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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嬰幼兒能力發展滯後 嚴重地區超60%不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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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一個巨大的隱形危機:中國農村嬰幼兒能力發展滯後,最嚴重地區不達標者超60%)

中國農村嬰幼兒能力發展滯後 嚴重地區超60%不達標

中國農村嬰幼兒能力的隱憂

近日,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me,英文簡寫爲REAP)歷時兩年所做的一項針對嬰幼兒早期發展現狀的研究報告,備受關注。

從2013年開始,REAP對陝西農村1800多名嬰幼兒進行了貝利嬰幼兒能力發展測試(簡稱貝利測試),測試對象的初始年齡爲6~12個月,此後又進行了爲期兩年的跟蹤,直到2015年這些測試對象年齡達到24~30個月。

測試結果顯示,如果不開展任何行動,這些兒童的認知或語言能力發展狀況會不斷惡化。測試對象在18~24月齡時,有41%認知或語言發展滯後,而當測試對象到24~30月齡時,這一比例更是高達53%。

2015年,REAP聯合國家衛計委國際培訓中心等單位,對河北和雲南6~18月齡的農村嬰幼兒開展了貝利測試,結果同樣不樂觀。在河北農村,樣本村有43%的嬰幼兒認知或語言發展滯後於正常兒童。在雲南農村,這一比例甚至超過60%。

與之相對的是,在中國城市和一些富裕農村,這一比例僅爲15%左右。

這一結果震驚了很多人,包括這一項目的參與者。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REAP中方主任張林秀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中國目前有5000萬嬰幼兒,其中大多數生活在農村。“農村嬰幼兒認知或語言發展存在的問題,對中國未來人力資本質量影響很大。”

嬰幼兒早期發展問題突出

這一項目的組織者REAP,是一個從事項目科學影響評估的組織,於2005年由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發起,西北大學西北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爲項目的核心實施團隊。斯坦福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時任高級研究員Scott Rozelle (羅斯高)任REAP美方主任,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張林秀任REAP中方主任,西北大學西北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耀疆任REAP項目執行主任。

REAP旨在用科學研究的結果,爲中國農村兒童營養、健康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決策參考。

REAP中方發起人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是一家致力於中國農業和農村戰略性和應用性研究的科研機構,成立於1995年。這些年,該中心圍繞農業和農村發展的重大政策問題開展了大量研究,並依據研究成果向政府提交了70多份政策建議。

REAP早期關注農村學生營養健康問題時,聚焦在小學階段。其針對中國小學生尤其是農村小學生營養問題所做的調研,以及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政策建議,多次得到國家領導人批示。

但張林秀在參加國內外的學術交流活動時,包括美國科學院院士在內的一些專家和中國營養學家告訴她,你們關注小學生這個年齡段有點太遲了,“得從嬰幼兒時期或更早開始關注”。

張林秀稱,這些觀點對她觸動很大。團隊也關注到國際上相關研究的前沿也強調兒童早期發展的重要性,特別是0~3歲的嬰幼兒時期,這個階段對提升人力資本,特別是切斷“貧困代際傳遞陷阱”非常重要。

從彼時開始,張林秀和她的團隊開始關注嬰幼兒的營養和養育問題。

爲更好地瞭解農村嬰幼兒養育狀況,從2013年4月至2015年4月,REAP對陝西商洛、安康、漢中三市的1800多名3歲以下的嬰幼兒(涉及174個鄉鎮351個村莊)進行了貝利量表測試。

貝利測試是一種已被普遍接受的評估兒童早期發展的國際量表。根據這一量表,貝利智力發育指數低於85分(=IQ低於90),即爲認知或語言發展滯後。按照國際標準智商分數分佈圖,認知或語言滯後的正常比例大約爲15.87%。

