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我是不是活不成了？”
望着他那麼年輕的臉，看着他那雙充滿希望和祈求的目光，我本能地搖了搖頭。
“可別這麼想，孩子。你目前一切狀況都還好。醫學還要發展，全世界對艾滋病的研究在加緊進行，也許不久……”
我分明看見那雙眼裏的光亮暗淡了，那時一種早在意料之中的失望，那時一種對奇蹟不再期冀的失望。雖然我已不是第一次接觸艾滋病人，但他的目光還是狠狠地把我的心刺痛了。
“真的。現在咱們有一種藥，有些效果的，咱們來試試……”他似乎沒有聽到我的話，獨自在寒風中向前走去。
這是我的第三個艾滋病人，確切地說，他目前還是一個艾滋病毒（HIV）的感染者。在不久前回國入境時，他被檢測出HIV陽性。
他是一個普通人家的唯一的兒子，大學畢業後全家節衣縮食送他出國深造。幾年裏他與一位東歐的姑娘相戀，同居，卻不幸感染了HIV。那天，他站在院傳達室門口，穿一件藍色羽絨衣，幾縷短短的額發被北風吹得飄起，看上去很樸實、誠懇，甚至有些膽小。二十六七歲了，有時說話還不敢高聲。不知他從哪兒得知我給艾滋病病人治過病，輾轉找到我的電話號碼。一見面，我就覺得有責任挽救這個年輕的生命。
他告訴我，他的父母和家人至今都還不知道他感染了HIV，他沒有勇氣告訴自己的至愛親朋。他是大學生，又是留學生，回國幾個月了，應該出去找工作，可社會能接納他就業嗎？一旦就業，日常的醫療問題怎麼解決？國家沒有具體的規定，即使規定了，又能怎樣？假如有一天他生病了，需要打針吃藥甚至手術，他能不告訴醫生自己是HIV感染者嗎？他不願意再傳染別人，卻又沒有膽量爲了能使他人不受感染，而將自己暴露在公衆的驚詫、議論和歧視之中。他就這樣拖着，明知道拖不了多久，那“炸彈”遲早會爆炸的。家人能接受他嗎？社會能接受他嗎？如果他的病潛伏期較長，十年、二十年之內，他該如何應世？
我，能爲他做些什麼？
那是3年以前……
那年夏天，從北方某省轉來一個艾滋病人。
這是我第一次親眼見到的艾滋病人：他，50來歲，全身長滿了皮疹，臉上紅紅的有油性脫屑和滲出物，頭髮裏滲出更多，嘴裏有大塊的白癍，人很瘦。我們對他進行了單間隔離。
他，很怪，幾乎不說話。只要精神稍好，就整天看他自己帶來的那些有關艾滋病的書。差不多有一箱子。
他，也是個醫生。中西醫都懂。約一年前從非洲的某個國家返回時，就發現感染了HIV，幾個月後他發病了。聽說，他有病的消息不脛而走，他所在的科室，不再有病人上門，他本人住不進醫院，說是如果醫院收治他，其他病人就要集體出院。他的妻子也被拒之於單位門外，一雙兒女無法上學，糧店不賣給他們糧食。聽說，那些日子，該市衛生局接二連三地接到信件和電話，並不斷有人登門要求將此病人遷出本市。而且，在省級領導的直接關注下，他真的被轉到我們這個地方、我們這所醫院來了。平心而論，他及他的家人受到的遭遇是極不公平的，可這一切，他從未提起。他的目光總是那麼茫然，那麼認命，那麼不抱希望。似乎，人一得了這種病，便只能逆來順受。偶爾，遇上我要出差，我總是去給他買些可口的食物，或是請院裏的營養師問他想吃些什麼。每當這個時候，他的眼裏便會閃現出感情，才能看到他的眼淚止不住地流。
記得那年秋天
那天上午我去查房，正看見他妻子拿着一大包理髮用品進來。我心裏立時一陣歉然：我怎麼會如此疏忽呢，他入院幾個月了，還沒人給他理過發。整整一個夏天真夠他受的。我上前接過推子要給他理髮，那女人一把抓住了我手：
“大夫，別，別……”
“怎麼？你怕我理不好？在家都是我負責給丈夫和兒子理髮。”我輕聲地開着玩着。
那女人搖搖頭，指指丈夫那由於滲出極重、頭髮都粘成一塊一條的腦袋，輕聲說：“連我們自己都覺得髒，哪能讓您給理呀。”
我拿開了女人的手，一邊替病人圍上圍單，一邊說：“你看他滲出這麼嚴重，稍不小心就會把皮膚弄破，要是感染了他哪兒抵抗得了？我是大夫，知道怎麼既保護他，又保護自己。”
