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網絡社交”、“微社交”等詞已無法直觀精確地形容網絡社交的現象和本質時，我們或許應該用“屏社交”一詞去描述普遍意義上的“網絡社交”。
近日，資深媒體人陳序的新書《主編死了》、騰訊微博開放平臺員工徐志斌所寫的《社交紅利》、曾任中國聯通董事長兼總裁的王建宙的新書《移動時代生存》等書，都解讀了大數據時代新的社交關係。
“屏社交”已經嚴重影響到了我們的存在感。它以其技術便利，最大程度地釋放了人們難以饜足的貪慾，卻無法幫助我們消化不斷囤積的社交慾念和嚴重過剩的社交存量。因而，當下我們的社交從來沒有這麼透明和做作——人人都並不真的在乎別人怎麼樣，卻都樂於分享自己的狀態，等待別人作出反應。如果沒有人點贊跟帖，這條動態似乎就是不存在的。
公共進化論：公與私的界線消失了
“屏社交”給公共生活帶來的最大沖擊是，它把一切私生活都捲進了公共的範疇。也可以說，純粹的公共生活亦已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又一個不同時空、語態的私生活，而公共乃是其總和。因而，公與私的界逐步變得模糊。隱私已經被屏社交部分地瓦解。
像我這樣的網絡“話癆”，很多微博、微信是發給自己看的——粉絲少得可憐。使用者固然認爲他的屏屬於他的隱私，並視之爲一個自願示人的日記本，只是禮貌性公開。他通常得到的迴應也只是“禮貌性忽視”——沒有點贊、跟帖、轉發。
時空的錯位與疊合，在微博微信刷屏時經常發生。發動態的人總是假想他人“此刻”會看到。有時到了第二天甚至更久纔有人“點贊”。如果我想了解一個人，翻看他的微博或微信朋友圈，能看到許多之前的動態，這相當於我“認識”他的時間點被“提前”了。這就是傳播的長尾效應，究竟可以有多長?理論上可以無限延長。
傳播的長尾首先帶來了傳播的革命。過去，傳播常常是一次完成的。在“屏社交”中，傳播的次數理論上卻是無限的，只要有人續傳，就能像擊鼓傳花一樣使之不沉。
因此，陳序出書《主編死了》，在“屏社交”的輿論場裏面，他認爲，主編將褪去職業經理人的光環，與普通的、業餘的選手們同場共舞。
理論上每個“屏社交”中人都是一個傳媒人。傳媒業急劇變大，競爭從單純的內容和經營競爭，轉向更繁雜的境地。而傳媒人自身的“朋友圈影響力”成爲了核心競爭力。“影響有影響力的人”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從這個意義上說，主編和傳統的媒體並沒有“死”，但先驗的光環確實是死了，新的光環需要在傳播市場的競逐中重新自我加冕。所以陳序在《主編死了》一書中說：“曾經服務於媒體的個人開始其終極旅行，媒體不再是他們歸屬的組織，而成爲他們延伸的能力”。
王建宙認爲：“社交網絡改變了人的行爲方式。以前看到有趣的事，記在心裏，見到朋友時講述給大家聽;現在看到有趣的事，立即拍下照片，發微信與朋友們一起分享。處於社交網絡的人，會養成事事喜歡與人分享的習慣。久而久之，這種習慣又變成了一種責任。”
因此，手機成爲“屏社交”中的第一屏。有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移動端的用戶增量主要來自小城鎮和鄉村等偏遠地區，而且多是處在沒有無線網絡的環境中。對這部分用戶來說，手機屏不僅是重要的社交屏，亦是唯一的社交屏。對城市用戶來說，手機也仍是最普遍的社交第一屏。
今天，絕大部分人手機不離身，並頻繁地更新換代。手機已經高度“進化”：手機上的“屏社交”軟件及各種應用程序，誘使人們與手機難捨難分。手機最初作爲一個通話工具，從短信時代就開始大量佔據人們的非通話時間。在屏社交時代則變本加厲，與之24小時親密作伴，我們可以稱之爲“手機依賴症”或“屏社交依賴症”。找不着手機時慌亂失措，真恨不得把手機植入體內，使之成爲我們的“器官”。
耐人尋味的是：似乎我們對待自己任何一個“器官”的關切，都不如手機這個“機械器官”來得頻密。每當我觀察自己，常爲自己這種被莊子譏爲“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的行爲感到汗顏。
手機之所以能夠成爲我們的器官，是因爲它能聯網，它萃取了我們的“關係”，使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得以在扁平的屏世界進行重組和類聚。然而，“關係”經過萃取，在“屏社交”裏將進化成另一種樣貌。
在電影《超體》中，世界被具體化爲可觸摸的多維結構，整個時空都幻化爲可以滑動的屏幕。即便如此，屏幕的工具性仍十分明顯。“屏社交”的進化方向是，你手上的屏不見了，或者說，全世界將聯在同一個屏上。
關係進化論：“深社交”變難
目前，“屏社交”的特點是：以文圖爲主，音、視頻爲輔。而人本身是個“色聲香味觸”多維運作的“多媒體”。這就決定了“屏社交”的交流通常需要由想象來補齊語義。於是，社交工具都提供多套情緒圖標，彌補文字溝通中的情緒缺位。而圖標之不逮，又由簡單的網絡語言補之。所以，“小夥伴”、“親”“麼麼噠”等網絡用語，能夠迅速流行。
爲什麼需要這樣的網絡口語?因爲網絡交流聽不見語氣和語勢，只萃取了語意。這不足以交流，又常常引起歧義，招致不快。特殊的網絡語言是“屏社交”裏面的語氣和語勢，補齊了“屏社交”中的情感缺失。因爲，那些在屏交流中讓人不適的人，很難再次發生新對話，這與現實中網友“見光死”是同樣的邏輯。
亦因此，我們的“屏社交”關係圈和屏外社交圈並不重合，從現實加進屏中的關係未必是穩固的，而單純由“屏社交”發展而來的朋友，未必是不穩固的。
“屏社交”的扁平化，還帶來了另外一些人際結構的再造。
人類學家霍爾把人際距離由近及遠，分爲親密距離、私人距離、社會距離和公衆距離。在屏外社交中，我們在潛意識中會有這種心理分殊，這就像社會學家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
但在“屏社交”中，差序格局被揉碎了，重新捏合在一起的是更加簡單化的二元關係：關注和不關注。其表現就是點贊與不點贊，跟帖與不跟帖，轉發與不轉發等等。
人際交往的線條基本上一目瞭然。正如《社交紅利》一書中指出：“你的好友即整個世界。”好友實指“屏社交”中的好友。
也正因此如此，要建立親密關係、實現深社交，變得越來越難——因爲我們從潛意識中取消了它。人們鬆散地聚合在屏上，我們一直都在一個羣列表中，也在對方的通訊列表裏。在“屏社交”中，社羣的存廢、升級，總在發生。
所以“屏社交”時代，不獨隱私被摧毀，被摧毀的還有我們的離愁別緒和鄉愁。就像今天古典詩詞的流行，只是一種“假流行”。因爲承載這種詩情畫意的人際結構已經風雨飄搖。今天，真正能快速流行的是解構性的調侃姿勢和短平快的“段子”文化。
“屌絲”一詞，從最初被衛道士喊打，再到百姓日用而不知，並印在各種出版物中，就是這一過程的小小注腳。
互聯網的反判精神在“屏社交”裏，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它不僅反判、顛覆既成的世界，即便是互聯網本身，也可能被顛覆。未來，在“屏社交”中，關係的進化還能到達什麼地步?現在還遠遠未到停止想象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