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高危人羣提供安全套，豈不是承認他們的違法行爲？未必。該打擊還得打擊，但是也得同時避免艾滋病在高危人羣中蔓延。色情服務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是違法的，警察都逮，除了北歐幾個國家外。在色情服務購銷兩旺的日本，我問起官員和學者，他們都說日本沒有色情服務業，因爲是違法的。但是東京新宿的街上，俱樂部、夜總會密密麻麻鱗次櫛比，都是色情場所。理論上不存在、實際上存在的色情業，是艾滋病的高發地，對此，地球人都知道。在咱們國也如此。而且咱們的警察打擊色情服務的力度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大。但是過去的鴕鳥政策，對色情服務的打擊採取“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的辦法，使得高危人羣更加高危。現在，中國也開始在高危場所提供安全套，而且在色情服務的“地下工作者”中間提倡用安全套，這是務實思路的體現。
這當然還得過道德關。給高危人羣提供安全套，豈不是承認他們的違法行爲？未必。該打擊還得打擊，但是也得同時避免艾滋病在高危人羣中蔓延。有統計說，如果中國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達到2000萬，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創造的社會財富全得給他們治病。咱們納稅人願意把稅金都給艾滋病人買藥嗎？那時候將沒錢修路，沒錢建橋，沒錢安路燈，沒錢辦學校，甚至沒錢養軍隊。這個後果真不可想像。發放安全套和這種決堤似的嚴重後果相比，怎麼做更道德呢？咱們中國人口基數大，最擅長的就是造人運動，每年新增人口一千多萬。感染者2000萬的數，稍稍放鬆就夠。這可是最可怕的達摩克利斯劍，就懸咱們國頭上。
照說“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道理是咱們老祖宗發明的，鴕鳥政策是西洋人發明的。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理論，西洋人用得反而比咱們好。咱們倒是深受鴕鳥政策之害。毒品氾濫就是明證。過去咱們曾經對毒品案採取不宣傳不公開的政策，以爲這樣毒品就可以不氾濫。結果是氾濫了，而且很難收拾。之後纔開始宣傳禁毒，宣傳遠離毒品。可此時，代價就大多了。有多少納稅人的稅金得拿去建戒毒所？有多少警察原本可以在街上拿賊的，現在要到戒毒所強制吸毒者戒毒。
賣淫的嫖娼的當然應該被譴責，當然都不是什麼好鳥。但是如果納稅人的稅金都得伺候他們去了，咱們就會後悔：當初還不如“兩害相權取其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