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
伴隨“老艾”的兩年
馬建國一家三口住在不足15平米的房子裏，衣櫃上、陽臺上滿滿地堆着各種各樣的盒子。走進馬建國的家裏就聞見一股濃郁的藥味，他躺在牀上微笑着。馬建國的妻子田芳兵將記者領進門，苦笑着說：“不好意思，原本家裏就不大，現在他躺着，家更小了。”
馬建國的牀裏邊放着上初中的女兒的一隻玩具小熊，田芳兵介紹說，三個人擠在一間房子裏，女兒很懂事，每天晚上都睡在沙發上。
馬建國戲稱艾滋病爲“老艾”，他已經發病兩年，也在牀上躺了整整兩年了。馬建國頭上有幾塊紅色的皮疹，跟你談話的時候，他會不自覺地在皮疹上搔搔。他的手指乾淨纖長，手臂卻骨瘦如柴。田芳兵說：“他以前很胖的，身體也很好，冬天睡覺都只蓋半截被子，可現在不行了，你看他天天躺在牀上，精神還不好，上、下午都要睡一覺。”
1999年6月22日，馬建國開始咳嗽。2000年1月9日，醫生髮現他已經有了嚴重的肺炎。
2000年8月底的一天，馬建國從躺椅上倒在了地上，身上好幾個地方開始內出血，田芳兵放在冰箱裏的藥物給他注射也不管用。接着馬建國每天上午發低燒，下午轉成高燒，並且病得連湯都喝不下。2001年，馬建國被確診感染了艾滋病。
田芳兵抹着眼淚說：“我的日子過得比誰都苦，他連翻身都不行，發病後很容易拉肚子，大小便都在牀上。”田芳兵掀開馬建國的被子，記者看到馬的右腿用紗布包着，腫脹得像個小磨盤一樣大，細心的妻子爲他墊了一個氣墊。由於常年臥病在牀，他的腳趾全部彎曲變形了。
最讓田芳兵時刻擔心的是老馬得病的事情泄露，影響到女兒。女兒在一個偶然的場合知道了父親的病，小女孩也學會了在外人的面前保持緘默。
故事2
兒子離去以後
陳志軍是上海市第一例被媒體追蹤的艾滋病人陳思的父親。
三年前，陳志軍是上海某機械廠的水電工。1987年，兩歲的兒子陳思患上了血友病，1998年，陳思在上海市兒童醫院查出患有丙肝，後被確診爲艾滋病。2000年6月20日，陳思離開人世。
3年後，陳志軍以前的住所早已人去樓空，爲了逃避往日的同事和鄰居，陳志軍在兒子去世後從市中心搬到了偏僻的市郊生活。
52歲的陳志軍頭髮差不多全白了，滿臉皺紋。他用一個黑色的皮包完整地保留着兒子的13年的病歷卡。當問及爲什麼搬家，陳志軍喃喃地說：“原來的地方住不下去了，兒子雖然已經走了，但大家看我們還是像看見瘟疫一樣。”
爲了照顧兒子的病，1999年7月陳志軍請了大半年假。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廠裏的同事終於知道陳思得了艾滋病。等陳志軍回到廠裏重新上班的時候，這才發現一切都改變了。
上班的第二天，陳志軍坐在廠車上，正在跟熟悉的同事說着話，突然傳來一個聲音——“小心他的口水”，本來有說有笑的車廂裏頓時鴉雀無聲。
陳志軍立刻決定，無論風雨再大自己都不坐廠車，而是騎車去上班。然而，改變還發生在其他方面。別的工人能把飯碗塞進食堂的窗口，但陳志軍的飯碗只能放在窗口外，食堂工作人員伸長手，遠遠地把飯菜倒進陳志軍的碗裏。
從前在總廠上班的陳志軍被安排到很遠的分廠上班，陳志軍拿着五級水電工證書，卻被安排去幹勤雜工，工資也從原來的800多元降成600多元。 放在車間裏的東西，會經常莫名其妙被扔出去。
1999年1月22日，陳志軍和妻子林佩華專門去上海市衛生防疫站做了檢驗，檢驗報告他們兩人爲HIV陰性。他們把這個檢驗報告拿給周圍的人看，可是情況並沒有得到改變。不堪精神壓力的陳一紙訴狀將同事告上法庭，後經法院調解撤訴。
兒子走了三年了，陳家也負債15萬。2003年4月，陳志軍的廠開始搞合資經營，他被精簡，廠裏給了他工齡買斷補償6萬元，陳志軍成了失業人員。而林佩華爲了照顧兒子的病，早就十幾年沒有上班了，每個月只有280元的生活補貼。今年，林佩華終於找到一份月薪500元的臨時工，她說：“我們還得過下去，還得還債。”