但上述測試的結果遠遠超出了這個比例。這些被測試嬰幼兒從6~12月齡時開始調查,每6個月跟蹤一次,即除了第一次外,又在12~18月、18~24月、24~30月齡時三次跟蹤。測試結果顯示,如果不開展任何活動,這些嬰幼兒認知或語言發展滯後的比例,呈現出逐漸增高的趨勢,分別爲28%、32%、41%、 53%。

其他地方的測試結果大體相似。REAP項目組對雲南、河北448名6~18月齡兒童的體檢和能力發展測試結果發現,即使在非集中連片貧困農村地區,嬰幼兒健康和早期發展仍存在嚴重問題。根據貝利量表,河北和雲南樣本嬰幼兒認知或語言能力發育滯後的比例,分別爲43%和 63%。

這兩省的體檢結果還表明,雖然 6~18 月齡兒童體格發育基本正常,但貧血比例高達 64%。這比陝南集中連片貧困農村的嬰幼兒貧血比例,還高出了15%。

REAP項目組通過調查分析,認爲導致上述問題的主要根源,在於輔食添加不科學、隔代撫養比例高、家長不會陪孩子玩,以及缺乏促進兒童早期發展所需要的環境和相關服務。

REAP發現,52%的家長不知道母乳是 6~12 月齡兒童的主要食物和膳食營養來源。有 47%的家長不知道正確添加輔食的時間,一半以上的家長認爲兒童在一歲前不能吃肉。從餵養行爲看,12%的兒童從沒喝過母乳,62%的家庭不能保證 6個月的純母乳餵養。

而在撫養方面,調查結果顯示,約40%的幼兒主要由母親以外的其他人照顧,其中奶奶是最常見的非母親監護人。約有40%的孩子不滿18個月就被迫與母親分離,成爲留守兒童。隔代撫養的兒童比例,逐步從 20%(6~12 月齡)增加到 60%(24~30 月齡)。而大多數隔代撫養的監護人採取傳統養育方法,認爲兒童吃飽穿暖不生病就好,少數家長甚至還有給兒童綁手腳等錯誤的養育行爲。

調查結果還顯示,超過 90%的監護人(家長)不知道如何跟兒童開展親子活動以促進其能力發展。在調查前一天,僅有5%的監護人(家長)給孩子用書本講過故事。幾乎所有的監護人(家長)都不清楚什麼是正確的教育撫育方法,有家長甚至認爲,孩子太小,話還不會說,吃飽穿暖就行了,沒有必要跟他們讀故事、說話。

另外,在被調查的陝西 351 個樣本村,沒有一個村有兒童早期發展活動中心之類有助於兒童早期發展的場所;98%的家庭沒有給兒童提供安全、衛生且有利於其成長的活動空間;兒童早期發展服務人員或機構嚴重缺乏,沒有一個政府部門負責提供兒童早期發展服務。

0~3歲是干預的窗口期

從1984年第一次到訪中國算起,羅斯高研究中國農村問題已超過30年。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1995年成立時,他就擔任該中心學術顧問兼顧問委員會主席。2005年REAP成立後,他又擔任該項目組美方主任。他留着一頭銀灰色捲髮,能說一口地道漢語。

談及REAP團隊的上述調研報告,羅斯高直言,中國農村嬰幼兒認知和語言發展滯後是一個巨大的隱形危機,將直接影響未來中國人力資本的質量。

他在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談到,這些孩子可能在初中階段就因爲認知和語言能力不足而輟學,進入勞動力市場後,也很難適應未來科技發展的需要。這會制約中國未來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甚至可能成爲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障礙。

“40年前,農村孩子長大之後可能就是做一個農民,種莊稼不需要很高的智商。後來,農村孩子長大後可能要進城打工,在一個流水線上做工人也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但是以後不一樣,隨着科技的進步,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而當一個人的IQ低於90時,很多工作他是無法勝任的。”羅斯高說。

