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一個人們熟悉而又倍感神祕、惶恐的場所，躁狂、妄想、歇斯底里與抑鬱——人們所害怕在自己身上發生的一切，都可以在那裏找到。
在那裏，他們得到治癒，或面對死亡。
“瘋人被囚在船上，無處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無際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給脫離塵世的、不可捉摸的命運。”這是法國哲學家福柯筆下的“愚人船”，在精神病院出現之前，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視爲需要“清理”和驅逐的社會多餘而被城市交給船工，任其流浪。
在古代中國，嚴重的病患也會被視爲家族的恥辱而被囚禁或流放。直到113年前，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國建立。
1898年，清政府風雨飄搖，在廣州，美國傳教士創辦了我國第一所精神病院。雖然比起歐洲晚了5個世紀，但也正因爲起步較晚，所以在建立之初，這所醫院就有着相對正規的管理體系，在權益、規範、康復等諸多方面都烙下了“文明”的印記。
這所醫院在我國精神衛生領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自此，“應治盡治”作爲精神病治療的基本原則被確立下來。
百年後，我國重性精神病患人數已超過1600萬，但精神病院牀位和執業醫師的數量與之的比值卻只有1：121和1：842。
精神病治療機構數量不足，經費也往往入不敷出，還面臨着人才的困境。“沒有優厚的待遇、沒有編制、沒有發展前景，拿什麼招人？”
巨大的歧視與排斥，使精神病院看起來更像是讓病人遠離現實世界的避難所，卻又讓醫護人員陷入了來自社會歧視的焦慮之中，更何況，同爲醫者，他們的待遇還不及綜合類醫院的三分之一。
社會康復體系的缺失，更讓已難負重任的精神病院成爲了重症患者的唯一併往往是最後一站。迴歸家庭，對大部分治癒者來說，是一個夢想。
但他們依然要撐下去，醫者、患者與家屬，一同化作了被刻意忘記的石雕，堅持，等待似乎永不會到來的關注。
精神衛生立法，承載了終結——至少改善這一切的萬衆矚望。
這雙眼睛緊盯着我，四十分鐘，沒有轉移。
偌大的食堂裏，只坐着我和他——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們的手相距不足10釐米，面面相覷，我看得到他眼睛裏細密的血絲，並感受着他的緊張，他不停地抖腳、搓手，嘴角不自覺地顫動……
“你好，我是小安。”他伸出哆嗦的手，滿是汗，冰涼而僵硬。
1988年，22歲的小安畢業於某名牌大學的財會專業，是那個時代的“天之驕子”，被衆人仰視。由於成績優異，還未畢業，他就被某著名央企的高層領導一眼相中，並用三顧茅廬的執着請走了他。
自上崗之日起，小安就包攬了所有的榮譽：先進工作者、優秀幹部、項目帶頭人……三年後，他成爲這個大單位裏最年輕的“主任”，當年年底，他分得了一套90平米的單元房，迎娶了相戀多年的北京姑娘，抵達事業愛情雙豐收的巔峯。
小安驕傲地講述着曾經的輝煌，他清晰地記得每一個榮譽，每一個關鍵的年份，他的眼睛逐漸明亮，嘴角上揚，彷彿進入另一個時空，享受着昔日的榮光。
“彷彿是上輩子的事了。”他忽然哽咽，望着我。
1992年夏天，他突然病了，毫無徵兆。單位領導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告訴醫生，他半夜在單位溜達，誰勸也不理，他呆滯地跟在同事身後，直到進入女廁所，他認爲所有人都在議論他，想要殺害他……
“我不記得了，不知道是因爲病了，還是因爲不想記得。”小安囁嚅道。
從此，小安跌進了地獄。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裏，小安反覆住院，直到2003年，他的家人和工作單位都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再也沒有把他接出去過。
混沌的二十年，小安的父母相繼離世，妻子也離開了他，唯一的哥哥會在每年年底來醫院繳費，順便探望他一次。
“哥哥……”小安的聲音支離破碎。與小安最要好的護士告訴我，去年年底，小安的哥哥來醫院探望他，一米八的小安匍匐在地上，抱着哥哥的腳，哭得像個孩子。
小安最愛唱的歌是《少年壯志不言愁》，因爲他的哥哥是個警察。
哥哥並不如我想象的那樣高大，他坐在我對面的沙發裏，瘦弱、疲憊、無奈。一下午的談話裏，他說的最多的話是，“我真的沒有辦法”。
最初的幾年，小安的哥哥帶着小安訪遍了全國的名醫，甚至嘗試了偏方、佛道之法、“跳大神”……直到專家告訴他，“這至今仍是世界難題。”