我明白，艾滋病是個令人猶恐避之不及的病，至今它仍代表着死亡。很少有人願意親手爲艾滋病人做點什麼。即使是我，如果在幾年前，我也許不敢像今天這樣，我也會感到恐怖。我聽說，北京協和醫院接收第一例外籍艾滋病人時，就曾在醫護人員中引起極大的惶恐。
在1985年夏天
那天，北京協和醫院外賓科轉來一位肺炎病人，因病情控制不住，發生呼吸衰竭，當晚9時許轉入ICU監護室。醫務人員對其進行了多種搶救，上呼吸機、插心導管、做深靜脈輸液插管、輸血等等。第二天清晨，即與其美國的私人醫生進行了聯繫，原來，這是一名艾滋病患者。
姑娘們喳喳開了。有人說：聽說這種病沒治。有人說：聽說傳染性很強，血液、空氣、飛沫都會傳染。恰好這時有位外賓來看病，護士們想，得這種病的盡是外國人，也許他們知道艾滋病的傳染途徑，於是就向那外賓詢問。
“艾滋病？太厲害了！”外賓說，“也許遠遠地望上一眼也會傳上。”
這下，外賓科的護士們可炸了窩了。
“咱們會被傳染上嗎？”
“我昨天還給他輸過血呢。”
有人甚至跺着腳大哭起來：“我怎麼這麼倒黴呀！”
也有人自己壯膽說：“我聽說，只有同性戀纔會傳染艾滋病，我又不是同性戀，我纔不怕呢！”
幾個小時後病人的呼吸停止了。兩位護士處理完屍體，通知太平間推走，竟遭拒絕。她們只好又自己推去。隨後的是整個病房大消毒。
福爾馬林整整燻蒸了24個小時，病人的所有衣物及兩個護士的工作服被徹底銷燬，病人用過的所有醫療用品也被付之一炬。能燒的都燒了，剩下的只有恐慌。直至有專家來作報告，告知大家艾滋病只有三條傳染途徑；在三個月和五年後，所有當時接觸過那個艾滋病人的護士均順利通過了HIV抗體檢測時，那恐慌的陰影才漸漸散去。至今，已經有10名艾滋病人在北京協和醫院走完了他們的生命之路，在最後的時日裏，他們得到了較好的護理。
1990年2月7日
中國衛生部防疫司負責人披露：在對中國雲南西部邊境的部分吸毒人羣進行血清監測中，發現146名HIV感染者。全國已累計報告HIV感染者194例，疫情涉及全國1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就在這年的10月，衛生部再次公佈，我國大陸居民中首次發現兩例艾滋病人且均已死亡，發現446例 HIV攜帶者。直至此時，“艾滋病”這個詞才真正闖人普通百姓的警覺之中。
各大醫院都有人來問，蚊子能傳染艾滋病嗎？握手、撫摸，接吻、共用餐具能傳染艾滋病嗎？空氣能傳染艾滋病嗎？
沒有人打聽什麼是同性戀，沒有人知道吸毒和共用注射器的嚴重性，更沒有人詢問什麼是安全性行爲。似乎這些並不重要，似乎這些離我們十分遙遠。
1990年，正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開始宣傳警惕艾滋病時，在我國某邊界省份的一些地方，靜脈吸毒竟成爲一種社會時尚。數千年輕人混跡其中，大多數人都共用注射器。這些吸毒的年輕人，爲了一時之快，拿自己的生命做抵押，他們很少有人知道什麼是HIV，怎麼會傳染艾滋病。按說，吸毒在任何國家都是被禁止的，屬於隱私性行爲，但是由於毒癮發作時難以忍受，急於找到毒品，他們通常以團伙形式活動。找不到乾淨的注射器，就大家共用一支，找不到乾淨的水稀釋毒品，就用污水，甚至用小便。他們認爲，團伙行動既安全又經濟。甚至還可以分享氣氛。更爲嚴重的是，爲了節約毒品和獲得更大的快感，有人想出了更加危險的吸毒辦法，每次注射毒品時，只注射1/3，經回血後再注射。不少年輕人出於好奇，陷入了困境。一些吸毒婦女爲了獲得足夠買毒品的錢，自願去賣淫。有關部門1992年對吸毒人羣較集中的幾個地方進行檢測，在依靠靜脈吸毒的282人中HIV的感染率高達49%。他們的配偶中也發現了有人HIV抗體陽性。那裏是我國的旅遊地，如果吸毒不被禁絕，誰將是下一個被感染者？
與吸毒者同處於危險邊緣的是鮮爲人知的中國的同性戀人羣。