讓陳志軍驕傲的是，以前兒子雖然有病，但在病情穩定的時候從來沒有缺過課，他常常揹着陳思往返於學校和醫院之間。現在，家裏突然空了，夫妻兩人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就把電視的聲音開得很大，悶坐着。林佩華經常看着兒子玩過的玩具以淚洗面。
陳志軍念念不忘的是，13歲的陳思被送至上海市傳染病醫院艾滋病病房的第一晚，爲了瞞住孩子病情，林佩華特地交代值班醫生把孩子病牀的牌子換成“丙肝”。半夜，怎麼也睡不着的陳思偷偷從牀上溜下來，翻看旁邊病友牀頭的牌子，發現上面寫着看不懂的“HIV”。他搖醒媽媽：“他們得的是什麼病？”“他們是艾滋病，和你沒關係。”林佩華匆忙回答。“那我是丙肝，怎麼和艾滋病住在一起啊？”陳思馬上伶牙利齒地接上媽媽的話。
談話中，陳志軍反覆地說：“以前黑龍江插隊同學的孩子有的已經在念大學了，如果我們家思思在的話，也應該是個大學生了。”
故事 3
活在恐怖的陰影裏
電話聯繫彭偉民的時候，他的聲音很緊張：“在外面談談可以，家裏絕對不能來，孩子正在敏感期，外面來人他就起疑。”
稍微的磕磕碰碰都會讓彭偉民14歲的兒子彭航處於內出血的危險境地。2001年4月，彭航被確診爲艾滋病。接下來的日子，彭航經常坐在窗口，看着路邊川流不息的人羣。他只能一個人呆在家裏，自己玩電腦遊戲、看電視、看書，他很喜歡看古裝電視劇，而四大古典名著幾乎被他快翻爛了。
45歲的彭偉民已經開始謝頂了，兒子需要治療，妻子已經下崗，家裏所有的來源就靠彭偉民每月的1000多元收入。儘管在他的多方爭取下，醫院給了兒子免費藥物治療，但日子還是過得緊巴巴的。
彭航原來的成績是班上名列前茅的，但是使用雞尾酒療法以後，他經常嚷着頭昏，記憶力越來越不好，上課注意力也無法集中，並且開始消瘦。彭偉民對兒子的病情守口如瓶，學校對彭航感染艾滋病的事情仍不知情。
爲了保證自己和妻子的安全，他們跑到傳染病醫院去做HIV檢驗，結果發現HIV均呈陰性，他們是正常的。以後，彭偉民給兒子洗內衣褲的時候都是單獨洗，洗完後再倒些巴氏消毒液。拖地時也倒些巴氏消毒液，他會經常用酒精把遙控器和電話機擦一擦。如果彭偉民和妻子都沒有口腔潰瘍的話，他們會和兒子一起吃飯，彭偉民說：“小孩子敏感得很，如果和他分開吃，他嘴上不說，心裏肯定會瞎想。”
彭航正在換乳牙的時候，換牙要父親幫忙時，彭偉民會仔細地看自己手上有沒有傷口。他嘆着氣說：“家裏有一個這樣的孩子，就像放了一個定時炸彈一樣，我和他媽媽時時刻刻生活在恐懼中，害怕被傳染，也害怕孩子知道。”
今年8月24日，彭偉民爲兒子注射時，不小心將兒子用過的針頭扎進了自己的手指。彭航嚇得一把抓過父親被扎傷的手指，想把血擠出來。看到快急瘋的兒子，彭偉民心裏有了隱隱的預感：兒子已經開始明白真相了。有一天，彭航做作業的時候，媽媽在一邊嘮叨一下，彭航就煩起來，盯着媽媽說：“你們別煩我了，我活不了多久了，這日子沒法過了。”聽到這話後，彭偉民心裏又難過又害怕。
彭偉民惟一的宣泄就是找病友柯世雄傾訴。柯22歲的兒子柯子軒感染艾滋病已經一年半了。
彭偉民很害怕兒子變成柯子軒那樣。長期的雞尾酒療法和精神壓力，已經讓柯子軒的性格完全變了，他每天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唯一的娛樂就是玩電腦。柯子軒開始有潔癖，偶爾出去一會，他就要洗澡洗頭兩小時，把衣服從裏到外全部換掉，理由是“我不能接觸細菌”。柯子軒會經常搞一些惡作劇，把家裏的鐵鍋砸掉，把抽油煙機的油滴到竈臺上，或是用凳子在地上砸一個洞，然後告訴父母：“你們不要忘了，洞是怎麼出來的。”
有時柯世雄會勸勸兒子：“你這麼大了，要聽聽話，爸爸媽媽老了，都要走的。”柯子軒馬上就針鋒相對：“不要說了，我肯定走在你們的前面。”但最讓母親謝芳心驚肉跳的是，柯子軒已經開始出現強烈的報復情緒。每次注射藥物以後，柯子軒都會把針頭捏在手裏惡狠狠地說：“我恨死那些讓我感染艾滋病的人了，誰要跟我作對，我就用這個把誰幹掉。”
謝芳無奈地說：“以前想多掙些錢給兒子治病，現在一切都完了，他要什麼我就必須依他，對他我真是又愛又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