作爲REAP的衆多合作單位之一,國家衛計委也對REAP的活動提供了大量支持。國家衛計委幹部培訓中心黨委書記、新家庭計劃科學育兒專家組組長蔡建華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REAP的調查不僅說明農村嬰幼兒中很多人認知和語言發展滯後,很多人在社會情感表達和運動能力方面也很落後。

蔡建華說,中國製造線上的人多數來自農村,農村嬰幼兒認知滯後的問題如果引不起足夠重視,解決不好,將制約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

REAP項目執行主任史耀疆也持類似的觀點。他說,隨着近年來工資的快速上漲,中國在提供廉價勞動力方面已經沒有優勢,必須要將中國的工業從產業鏈的低端向更高端提升。要從“產業鏈競爭”中取勝,必須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儲備。“而當前提高中國人力資本整體質量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城鄉人力資本差距。”

張林秀稱,據大腦發育理論,一個人能力的形成主要取決於兩大因素:基因和環境。基因可歸爲先天性因素,環境因素最主要的是營養和養育,這是可以改變的,營養會隨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有所改善,而養育行爲的改變,則需要家長付出更大的努力。

最新的研究結果證明,大腦發育及其功能是基因和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0~3歲是最重要的機會窗口,給嬰幼兒提供均衡的營養和科學的養育,甚至可以改變基因的表達方式,影響大腦的結構和功能,從而讓兒童的潛能更好發揮。

羅斯高認爲,孩子們每天都在長大,所以時間緊迫。“在這個窗口期內,可以有效干預。如果錯過這個窗口期,未來花幾倍的錢,也達不到現在能達到的效果。”

從計生專幹到養育師

針對農村嬰幼兒認知滯後問題,REAP制定了一系列干預方案。其中包括將計生專幹培訓成養育師,入戶輔導。

2014年10月,商洛市隨機抽取了227名嬰幼兒進行試點。國家衛計委通過陝西省和商洛市的衛計部門,下發通知到相關鄉鎮計生站,選一些計生幹部參加嬰幼兒養育知識培訓。

2014年11月,李波等70名基層計生幹部被選出。

李波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當時是商洛市丹鳳縣商鎮計生服務站副站長。他沒想到通過這次培訓,完成了由計生幹部向養育師身份的轉變。

培訓由REAP項目組組織,REAP成員、養育專家等作爲培訓老師,教材由兒童早期發展領域專家借鑑國內外材料,結合兒童發展規律,歷時1年編寫而成。該教材專門針對0.5歲~3歲嬰幼兒,通過示範和引導,讓家長和嬰幼兒一起開展親子活動,以培養嬰幼兒語言、認知、社會情感和運動四方面的能力。

參與該教材編寫與培訓指導的北京大學副教授羅仁福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我在培訓時給這些計生專幹講,要把自己的心理年齡變成3歲,這樣寶寶們就會喜歡和你們一起玩,你就可以示範和引導家長和寶寶一起開展親子活動。”

培訓一週後,70名基層計生幹部出師,他們的身份也由計生幹部變成了“養育師”。

李波和同事顏淑霞作爲搭檔,對接服務丹鳳縣商鎮的8名嬰幼兒。

每個週三,他倆就駕着計生服務麪包車入戶指導,車裏裝着玩具、圖書、繪本和教案等。由於服務對象居住分散,他們要先開車四五十分鐘,再步行半個小時。

按照計劃,他們每次入戶要1個小時左右,要陪嬰幼兒玩玩具、唱兒歌等。關鍵的一點,是要把育兒知識傳授給家長(監護人)。

由於有村幹部的介紹和引領,入戶時,家長一般都很客氣。可是沒入戶幾次,李波和他的搭檔就發現,不少家長把他們留給孩子的玩具給“沒收”了,原因是“給藏起來,不然孩子弄壞了或玩上癮了,得賠錢或買下來”。李波反覆告訴他們,所有服務都是免費的。

