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檢察日報刊文評“五週冤案”：如何避免“自殺改變案件走向”
近日，糾正冤假錯案取得新的進展，“安徽五週殺人案”、吉林劉忠林故意殺人案的被告人相繼被改判無罪。爲當事人蒙冤昭雪欣慰的同時，辦案機關乃至全社會也應深刻反思冤案發生的原因，防範新的冤假錯案發生。
日前，新華社等媒體對“安徽五週殺人案”（5名被告人均爲周姓）冤案發生以及糾正過程作了報道，其中的一個細節引起我的注意：該案一審時，合議庭和審委會一致認爲5人無罪，然而，被害人的父親得知消息後在法院喝農藥身亡，之後因領導批示等原因，判決逆轉，5人獲重刑。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被害人父親自殺，冤案就不會發生。案件“跑偏”，和當時法治程度不高的大環境有關，如，疑罪從無理念遠不像今天這樣深入人心，司法責任制也未全面落實。如果案件發生在今天，我們有理由相信，冤案基本可以避免。
我用了“基本”，而沒有把話說滿。這是因爲，從現實看，一旦有被害人親屬自殺等情況發生，領導和辦案人員仍可能面臨和當年同樣的壓力，案件走向也因此仍可能出現某些變數。
避免案件“跑偏”，我們該做什麼？
首先，通過司法公開等舉措，防止極端事件發生。女兒被殺，“罪犯”卻要被無罪釋放，這是被害人父親憤而自殺的原因。受到犯罪嚴重傷害，被害人一方希望嚴懲罪犯的心情迫切，可以理解；但判幾個而並非真正罪犯的“罪犯”，並不能實現他們所期待的正義，這點，被害人也應該明白。司法機關應通過審判公開以及必要的庭外工作，讓被害人一方認識到，他們眼中的罪犯並非真正的罪犯，從而坦然接受判決，不因判決不合己意而走極端。
當事人性格、行爲方式千差萬別，上述舉措可以避免多數極端事件發生，卻未必能完全避免。接下來要考量的是：一旦有極端事件發生，我們該如何應對。
極端事件對當事人造成傷害，也產生一定社會影響。相關領導重視，作出某些批示，並無不可；辦案人員認真對待領導批示，以更審慎的態度辦理案件，也有必要。但在法治社會，領導批示也好，具體辦案也罷，都有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要在法律框架之內。因被害人父親自殺而將本認爲無罪的人定罪，則違背了法治。
如果領導批示侷限在善後處理等事項，而不對案件定罪量刑作出不當指令；如果辦案人員在更嚴謹調查基礎上，依據事實和法律對案件作出獨立判斷，冤案應可避免。這樣的要求，看似不高，但從現實看，做到並不容易。被害人父親自殺了，一旦判決引起被害人一方更大不滿，影響社會穩定，從領導到辦案人員，都可能承受不利後果。這是他們面臨的壓力，也應是導致案件轉向的根本動因。
“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統一”，這種提法我們耳熟能詳。強調辦案應正確理解法律精神，追求更好社會效果，而不是拘泥於法條機械辦案，這當然沒錯。但需要強調的是，法律效果本身就是社會效果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就辦案而言，沒有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無從談起。令人不安的是，在少數地方，“社會效果”“法律效果”被對立起來，前者被視爲比後者更高的追求，而一些人眼中的所謂“社會效果”，無非是息訴罷訪，沒人“鬧事”。在這樣的目標追求下，法律效果不再重要，甚至可有可無。“自殺改變案件走向”的土壤，正在於此。
辦案的社會效果，當然要考慮；當事人的反應，是社會效果的一部分，也不能置之不理。但部分當事人因爲缺乏法律知識、性格偏激等原因出現過激反應，如果相關領導、辦案人員並無過錯，他們就不應爲此種負面“社會效果”承擔不利後果。在觀念、制度上爲他們“鬆綁”，領導和辦案人員不再因不當壓力而違規批示、違法辦案，案件也就不會“跑偏”了。
來源：檢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