爲了小安，他花掉了所有的積蓄，放棄了相戀七年的女友。“我也要生活。”他幾乎是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你能理解嗎？”
2003年，已經40歲的哥哥帶着鋪蓋卷做了“倒插門”女婿，住在女方家購買的40平米的老房子裏。
2005年，新家添丁，女方家決定賣掉這個老房子和岳父母的宅院，換一個100平米的新房。
於是，小安的哥哥終於有了寬敞明亮的家，岳父母便住在小安的房子裏。嫂子允諾，給小安付一輩子的住院費，“也算是仁至義盡了。”小安的哥哥小聲說。
三年前，小安的醫生告訴哥哥，小安可以出院了，“他已經能夠恢復正常生活，但是要堅持吃藥，要有人監護和照顧。”
“誰來監護和照顧？他住在哪兒？”小安的哥哥不停轉着手裏的杯子，“而且，我妻子也不同意。”他想了很久補充說。
於是，“心懷愧疚”的哥哥最害怕的事情便是探望。“每次見小安，我都一個星期睡不着覺，就像死過一次。”
“那麼，小安要一輩子都生活在那裏嗎？”我問。哥哥一直沒有回答。
“我想回家，我要回家……”小安泣不成聲，“我會堅持吃藥，我可以找到工作，我能自己生活。”
兩年前，小安開始自學中級會計師教材，做了整整兩本筆記。“現在就是用電腦做賬，我可以學。”
小安的醫生張瑩說，小安還有輕微的幻聽症，但是帶病也完全可以生活。“可他哥哥不簽字，監護人不願負責，我們就不能把他推向社會。”
於是，小安就一直住在醫院裏，年復一年。張瑩幫他買了各種教材，但是又不敢告訴他，他很可能一輩子都用不到。
小安對我很新奇，“你是外面的人，我見過的第一個記者。”同時，他又異常的敏感，一直瞪大眼睛直視着我，近乎苛刻地觀察我的每一個反應，“我討厭歧視，我和你們一樣，除了偶爾的‘小問題’，我們不是瘋子和傻子！”小安大聲說。
他甚至知道我爲什麼而來，“最近公佈了《精神衛生法（草案）》。”小安略顯憤怒地說，“爲什麼大家都關注極個別的‘被精神病’現象，而不關注我們？我們纔是真正的適用主體！”
小安每天都看電視、聽半導體，閱讀英文的《CHINA DAILY》，他提出了幾十條意見，已經交給了院長。“我很失望，看不到出口。”
我趕緊安慰他：“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你要有耐心。”小安只是直視着我，沒有表情。
採訪結束後，小安送給我一個用珠子穿的聖誕老人掛墜，他在手工課上學做的，他想了很久，似乎想說什麼，終究又沒有說。
他依然直視我，我看不出那眼睛的背後是什麼，只是在後來的很多天，都難以忘懷。#p#副標題#e#
傷痛
——我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人數超1億
“精神病患者”——一個被填充了排斥、歧視，甚至是暴力色彩的詞彙。
所有以正常人自居的人都認爲這個詞彙離自己很遙遠，那是另一個陌生的世界。而事實上，幾乎在每個人身邊，都有精神病患者的存在。
1億！
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在2009年公佈的數據，我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人數在1億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數已超過1600萬。
也就是說，每13個人中，就有1個是精神疾障礙者，不到100個人中，就有1個是重性精神病患者。
這個羣體已經龐大到無法用界限來劃分，也容不得任何抗拒與疏離，他們融合在無數的家庭和人際關係網中，與“正常人”血脈相連、肌膚相親。
“這個比例還在快速上升。”楊甫德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表示。他有着多重身份——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執委會主席、北京回龍觀醫院院長、《北京市精神衛生條例》和《精神衛生法（草案）》的重要參與者。
在上世紀50年代，我國成年人羣精神障礙患病率還僅爲2.7%，到了2009年，這個數字則達到17.5%。
其中，上升最快的是號稱“第一心理殺手”的抑鬱症。據疾控中心公佈的數字，目前我國抑鬱症發生率已經達到4%以上，需要治療的患者人數已經超過2600萬。
由於缺乏對精神疾病的瞭解，很多病人不知或不願求醫，病情往往加重。大量重症患者需終生與藥物爲伴，他們長期失業，耗光了積蓄，變成家屬的負擔。
比經濟負擔更沉重的是，重性精神病患者在對抗病魔的同時，還要忍受藥物副作用，並隨時面臨併發症的困擾。
由於長期服藥，很多重性病患者目光呆滯、表情怪異、動作緩慢，心腦血管疾病和腫瘤如影隨形。他們陷入了惡性循環：遭遇越來越兇猛的病魔，越來越嚴重的歧視。
於是，15%以上的人選擇用自殺來結束自己漫無邊界的痛苦和悲傷，成爲構成我國自殺人羣總數的大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襲擊、突發死亡。