有的養育員提前和家長約好了時間,但到了門口卻發現沒人。打電話一問才知道,他們要忙着收麥子、收香菇,有時還發生一些誤會。鎮安縣西口鎮養育師項行鈞首次入戶時,竟被家長當成了“人販子”,後請出村支書出面,才化解誤會。

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後,養育師、家長都看到了積極的變化。彭若涵是李波對接的對象,兩歲。在他剛入戶指導時,即便拿出糖和零食,小若涵也經常躲在門後不敢露面。一段時間後,小若涵不但學會了玩玩具,還主動和李波玩耍。

到2015年5月活動結束時,小若涵已經變成了一個活潑開朗的孩子。李波走時,小若涵戀戀不捨,希望叔叔“常來陪自己玩耍做遊戲”。

半年後,REAP再次對這些試點孩子做貝利測試,結果讓研究人員很興奮,他們的貝利智力發育指數平均提高了12分。

張林秀稱,這意味着,不需要多麼複雜的介入,這些孩子的認知和語言水平就能得到提高。

2015年,李波和顏淑霞都拿到了由國家衛計委幹部培訓中心頒發的證書。證書上面寫着:在去年11月至今年6月商洛市嬰幼兒養育項目入戶指導活動中,因表現出色,被評爲“金牌養育師”。

建設村級養育中心,是REAP實施的第二個行動計劃,意在幫助更多家長學習養育知識。

張林秀說,從2015年6月第一批村級養育中心成立至今,REAP已經在陝西省50個試點村建立了養育中心,分佈在商洛、安康、漢中三市。

每個養育中心都有標準的親子活動設施、圖書、玩具等,還配備1~2個養育師,並在當地招募管理員。養育師由鎮上經過培訓的計生幹部擔任,他們每週三到中心,爲家長示範和引導如何做親子活動,同時講授一些科學育兒知識。

目前,REAP正在着手推進第三個行動,在人口密集的移民搬遷村建設超級養育中心。

2017年5月3日,REAP與商洛市沙河子鎮政府合作建成的中國首個移民安置小區兒童早期發展活動中心,在沙河子鎮柴灣社區陝南移民搬遷小區正式運行。這是REAP建設的首個超級養育中心。沙河子鎮有3000戶居民, 0到3歲的嬰幼兒有120多個。

張林秀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不管是養育師入戶家訪,還是建村級養育中心和超級養育中心,接受輔導的嬰幼兒家庭全部免費。“我們就想作爲一種公共服務來推廣,這是下一步國家發展的人力基礎。”

張林秀表示,REAP的經費主要靠項目組融資,雖然也有困難,但現在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和企業參與了進來。現在,僅支持REAP村級養育中心的就有7家機構。

“我們最早的夢想,是REAP的合作者和國內外資助機構能鋪滿我們宣傳冊一面,現在宣傳冊的兩面都快排滿了。”

爭取將0.1%的GDP

投入到社區養育中心

多位受訪的REAP成員認爲,REAP畢竟只是一個學術機構,更多的是通過科學研究,探索促進兒童早期發展的可行有效方式,依靠REAP長期投資人力物力財力來實施這些干預方案不太現實。最終的解決,還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都參與進來。

多位受訪者表示,官方已經認識到促進農村兒童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但是其中的細節還需要進一步明晰。

201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的質量提升。這次會議還提出“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2015 年 1 月,國務院發佈《國家貧困地區兒童發展規劃(2014~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兒童發展整體水平基本達到或接近全國平均水平。但該規劃並未提及, 在0~3 歲嬰幼兒早期養育階段,政府應該負哪些責任。

國家衛計委幹部培訓中心黨委書記、新家庭計劃科學育兒專家組組長蔡建華表示,在兒童早期養育方面,現有文件還是不明確,缺少具體的措施。

REAP中方主任張林秀說,上世紀60年代,瑞典等國家就開始注重嬰幼兒養育,但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投資極其匱乏。她說,嬰幼兒早期發展服務,應該納入貧困農村地區政府 基本公共服務的範疇。