男性同性戀是世界首推的艾滋病高危人羣。在美國疾病控制中心1981年關於艾滋病的報告中，首批發現的5名卡氏肺囊蟲肺炎和其後發現的 26名卡波濟氏肉瘤患者全是男同性戀者。在加利福尼亞，艾滋病患者的90%。是男同性戀者。在西歐、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艾滋病的主要傳播方式也是男性之間的******往。他們的某些性行爲，爲HIV的感染打開了方便之門。
我國迄今發現的HIV感染者中，男同性戀者的比例很小，但這並不能說明這個人羣在我國HIV的傳播中失去其重要性。因爲，艾滋病是一種潛伏期可達5~10年甚至更長的傳染病，中國發現的時間較短，而且，同性戀在中國是一個極特殊的人羣。
自北京艾滋病求助熱線（4266958）開辦後，諮詢員們接到過不少同性戀者的電話：“同性戀爲什麼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羣？”“哪些行爲是不安全的性行爲？”在熱線到公園舉辦的諮詢活動上，也不斷有人來問：“你們瞭解同性戀嗎？你們對他們怎麼看？”
作爲一個特殊人羣，作爲一個確實存在、不可被忽視又不被承認的人羣，我理解他們那種想探詢周圍人的態度的心情，他們不願把自己與艾滋病這種世紀絕症聯繫起來，從而使自己本來就十分不利的地位更加不利。但是，男同性戀的確是高危人羣，因爲他們多數人喜歡選用某種不安全的性活動方式。
我看到過這樣一個案例：一箇中年人，因多年與多個同性發生性關係而感染了肛周梅毒，不得已到醫院看病。醫生告訴他，最好去做個艾滋病檢測，卻把他嚇得以爲自己已經得病。從此，他上班不敢隨便走動，不給人警煙倒茶，不讓別人用他的物品，卻又忍不住要到特定場所與其他同性發生性活動。尤其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影響下，我國的許多同性戀者都是要結婚、要生孩子的，這就更增加了他們感染繼而傳播艾滋病毒的機會。
當然，不安全的性行爲不僅僅屬於男性同性戀。有資料顯示，“在越來越多的地方，婦女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比率正在接近、甚至正在超過男人。”
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泰國的性行爲“從業人員”達80萬，已有15~20%的妓女染上了艾滋病毒。對於視逛妓院爲平常事的泰國來說，到本世紀末，現有的20~40萬HIV感染者，或許會有16萬人發展爲艾滋病人而死亡，這意味着將有1/3的葬禮是爲艾滋病人舉行的。
隨着國門的打開，匿跡中國大陸近四十年的妓女賣淫又死灰復燃。儘管公安部門時常四處出兵，窮迫不捨，但商品經濟的衝出和短時間高額的收入，使大中城市和沿海開放城市的暗娼屢禁不絕。據悉，北京某區的一名張姓女青年，由於接待了幾次嫖客，而她自己也染上了嚴重的性病。據調查，賣淫者們很少使用或不懂得使用避孕套來保護自己，從而使他們極易感染上性病。根據專家經驗，大量的病例或因爲醫務人員缺乏經驗而漏診，或因病人怕暴露不敢就醫，或請江湖醫生治療而沒有報告。而性病患者感染HIV的概率要大大超出普通人。
有了吸毒者，有了賣淫者，有了那些不安全的性活動，誰能保證在中國不會出現因母體而感染HIV的嬰兒呢？
1987年6月
美國的一名遊客在我國雲南發病，被送進某人民醫院後，住院病人聞訊而逃，醫生護士自動離崗。美國駐成都總領事多方奔走，企圖爲其包租飛機回國，但沒有一個國家的民航願意合作，包括美方的飛機。
某省一名外院的學生，留學非洲時發現感染了艾滋病，被遣送回國。到達首都機場時，不論防疫站同志如何說服，校方就是不許該學生和其行李上車，說怕傳染。後來將該生遣送原籍後，當地衛生部門竟然拒收。連統計人口都不把他算在內。可他還沒有發病，還不知何時會死！
某大城市的一名女青年在婚前檢查時發現HIV抗體陽性，她決心與醫生合作，開展治療。誰知第二天，一羣戴防毒面具、穿防護衣和長統靴、戴橡皮手套的檢疫人員包圍了她的住宅，每人身上還揹着消毒噴霧器。她只能出逃。可她還想活下去，再次求助醫生，但舊戲重演，她再次逃走，從此銷聲匿跡。
