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不斷的案例證明：缺乏法制陽光照射的精神病院，已成爲公民權利陰暗的角落。最新的案例是工程師陳淼盛在精神病院治療13年後猝死。這次稍有不同的是，陳淼盛確實因爲精神不正常而被單位強制送治，只是在病情好轉後，他依然不能爲自己做主。
法制缺失，人人都可能被認定爲精神病。從飛越瘋人院的鄒宜均，到上訪者被定爲精神病；從福利院院長賣掉精神病女給人做老婆，到精神病專家被指精神病，再到陳淼盛至死不能“飛越瘋人院”，這些人間悲劇，早已顯示我國精神病收治上的失範。
當前，我國精神病收治領域存在着兩大公害：一是沒有精神病的公民被隨意鑑定爲精神病，甚至成爲公權力打擊報復或親屬之間爭奪利益的手段；二是那些真正的精神病人，其權利面臨孤立無援的困境，正在成爲公民權利保障最短的木板。造成這兩大危害的共同緣由，表面上是我國精神衛生立法的缺失，根源是對公民權利缺乏足夠的敬畏之心。
追問陳淼盛猝死，我們不禁要問：到底誰有權力強行送治？精神病人的權利又該由誰做主？由於立法上沒有確立基本的收治標準，加上精神病鑑定體制的混亂，強制收治的授權不明、監督空虛，程序規範的極度貧乏，救濟機制的完全失靈，這一系列關涉權利的制度缺損，造就了一個個公民人身權利的缺口，無論是單位還是政府機關，無論是親屬還是領導，都可以輕易地將人送到精神病院強制關押治療，而真正的精神病人則陷入零權利的真空。
對於這種法制缺失的狀況，我們並非沒有認識。10月10日發佈的《中國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報告》，就揭示了我國精神病醫學中該收治的不收治、不該收治的卻被收治的混亂局面，並指出我國現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八大缺陷。亡羊補牢，未爲晚也。對相關法律制度的查漏補缺，乃是避免每個人“被收治”風險和精神病患者權利困境的第一步。儘快完成法律文本意義上的制度規範，理當成爲捍衛公民權利迫不及待的緊急任務。
除此之外，我們或許還需關注，造成制度修繕遲滯以及執法懈怠的根源，仍是文化觀念上對公民權利的輕視。這是一個“被”字句式時代，無論是正常公民被精神病，還是精神病人的權利被做主，不同的悲劇都逃不脫公民權利的被動式。那麼，如何捍衛精神病人的權利？這或許還需要我們彼此圍觀之後抱團取暖，在共同關注的基礎上去推動立法的修繕以及法制權威的確立，最終築起現代公民堅不可摧的權利堡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