，誰能找到高危人羣？
已經動員11萬人檢測的中蓋項目給出的回答是：要充分相信並運用草根NGO的力量。與官方對社會大衆所做的宣傳相比，這種直接由特殊羣體動員的效果顯得更爲立竿見影。“這也正是中蓋堅持把草根組織列入項目的出發點”，葉雷說，“中國政府是控制艾滋病的最重要的管理者和操作者，基金會就和中國政府配合強化它的工作；但我們也發現中國政府想做很多事，可能人手不夠，而且從經驗上很少接受NGO的幫助。所以，我們的項目就是讓政府做主角，讓NGO做配角，大家一起努力。”
以“醫療機構+疾控機構+非政府組織”組成的“三位一體”模式，被看做是中蓋項目一大特色。“中蓋項目”鼓勵非政府機構（包含草根組織）參與項目實施，充分發揮其在艾滋病防治領域的優勢和作用，近一半的項目經費也直接用於NGO開展項目活動。#p#副標題#e#
無妄之災“斂財說”
按照中蓋項目管理手冊的規定，草根NGO每動員檢測1例可獲得62元的經費資助。
但這樣以現金激勵模式運作，讓中蓋飽受質疑。有媒體發文稱，現金獎勵艾滋病檢測讓中蓋在華防艾變味，一些草根NGO組織意在從蓋茨基金會斂財，一些不是高危人羣的賣血者看中幾十元的好處，從而一天內多次抽血。文章發佈時，艾滋病日剛剛過去一天，在國際上引起強烈關注，甚至引起其他國際基金會的憂慮。
“我們沒有收到美國總部的任何質疑，這些都在我們的預料範圍內。”基金會中國項目主任葉雷博士迴應，“項目走動了一年半，出現一些問題很正常，我們不排除有人鑽空子，但絕不是基金會在買血。”
翻開“中蓋項目項目核心指標經費覈算表”，其中明確寫有：給予干預動員檢測及獎勵對於非政府組織包括草根組織，這部分費用包括實施機構對目標人羣開展干預活動並接受檢測，包括交通費、宣傳資料印刷費、通訊費等有關費用。
在本報記者採訪的哈爾濱、天津、杭州、廣州等多家草根NGO那裏，他們均表示這62塊錢是他們的一系列工作成本。爲了鼓勵檢測，他們也會拿出30到50元不等的電話卡、酒水券乃至現金等形式進行獎勵，但絕不是爲這62塊錢而硬拉人抽血。和這些“蠅頭小利”相比，他們更看重後期的隨訪關懷工作和整個防艾大局。#p#副標題#e#
“各個草根抗艾NGO組織會發揮想象力、運用各種方法開展工作，基金會向草根組織購買服務，62塊錢是他們勸說高危人羣進行檢測的勞動成本，這不是不正當的事情。”葉雷說，“我們並不擔心錢會不會被誤用，而是更看重工作成果。合作伙伴必須拿出工作成績，如果有成果，錢的使用並不重要；如果拿不出成績，賬算得再清也不行。但是對於一些組織和個人弄虛作假、在短時間內重複多次檢測，我們是堅決反對的。”
在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名譽會長、衛生部艾滋病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戴志澄教授看來，斂財說更是無稽之談。
儘管退下來多年，戴志澄餘威猶在，身旁的工作人員依然習慣稱他爲戴司長。1985年，中國發現首例艾滋病後，戴志澄即調入衛生部任防疫司(後改爲疾病控制司)司長，他經歷和見證了中國24年防治艾滋的歷程，無疑是中國抗艾元老級人物。
已年過七旬的他，很快做了一個簡單的算術題。目前已知11萬人在動員下進行了檢測，以每人每次獎勵62塊錢計，總數是6百多萬人民幣，在向各NGO平均後，每家NGO得到的錢數不到2萬塊錢。“2萬塊錢，還不夠很多NGO一年的房租錢，”戴志澄說，草根NGO沒有工資沒有房子，62塊錢“怎麼能叫做買血”，其實就是勞動成本，“要依我看，62塊錢還給的低了。”#p#副標題#e#
目前，除了中蓋項目，在中國開展艾滋病項目的還有全球基金及其他一些中美、中英合作項目，中國已經申請了六輪全球基金，每次都獲得了幾千萬美元的資金，其中大部分用於艾滋病項目。作爲這些項目的親歷者，戴志澄在將中蓋項目對比後，直言“中蓋有創新，但做起來很難，可是對國家防艾具有深遠意義。”之前的項目操作比較簡單，從上往下放任務，不需要發現感染者，只做干預沒有檢測，而中蓋由底下向上報，項目制定過細，“他們（蓋茨基金會）是挑了一個難啃的骨頭。”戴志澄說。