“這一人羣的平均壽命少了20～30年。”楊甫德沉重地說。
與慘痛的後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絕大多數人患病而不自知。“尤其是抑鬱症患者。”據調查，抑鬱障礙患者從未就醫者高達62.9%，在現有的抑鬱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恰當的藥物治療。
無知、偏見、恐懼、躲避，這個脆弱的羣體甚至缺乏本能的自救。
“學會面對。”小安一字一頓地說，“先要面對，才能拯救。”
救贖
——精神科牀位每萬人僅1.04張，註冊精神科醫生僅1.6萬人，護士嚴重不足
1億精神病患懸於陡崖，病魔、負擔、歧視如不斷加碼的巨石，而另一邊，“救命的稻草”是虛弱的醫療衛生體系。
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統計，截至2005年底，全國精神疾病醫療機構僅572家，共有精神科牀位13.2萬張。照此計算，全國平均精神科牀位密度爲每萬人1.04張，遠低於世界平均數每萬人4.3張。
僅比對現狀：13.2萬張牀位，1600萬重性精神病患，杯水車薪。
況且，僅有的資源還集中在發達的東部和東南沿海地區，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很多區縣、甚至地市級城市都沒有一家精神疾病醫療機構。
求醫的願望無法實現，排斥的心態得償所願，在一些地方，人們把精神病患者用高牆鐵鎖“囚禁”，任其自生自滅。
即使在一些發達城市，情況也不容樂觀。以海淀精神衛生防治院爲例，按照營業執照，應該是76張牀位；現實中，牀位已經被迫增加到300多張。
“我們在2009年就一直申請擴編，但始終沒有迴應。”該院院長王誠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表示。
編外的牀位比在編的多，這導致醫院的病房、醫療設備、基礎建設都早已無法滿足需求，這在基層機構裏已是通病。
更加千瘡百孔的是醫務工作者隊伍。據統計，我國共有註冊精神科醫師1.9萬人，每7萬人中產生一位。與1600萬重性精神病患比對，每位醫師對應842人。
在這背後的原因是，開設精神衛生專業的院校屈指可數，智力支持長期斷流。碩果僅存的少數“專家們”又很可能因爲工作環境、待遇等原因更願意進入綜合性大醫院、心理診療中心，甚至是改行，最終落腳在精神衛生醫院的堪稱“罕見”。
因此，幾乎所有的精神衛生醫院都長期面臨人力不足的困境，“全年招聘”已是常態。
於是，產生了這樣的數據——在北京某基層精神病醫院中共有200多位醫生，平均每位醫生要負責20名患者，是綜合性醫院的5倍，而且，隊伍每年的流動量在20人以上，其中，有“醫師資格證”的不到5人，數十年來沒有發表過學術論文。
比缺醫生更可怕的是缺護士。精神病患者往往需要更多的監護和照顧，可現實是，所有精神衛生醫院的護士數量都嚴重不足，甚至在個別醫院裏，一個護士要管幾十個病人，而在綜合性醫院裏，相對應的比例爲1：2.5。
由於護士的專業定位不明確，“在任何領域和科室都能幹”，所以流動性非常大。“精神衛生醫院待遇低、壓力大、風險高，甚至還要承受社會歧視，所以大批護士選擇了離開。”楊甫德說。而他所負責的回龍觀醫院堪稱是我國條件最好的精神衛生醫院之一，即使如此，“每年招來的護士至少要流失三分之一。”
而且在我國，精神病院這個無論從量還是從質上都難堪重負的機構，幾乎是患者的唯一選擇。“我國沒有任何康復體系，這導致精神病院成爲製造殘疾的兇手。”身爲海淀精神衛生防治院院長的王誠如是說。
許多國家，精神病康復體系包括專科醫院、社區康復中心等，旨在幫助患者早日迴歸社會。而在我國，基層精神病院是重症患者的唯一併往往是最後一站。在這裏，很多人住了幾年、十幾年，至幾十年，無形的囚鎖困住了他們的心靈，他們遠離人羣、社會、正常的生活，直至他們完全康復，也無法找到歸途。
牆上掛滿了阿憶的油畫，那是他對“外面”的幻想，色彩凌厲、線條模糊。五年前，阿憶就已經完全康復，但是，他選擇在醫院裏度過餘生，因爲在“外面”等待他的是冷漠的家人、陌生的世界和一無所有的惶恐。
“你給我錢，我都不會出去，我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阿憶已經在醫院裏住了20多年，他最害怕的是地鐵。“四通八達，不知去向。”
“我們已經嘗試着建立社區康復和救助中心，讓患者回歸社會。”2010年初，在意大利特倫託市精神衛生專家的指導下，北京市首家社區精神衛生康復中心——海淀區社區精神衛生中心八里莊分中心終於掛牌成立。
一年多以來，類似的機構在努力繁衍，但遭遇的阻力早已超乎想象。“最大的困難在於我們沒有完善的志願者隊伍。”在康復中心，主要由志願者照顧和引導患者的生活，幫助他們融入社會，而現在，志願者不足40人。
“冰冷、孤獨、無助。”小安如是描述“他們的世界”。