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副教授、REAP營養健康項目負責人羅仁福,根據2016年中國教育經費使用情況算了一筆賬,2016年國家教育經費總投入爲38866億元,佔中國當年GDP的4.2%。其中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中階段教育、高等教育和其他教育所佔的比例,分別爲7.2%、45.3%、15.8%、26.0%和5.7%。但是在嬰幼兒營養和科學養育方面的投資,幾乎爲零。

蔡建華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部分投入應該納入政府的公共服務。“免疫接種、定期體檢等作爲兒童基本公共服務的一部分,這些年一直在做。現在貧困地區也在做嬰幼兒的營養補充等。但是對嬰幼兒養育問題的重視程度和投資,做得還遠遠不夠,還需要一些創造性環境。”

蔡建華說,國家衛計委、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等都在想推動這些事,他甚至還和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祕書長盧邁等預算過,大約要投入多少資金,能扭轉現在的局面。

REAP的一項調研結果證實,即便將兒童早期發展入戶指導服務納入農村地區政府公共服務範疇,所需支出也遠低於一些發達國家(如挪威,佔GDP 的 1.4%),及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國家(佔GDP 的 0.5%)。

蔡建華稱,現在全國0~3歲嬰幼兒有5000萬左右。隨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今明年這個數量還會增加。這些嬰幼兒中,大約三分之二沒有城市戶口。

在他的設想中,全國所有的村莊、社區,都應該有一個養育中心。以每個中心花費 6 萬多元計算,政府大約需要投入約 600 多億元。“去年中國GDP首次突破70萬億,600多 億元約佔GDP的0.1%。如果能佔到這個0.1%的比重,並落實到位,且資金用到實處,就可以有極大改觀。”

關於人力成本等後續性問題,蔡建華認爲,政府主要做的是啓動和兜底工作。人力方面,一部分仍可由現職的計生幹部或村幹部抽調專任。除了培訓經費,公共財政所負擔的人事支出可基本不變。一部分可由政府面向社會購買服務,經過標準認可、有管理能力的就可以參加。待服務模式成熟、公衆觀念認可後,自然會有民間資本和人力投入興辦。

在養育師職業化方面,蔡建華稱,全國有 5000 萬 0~3 歲的兒童,以美國目前的從業者人數推算,中國需要800萬人來做嬰幼兒早期發展的工作。他認爲,推動全國的政策,基本條件已經具備,包括干預模式的討論、職業標準的建立、測評工具的準備。

他表示,現在還在探索階段,一些模式正在形成,一旦有了一個明確的規範,獲得政府資金的支持,事情便做成了。

人社部已在2015年版《國家職業分類大典》中,增列一項“嬰幼兒發展養育引導員”。蔡建華稱,行業標準將盡快達成共識,衛計委先承擔培訓和建立標準的研究工作,成立協會,之後會交給民間機構,大量委託社會機構來做。

蔡建華稱,他們也請了專家一起做標準的研究。“過去幾年,爲規範行業有序化,國家總體上是縮減職業數量的,從2200多種砍到了1400多種。但這個‘嬰幼兒發展引導員’是新加進去的,這也能看出國家對這塊的重視。”

蔡建華認爲,只要嬰幼兒早期發展的重要性得到公衆認同,足以激勵社會資本投入,相關的行業規範、人才培訓和專業執照制度亦能逐步建立,這樣既能爲國家增加就業崗位,也有助於提升嬰幼兒的養育質量。

國際學術期刊《柳葉刀》在2016年發佈的兒童早期發展系列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 0~3 歲兒童缺乏有質量的早期發展服務,會給兒童、家庭和社會造成長期傷害。給 0~3 歲兒童提供有質量的早期發展服務,具有顯著的正外部性,可從源頭上提升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質量,是切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根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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