對此，葉雷先生表示，從一開始就知道這是個不討好的工作，“這就像是中國傳統的老式包辦婚姻，沒有花前月下的戀愛過程，完全由父母包辦，剛開始肯定有磨合，但後來大都相敬相愛一生。”他更直言，這是一次嘗試，希望“三位一體”的模式能夠在中國起到雙贏的作用，“蓋茨先生在科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他也經歷過很多次失敗，可是如果不試，你怎麼能知道是否會成功？”
12月11日，一家哈爾濱的草根NGO組織給本報發來電郵稱：以哈爾濱爲例,蓋茨項目沒覆蓋之前,2007年全年發現69例艾滋病感染者,2008年,蓋茨項目覆蓋之後，檢測確認了181例,男男性接觸者佔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沒被項目覆蓋之前的2.6倍,對感染者的隨訪從不到百分之八十達到了現在的百分之九十六。也爲給人羣提供幫助的草根組織發展和成長提供了幫助……對蓋茨項目在開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應該積極提建設性改進意見,使項目完美和完整.不應該出現了問題,就一棍子打死,任何項目的終止都是對人羣的不負責。
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項目倡導官員張璟告訴本報記者，其實中蓋項目制定了嚴格的評價體系，隨時對NGO的申報人員進行評估，大浪淘沙，以便找到真正願意並有能力爲防艾事業做貢獻的NGO組織。比如，在對被檢測人員的檢測項目中，除了HIV的檢測，還有梅毒和丙肝的檢測。如果這些人羣沒有感染者，同時梅毒和丙肝的感染率要少於高危人羣的平均值，那麼很可能是有人在造假。“這樣的合作伙伴，就將不再受我們的歡迎。”#p#副標題#e#
草根NGO的生存樣本
冬季的天津，在呼嘯的海風中蕭瑟。但在天津某草根抗艾組織，這裏每週兩次的活動依然繼續開展。今年第三次搬家後，來這裏的人少了一些，但每次也都會有10幾人過來參加。
這是位於天津市中心附近的一個小區裏。片警、社區帶紅箍的大媽經常過來查看，知道他們是在做艾滋病防預工作，但不知道他們都是“同志”，裏面還有感染者。因爲敏感和害怕擾民，這個組織今年頻頻搬家。爲此在新租的小區裏，他們掛出了健康教育基地的牌子以進行必要的掩飾。
這家草根抗艾組織，被天津市CDC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所所長程紹輝博士認爲，工作成績在全國前三甲之列。
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該組織的負責人金心（化名）對於記者的採訪萬分謹慎。此前，已有人發聲要狠狠修理他。
記者來到時，他正在配合區CDC的工作人員對一名初檢成陽性的檢測人進行告知。
起初，這名已經做了爺爺的檢測者以爲自己僅僅是梅毒，神態放鬆，在聽到HIV檢測呈陽性後，一臉死灰。金心的勸解工作隨即跟上，在和檢測者一番推心置腹的談話後，他的手終於不再顫抖。“過兩天，當他回過味來，將是心理上最難以承受的時候，到那時，我們還會打電話給他隨訪關懷”，金心說。這裏每週活動時，都會有區CDC的工作人員會來，組成臨時抽血點。這一天，工作人員抽取了16份血樣，一天後結果就會出來。今年，在這裏先後有2000多人進行檢測，確診76人。
金心和他的同伴制定了一整套管理流程，購買了指紋機，給每一個檢測者建立起檔案，原則上確保他們每三個月檢測一次。還購買了碎紙機，所有無需保留的資料都會當着被檢測者的面進行銷燬。在他的工作室牆上寫有“謝絕惡意重複檢測”。#p#副標題#e#