和其他傳染病一樣，普通公衆害怕會傳染上HIV，這是正常的心理反應。但因爲艾滋病幾乎和死亡等值，人們對它的恐懼就達到極點。
對艾滋病人和HIV感染者始而恐懼、繼而歧視的事情不僅在我們中國有，幾乎在所有發現艾滋病的國家都有。在美國的舊金山，有450人艾滋病人無家可歸，在紐約則達到900人。這個問題多年以來引起了國際預防艾滋病組織的高度重視。
毋庸諱言，儘管醫學已如此發達，但是，不僅在我國，就是在世界也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杜絕偶發性的醫源性感染。誰敢保證HIV不會在某次意外的醫療事故中降臨到我們的身上！美國著名的黑人網球明星阿什，不就是在進行外科手術時不幸感染了艾滋病而最終去世的嗎？在轟動世界的法國血液案中，許多無辜的病人因輸入被污染的血液而血染絕症。那些因爲對艾滋病的鞏懼，因爲艾滋病與性有關因而對艾滋病人產生歧視的想法和行爲是愚蠢的，是一種偏見。同是地球生靈，我們怎麼能因爲懼怕自己被生命拋棄就歧視艾滋病人？我們有什麼權利爲保護我們的生而剝奪了艾滋病人活的權利！
歧視，歷來都不是一種聰明的舉動！
恐懼，永遠不能抵禦疾病。
到1992年12月
我聽說，德國柏林的自然博物館裏有一條碎石鋪就的小路。每一塊石頭上刻着一個名字，至今已有1000多塊。法國著名作家讓一保羅·阿隆、美國著名演員安東尼、霍金、由於電影《野獸之夜》而剛剛獲得“凱撒獎”的法國青年導演兼演員西里爾·科拉爾等等，他們都是西方各國文化、藝術界的名人，他們都是男性，他們都死於艾滋病。這條小路被稱爲“沉思地”，因爲，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在死亡不可避免之時，選擇了沉默。除了西里爾，他用自己最後的生命拍攝了人類第一部正面描寫艾滋病人生活的影片。
我們中國的艾滋病人大多數也選擇了沉默。就像我的那位能忍受一切的受滋病人那樣。但是，有一個青年，他不甘心就這樣在生活中消失，他寫了這樣一封信：
“HIV給我的前途打了個永遠的句號。你根本難以想象它給我帶來的巨大痛苦。我不能參加學習，不能畢業，生活無着。
“我從上學的城市被送回省城又被送回縣城時，我的病情已被廣爲傳播。現在，我的父親被單位停止了工作， 母親被街道解僱，我既無戶口，又沒有身份證，人口普查也不找我。任何部門、任何人都對我拒之門外，不聞不問。我有何罪！
“我才24歲，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齡，真不想就這樣結束自己。請告訴我，怎樣才能使自己堅強起來？”
這是一名大學生，是一名經過無數苦讀之夜和頑強搏鬥才終於從小縣城跨入高等學府、既而又出國留學的大學生，是一名曾經被當地引以爲自豪的大學生，只是因爲感染了HIV，從前美好的一切都變成隔世之夢。大學文憑、體面的職業、優越的社會地位和頻頻的出國機會都已離他而去。人們捕捉各種蛛絲馬跡來分析他在國外的生活，是不是夜不歸宿？有沒有嫖妓的可能？是不是同性戀或雙性戀？沒有了同學，沒有了社交，就連過去待地那麼親切的家鄉、故友，現在也拋棄了他，甚至於到了無視他存在的地步，他感到自己與周圍世界的距離正一步步擴大，他感到自己已不再屬於這個現實的世界。可他也許還要活上很多年！不難想象，那顆年輕的心受到了怎樣的傷害。
在國家預防和控制艾滋病專家委員會《致醫務人員的一封公開信》中有這樣兩句話：“疾病不應是對某個人的懲罰，疾病是全人類共同的敵人。每個醫務人員應該充滿愛心，用我們的雙手和知識去幫助受艾滋病威脅的同胞。”
1992年12月，中國的HIV感染者已增至969人。在第五個世界艾滋病日到來之時，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新的口號：預防艾滋病——一項全社會承擔的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