在這裏，記者意外見到了一位黑人小夥子。
通過交談得知，這位美國芝加哥的小夥子是過來做義工的，中文名字叫“王國強”。兩年前，他最好的朋友死於HIV，這促使他將目光轉移至HIV調查。幾個月前，他給金心發了郵箱，在得到回覆後，來到這裏進行研究。
通過觀察學習，王國強認同了金心和夥伴的工作，每次活動，他都會盡力趕來。他覺得，中國人和草根NGO的意識開始覺醒，這是很難得的事情。王國強說，他喜歡中國，聖誕節後他離開中國，回芝加哥進行自己未竟的大學學業，但一年後，他還將再來中國，繼續自己的研究。
得到外籍人士的誇獎，金心非常高興。但在他心中想的更遠：如果沒有中蓋項目，感染者一旦發病就已經到了吃藥的程度，給國家和家庭帶來損失。現在能夠提早發現，提早預防，給國家省下的錢是遠遠大於那62元。中蓋項目如果受到指責而停止，最終受到傷害的將是草根NGO自身。而中蓋項目的這種模式，如果能夠保留，在全國的草根NGO裏持續推廣，學會做政府的助手，這價值無可估量。#p#副標題#e#
愛之深 責之切?
從政府官員變身爲NGO的當家人，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名譽會長、衛生部艾滋病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戴志澄教授別有感觸。
前不久，有草根NGO爲了12月1日艾滋病日舉辦活動，預算是5萬元。從北京到青島，4個活動下來只花了3萬6千塊錢，活動效果依然很好。“中國的草根NGO是省慣了。”
缺錢，缺身份是中國草根NGO的命脈。
“現在的情形是政府對自己寬容，對草根苛刻。我一直在對CDC講：要轉變觀念，草根替代不了CDC，兩家互補，不要排斥”，戴志澄說。“當然我也總敲打草根組織，不要自相殘殺、求大同、存小異、講團結”。12月6日，首屆“全國民間組織參與艾滋病防治工作經驗交流大會”在西安召開，這是目前最大規模的一次草根聚會。他在這次會上，對參會的草根NGO語重心長說出以上的話。
一個宏大的背景是———在中國，2002年，同性戀才脫離了“精神病”的語境；此時，國際上已經早了我們10年。各種用於艾滋病干預項目的基金陸續出現，使得許多同性戀社羣組織都匯聚在防控艾滋病這杆大旗之下。#p#副標題#e#
“我是愛之深，責之切”，在戴志澄的講述中，記者解讀出了另一層意思———儘管艾滋病防治組織的產生與發展帶有一定的特殊性，隨着更多資源的注入和社會組織的興起，各防治組織之間也陷入了由合作到分歧乃至爭奪相關資源的鬥爭中。而這正是國內諸多草根NGO的“通病”——爲了獲取資源，可以相互指責、報復乃至造假，卻在不知不覺中丟失了“服務社會羣體”的本來意識。
戴志澄訴記者，出現這些問題，除了服務社會羣體的意識欠缺外，還應加上三點，“人員素質不齊，財務狀況較亂，從業人員不規範”。
“中國的草根先天不足，一直在灰色地帶，要走出灰色地帶，千萬不要因爲一時狹隘把灰色變成了黑色。”中國艾滋病協會副主任羅玫給記者打了比方：2009年官員最雷人的話是“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就像是政府和人民不能對立一樣，政府和草根組織也不是對立的，“三位一體”的模式就是把大家連在一起，CDC不介入是不可能的，不同類型的機構都要有自己的位置，不能錯位。
頭髮花白的戴志澄直言：“三位一體”的模式非常好，如果推行成功，善莫大焉。
目前，尚無任何證據表明，中蓋項目到期後會延續進行。葉雷先生表示，他真的希望，假以時日，中蓋項目結束後，“三位一體”模式能夠作爲一筆遺產留在中國。
其實，在葉雷心中，中國的草根NGO更像是青春期的孩子。自以爲長大成人、懂事穩重，卻還未經歷風雨，少不更事，因而敏感、脆弱、猜忌、叛逆，但總有那麼一天，他們都將會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